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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滿身標簽的東亞人來說,樸贊郁被好萊塢打上“工賊”烙印這個新聞,似乎特別微妙。
就在本月初,美國編劇工會(Writers Guild of America,下文統稱“WGA”)宣布對多位會員違規行為進行不同程度的處分,其中最受關注的人物是被工會開除的樸贊郁和唐·麥凱勒,工會方給出的原因是他們在罷工期間為HBO迷你劇《同情者》做了編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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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者》
在人人皆對“資本”陰謀風聲鶴唳的經濟下行期,對于好萊塢底層生存艱難的普通打工人來說,工會是ta們生存的重要保障——這聽起來像是一出東亞“卷王”被工會鐵拳懲罰的滑稽丑聞,但事情后續的發展卻說明似乎并非如此。
事實上,樸贊郁的“工賊”烏龍似乎并不會對這位大導演產生人們想象中的嚴重影響,WGA下達的處罰也沒有表面上看起來的師出有名,但好萊塢歷史悠久的“工會”制度,卻是我們普通勞動者值得補課的知識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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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統成熟的好萊塢,工會不止一個,WGA是編劇工會,DGA是導演工會,光是這兩個貌似訴求一致的工會,其實也有矛盾。
樸贊郁可以被當作一個經典案例,因為他是一個典型的作者型電影人,意味著他常常自編自導,同時他這種量級的大導演也成為了其執導劇集《同情者》的聯合核心總監(showrunner),這則意味著他在撰寫劇本和執導劇集這兩件事之外,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而他在2023年的WGA罷工期間到底做了什么?這些工作是否被判定為WGA管轄范圍中的“寫作”即“編劇行為”?不僅是資本家和無產階級、“工賊”與工會之間有爭端,在這件事上,甚至可以細化到不同工會間的意見相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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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切割術》
在WGA官方宣布開除樸贊郁后,樸贊郁方通過公司發表聲明稱,其為HBO拍攝的劇集《同情者》在2023年編劇罷工開始前就已經完成了全部劇本和拍攝工作,而罷工期間進行的是后期制作環節。
在這個環節中,樸贊郁和唐·麥凱勒收到HBO對現有故事的修改意見,兩人便針對這些意見舉行了一場小型的“頭腦風暴”會議,內容是討論能否用現有拍攝素材達成故事設定的改動。兩人清楚工會在罷工期間的規定,于是在罷工期間并沒有對劇本做出任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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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者》
工會制度中有一個“警戒線”(picket line)概念,最早意為工人領袖與支持者在工作場所外示威抗議的區域,一旦一個工人在罷工期間跨過這條警戒線進入工作場所,便被視為“工賊”。樸贊郁深陷的這場“工賊風波”,表面上的關鍵問題在于“這條罷工警戒線到底劃在哪里”?對此,不同工會給出的指導完全不同。
在WGA規定細則中的“A至H”條款,詳細列出了被認為是“編劇行為”的各種工作,其中包括“根據劇本進行時長調整”“對影片編劇給出意見反饋”“對影片演員進行口頭語言執導”等細節,這些要求對那些同時是多個工會成員的電影人來說混亂又令人迷惑,當編劇工會宣布罷工,而導演工會、制片人工會正常工作時,身兼數職的人該怎么做?
很明顯,同時作為《同情者》劇集總監、執行制片人、導演、編劇的樸贊郁不知道正確答案,他踩的正是“A至H”這條警戒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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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者》片場
回溯歷史,1973年的好萊塢編劇罷工中上演了類似一幕,15名會員受到WGA懲罰后,事情鬧到了國家勞工關系委員會(NLRB),在聯邦機構NLRB認定WGA違規后,這件事最終來到了美國最高法庭。事情的結果很簡單,法官認定不僅是WGA并沒有在法定合約中寫明禁止“A到H”條款中的行為,并且這些所謂“編劇行為”實際上應該被認為是劇集制作人或是總監制的工作。
根據《綜藝》在1984年的報道,WGA在編劇罷工談判中提出了“將‘A到H’禁令寫入合約”的要求。2023年編劇罷工沒開始幾天,工會的對立面“大廠”中的迪士尼就發函強硬要求旗下劇集總監(往往也承擔一定的編劇和導演工作)繼續履行職責,同是工會的DGA也下場“倒油”——
想象一下你是一個自編自導的電影人,是兩個工會的雙重會員,導演工會發通知告訴你,編劇工會的罷工規定違反了導演工會的“不罷工條約”,付你薪水的老板也敲打你需要繼續工作,那么似乎你選擇做什么還是不做什么,都在某種程度上是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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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一面,WGA似乎蠻不講理,用繁文縟節緊緊束縛住會員的“打工自由”,那為什么那么多人要加入工會?自然因為它保護了大多數小人物的權利。
我們在前文說樸贊郁被開除對其本人沒有太嚴重的影響,因為樸贊郁是“大人物”,和他一樣被WGA拉了“黑名單”的“大人物”們還包括史泰龍、喬治·克魯尼這樣的超級明星——此外,始終不愿意加入工會的還有昆汀·塔倫蒂諾,人們在《好萊塢往事》未獲得WGA頒獎季提名的那一年突然反應過來,他原來從都不是WGA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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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萊塢往事》
從雙方各執一詞的局面看來,樸贊郁和麥凱勒如若借鑒1973年的經驗進行上訴,或許是他們回到WGA的唯一辦法,但樸贊郁似乎并不需要這么做,因為1947年的塔夫特-哈特利法案對美國工會作出規范,聯邦法律層面本就禁止WGA將好萊塢徹底壟斷封閉,即使被開除或是達不到進入工會的條件,編外編劇只要定期交納一定費用,依然可以參加WGA項目,某種程度上依然受工會和大廠之間的協議保障。
“黑名單”中的大人物們的確失去了工會在薪酬、保險、署名、人脈各方各面的資源,也像塔倫蒂諾一樣永遠無法獲得作為每年奧斯卡頒獎季風向標的WGA獎項提名,但無需工會出面,大人物們的高時薪律師會為ta們爭取到天衣無縫的好待遇,公關公司也會為頒獎季鋪平道路,各大制片廠也早已準備好應對非工會成員為其工作的機制。
但如果你是一個沒有WGA保障的好萊塢小編劇,當你撰寫的試播集劇本沒有被制片廠預訂,你甚至可能拿不到一分錢報酬。對那些小人物來說,工會提供的最低工資標準、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都更關乎生計,而非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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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手的決心》
對美國影視龐大工業系統里各個部門的“螺絲釘”來說,一個成熟的工會能給ta們帶來尊嚴,不論是精神上還是物質上。我們對“工會”其實并不應當太陌生,因為它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產物,《工會(工聯)它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中說,資本是一種集中的社會力量,而工人只擁有自己的勞動力,工人的社會力量僅在于數量,卻被其分散狀態所破壞。對于好萊塢底層人來說,工會就是將他們力量集中起來的途徑,而編劇這個被資本家壓制嚴重的工種,尤其需要工會的保護。
舉例來說,樸贊郁“違規工作”的那場好萊塢罷工,WGA對大制片廠的一個重大訴求是解決“迷你編劇室”(mini rooms)問題,所謂的迷你編劇室,本質是將編劇行業變成一種零工經濟,縮小一個項目的編劇規模,壓榨中層編劇勞動,在項目剛有雛形時就將前期編劇“遣散”,是典型的“殺雞取卵”,也是經濟下行的好萊塢壓榨普通編劇剩余價值的極致表現——即使你為其做了前期工作的影視大火,其后期賺取的利益也與你無關。
而為這樣的壓榨向大廠提出抗議,就是WGA的責任。在2023年WGA和大廠最終的談判結果中,編劇們獲得了階段性漲薪、與后期收益掛鉤的獎金保障、規范制片廠對AI技術的使用等成果。不僅是編劇,擁有16萬會員的美國演員工會后期也加入了這場罷工,并獲得了歷史性的談判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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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切割術》
或許正是因為這場罷工的成果,工會董事會對“大人物”樸贊郁的處罰才如此嚴苛。在調查前期,WGA委員會得出的結論是樸贊郁和麥凱勒在罷工期間所做工作的確違規,但并非明知故犯,而是對自己在后期制作中的角色判定出了無心之失,只需要做私下警告。但工會董事會無視了調查委員會的意見,做出了直接開除的決定。
樸贊郁得知后雖然覺得冤枉,卻忙于新片《無可奈何》的后期制作無暇上訴——這部新片入圍了今年的威尼斯電影節主競賽單元,很應景的是,新片原著名為《斧頭》,講的正是人到中年突然被“砍”掉職位的絕望打工人憤起殺人的故事,傾瀉的也是對資本主義的控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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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奈何》
在這一批WGA的懲戒名單里,樸贊郁可能是最大名氣的會員,也是受懲罰最重的,我們很難相信這不是WGA“殺雞儆猴”的政治表態,用開除一個“大人物”來強調工會團結的嚴肅性和重要性,強調罷工成果是如何得來不易。
但同樣在2023年的好萊塢罷工運動中做了“擦邊”工作的《美國恐怖故事》劇集總監瑞恩·墨菲和《死侍3》主創們沒有受到相應的處罰,讓人不得不懷疑這場表演性質的權力展示開始之前,“獻祭”對象的選擇標準是否摻雜了正在右轉的好萊塢對一個東亞外來者的天然排斥。
我們幾乎不可能看到美國影視工業“消滅雇傭勞動制度本身和消滅資本權力”的那一天,而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政治,好萊塢工會遠遠不能算得上完美,你可以看到不少好萊塢工會成員在社交網絡和播客里匿名抱怨,但對那些漂泊在洛杉磯的“小人物”們來說,它是所有壞選擇里最好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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