他是原中顧委委員，離休后享受正部級待遇，活了103歲

他的經歷很不平凡，103歲的人生中，大部分的時光都獻給了國家和黨。在戰爭年代、和平年代，他都發揮著了不起的作用。他的光輝事跡，值得我們學習。他就是袁寶華。

1936年，20歲的袁寶華在北京大學沒讀完書，就揣著剛轉成共產黨員的身份回了河南。那會兒國家亂得很，日本鬼子還沒打到南召，但當地的漢奸、土匪和反動地主攪得老百姓不得安生。當時村里有個地主仗著有槍，霸占了十幾戶人家的地，袁寶華聽說后，夜里帶著幾個進步青年摸進地主家，偷偷把地契抄了出來，第二天貼在村口大樹上，逼著地主把地還了回去。

他回南召前，在北大就跟著進步學生搞過救亡運動，見過街頭的難民、聽過前線的炮聲，心里早憋著股勁兒要干點實事。1937年冬天，21歲的他受黨的派遣回家鄉，公開身份是南召縣抗敵自衛團政訓主任，說白了就是借著這個名頭發動群眾抗日。他腦子活泛，一邊給自衛團講抗日道理，一邊偷偷聯系進步分子，沒少跟那些地頭蛇斗智斗勇。1940年冬天，局勢更緊了，他輾轉到了延安。路上被偽軍盤查，他假裝是貨郎，把黨的文件卷在貨擔底層，硬是靠著一口地道的河南話混了過去，等過了封鎖線，后背的汗把衣服都浸透了。

到中組部報到時，人家問他想干啥，他想都沒想就說要去黨校學習。在延安的三個月，他跟著學哲學、馬列著作，聽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講話，每天天不亮就起來背書，筆記本記滿了三大本，連吃飯時都在跟同學爭論“群眾路線到底咋落地”。

抗戰勝利后，袁寶華跟著隊伍到了東北。1946年元旦，他在通遼下了火車，那會兒通遼剛解放，之前派來的干部被國民黨先遣軍和土匪害了，城里一片亂。他和戰友們組成城市工作團，白天挨家挨戶發動群眾，晚上就住在老鄉家的土炕上。有戶大娘見他凍得直搓手，半夜把兒子的舊棉襖塞給他，說“穿暖和了才有力氣打反動派”，這事兒他記了一輩子。他還帶著工作隊清剿殘余土匪。有一回，在山坳里被十幾個土匪包圍，他讓隊員們隱蔽，自己站出來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你們家里也有爹娘等著”，愣是說動了兩個土匪放下了槍。

后來，他成了吉江省委干部科長，沒多久長春失守，省委解散，他又被派去乾安當縣委書記。在乾安的近兩年，他算是把“群眾”倆字刻進了骨子里。東北的冬天冷得能凍掉耳朵，他裹著棉襖跟農民一起刨地，晚上就睡在老鄉炕頭，聽他們說心里話。

有一年村里鬧糧荒，他把自己的口糧分給三戶人家，自己啃了三天土豆，結果暈在了地頭，被老鄉抬回屋里灌了碗熱米湯才緩過來。他常跟身邊人講：“解放戰爭就是農民戰爭，你不把他們當親人，誰給你抬擔架、送糧食？”后來他又調到洮安縣，不管到哪兒，兜里總揣著個小本子，記著誰家缺糧、誰家有困難，轉頭就想法子解決。那些年在東北，他見過太多老百姓拿出最后一口糧支援前線，也更清楚：革命能成，靠的就是這一碗一筷攢起來的信任。

新中國成立后，袁寶華的戰場從農村轉到了工廠。他先在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當秘書長，天天泡在鋼廠、礦山，看著工人們把廢鐵煉成鋼，眼里全是勁兒。1949年下半年，劉少奇帶回來的蘇聯專家到了鞍鋼，他跟著專家三班倒，學看煉鋼爐的火焰顏色，記各種參數，筆記本上畫滿了爐溫曲線，比技術員的還詳細。有一次，專家說某種鋼的成分配比，他連夜查資料驗算，發現數據有誤，第二天跟專家一核對，對方豎著大拇指說“中國干部了不起”。

1953年，他從蘇聯回來，帶回了參與起草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驗，還有跟蘇聯專家談判援助項目的門道。那會兒國家缺技術、缺人才，他就跟著蘇聯專家學，從煉鋼的火候到工廠的管理，一點一點啃。談判桌上，他為了爭一個項目的設備型號，跟專家據理力爭，說“咱們得按中國的實際情況來，不能照搬蘇聯的”，最后硬是讓對方改了方案。

再往后，他官至國家經委主任，管著全國的工業生產，卻總說自己是“從車間里爬出來的”。1985年，快70歲的他又被派去當中國人民大學校長。上任第一天就去學生宿舍轉，見有學生抱怨食堂飯菜差，他第二天就蹲在食堂后廚看了半天，當場讓師傅們調整菜譜，還跟后勤說“學生吃飽吃好，才能安心讀書”。1995年他離休，享受著正部級待遇。這時候的袁寶華已經上了年紀，他沒想安逸度日，還是和以前一樣愛往學校、工廠跑，跟年輕人聊過去的事兒。

2019年5月，這位走過103年風雨的老人在北京去世，人們想起他時，記得的不只是那些頭銜，還有他常說的那句：“干革命、搞建設，說到底就是把日子過好，讓老百姓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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