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個縣城，都藏著一所失落的縣中

圖源：《超脫》

• “二茶”是芥末堆的一則小欄目，它可以有多重意思。一則指二窨茶，茶葉在相對密閉的環境下發酵和蒸熱；再來寓意二人品飲對談，漫天卷地的聊聊二手故事，如人飲茶，甘苦自知。

曾經，它是孩子們離開鄉土、抵達未來的必經之路；如今，卻像一座緩慢下沉的站臺。榜單不再閃光，課堂里流失的不只是學生和老師，還有最后的信任。縣中的退場，不只是教育的敗退，而是整整一代人被困在原地。

李曉，既是縣中走出的孩子，也是后來在世界各地實踐教育的人。他在沙特的舞蹈課堂里，看見小女孩們脫掉鞋子在木地板上旋轉，在印尼的咖啡館里聽青年辯論哲學。再回望東北的縣中，只剩下沉默的榜單和潛規則的暗道。兩重身份之間的落差無需多言：教育曾經是一些人的出口，如今卻成了困局。

出口與困局

李曉：縣中的危機，不只是學校在衰敗，而是整個縣域社會在悄然退出教育競爭。它不再是通向外面世界的入口，而像是一條逐漸封閉的路。

左希：這個判斷從哪來？是個人經歷帶來的，還是一種更普遍的趨勢？

李曉：更多源自我的經歷。我出生在東北一個資源枯竭的城市，父親是高中數學老師。我靠數理化走出縣城，后來在北科、清華讀書，又進入教育行業做海外業務。但每次談起縣中，目光還是會回到父親曾經教過的那所學校。

左希：在你記憶里，縣中是什么？榮耀，還是束縛？

李曉：在更早的年級，學校里還帶著點榮光；可到高中我去了大連，差距才真正顯現。老家的那所縣中，學生早六點到晚九點、月休半天，成績卻一路下滑。1999年以后再沒有清北，今年幾乎連211都沒有。

左希：不只是分數的問題吧？

李曉：是。最明顯的是師資的斷層，年輕人來了又走，骨干教師調走不回。清北已經斷檔十多年，榜單年年空白。學生在流失，老師在流失，縣中漸漸成了一具空殼。

左希：所以你說的，不只是學校在敗退，而是整個縣域社會在抽身。

秩序的反差

左希：你小時候是在縣里讀書的嗎？

李曉：是的。小學、初中都在老家讀。父親經常在家里備課、批改作業。我從小數理化成績就不錯。只是后來出國做教育項目時，我才真正意識到另一種路徑。

左希：什么樣的場景？

李曉：在沙特的一節舞蹈課上，我看到小女孩們脫掉鞋子，在木地板上旋轉；在印尼的咖啡館里，青年們自由辯論社會學、博物學、哲學。那一刻我才明白：教育不是分數訓練，而是一種讓人有勇氣去開口、去表達、去呼吸的秩序。

沙特女孩在校園中訓練舞蹈

左希：和你當年的縣中比，最大的落差是什么？

李曉：縣中更像一臺巨大的機器。學生從早六點到晚九點，一個月只放半天假，像零件一樣被安排好節奏。所有的努力都朝向分數，卻沒人關心你是否能開口、是否會思考。拼命程度更甚，結果卻更差。

左希：可是你還是考出了好成績。

李曉：2005年高考，我排進了全縣前十，那是我離開縣城的通道。可同學們呢？很多人沒那么幸運。有人勉強考上普通二本，畢業后進了電子廠，擰螺絲十二個小時，月薪五千，至今困在流水線上。

左希：類似的場景最近在一段視頻里也出現過。一家勞務中介面對排隊的青年人大聲囑咐：“面試時都說自己是高中或初中，不要說本科，本科、專科一定會被刷掉。” 一句喊話，足以擊碎信念。

圖源：網絡視頻截圖

左希：二十年前和現在的縣中，你覺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李曉：二十年前，普通孩子還有可能憑分數突圍。二十年后，縣中已很難再成為通道。那些被篩選留下來的學生和老師，往往都沒有選擇，只能硬撐。榜單的沉默，只讓我感到一種徹底的無力。縣中不再是階層躍升的梯口，而只是囚困。

縣中的墜落

左希：縣中的問題，最核心的是什么？

李曉：不是某一個點，而是整棟大廈同時松動。

左希：生源的流失最直觀？

李曉：升學記憶已經斷檔。條件好的家長早早把孩子送到市里，留在縣中的，只能在有限的農村學生里“優中擇優”。向上的路越走越窄。

左希：師資呢？

李曉：老一代陸續退休，新來的多是普通師范畢業，甚至靠關系進來的。更糟的是，教職被交易化。有人花錢買個班主任崗位，一年靠收紅包就能回本，還得層層打點。這條灰色鏈條擠壓了真正想教書的人。

左希：資源和制度層面？

李曉：我老家所在的城市，是全國最早的資源枯竭型城市之一。人口流失、財政緊張，有限的資金都被集中到市重點、省重點，縣中只能一年比一年縮。2015年以后，縣中規模不斷縮減，招生班數一年比一年少，新老師幾乎進不來。職業教育被剝走，分流功能消失。再加上政策層層下壓，所有人都被同一套表格和考核鎖死，幾乎沒有回旋余地。

左希：最后是觀念？

李曉：是的。家長覺得不送禮就“不公平”，學生懷疑努力沒意義。教育的信任和激勵機制在消散，性價比不斷被質疑。縣中成了一張越收越緊的網，把人往下拖。它還在，卻越來越像一個被掏空的符號。當教育失去托舉的力量，縣域社會也將失去連接未來的最后一根線。

斷裂的階梯

左希：你提到縣中正在失去出口。那些考出去的學生，后來過得怎么樣？

李曉：很多人一直徘徊在邊緣。我認識個年輕人，從西北一個縣中考上普通二本，畢業正趕上疫情，幾乎沒有機會。去年他騎車去深圳，在電子廠做流水線，日十二小時，月薪五千出頭。他說想攢錢申請工簽出國，一年過去，還在車間里。

左希：所以，考出去，并不等于走出了命運的困局。那留在縣城的孩子呢？

李曉：也沒更好的路。現在縣中的學生多來自農村，家長幾乎無路可選。厭學、叛逆、網癮屢見不鮮，學校和家庭都拿不出解法。稍微寬裕的，會把孩子送進軍事化管理、戒網癮或所謂矯正機構，收費不低，多半是二次傷害。

左希：你身邊有沒有特別刺痛的案例？

李曉：有。一個侄女因為沒給班主任送紅包被區別對待；一個朋友的孩子因校園排斥陷入嚴重的心理困境；還有更極端的，因性別認同被家人強行送進戒網癮學校“矯正”，在那里遭受身心雙重壓迫。

左希：這聽上去，已經不是教育的問題了。

李曉：是的。前段時間，媒體曝光出四川江油一名初中女孩遭長期霸凌、圍毆的視頻，刺痛很多人。它不是孤例，而是常見的潛疾：孩子缺少安全感，學校護不住，家庭也常常無力。

左希：這意味著什么？

李曉：意味著“出口”不再成立。走出去的人，多半停在城市邊緣；留下的人，被困在校園陰影。教育已不是階層躍升的通道，而像一個被動的消耗系統。人才走了，經濟補不上，信任隨之松動。二十年前，普通孩子還可能憑分數突圍。如今，階梯一節節塌下去：縣域空心，流動停滯，代際的希望被一點點磨掉。當教育失效，社會風險開始在校園和家庭中提前爆發。

兩種邏輯的交鋒

左希：你在海外工作時，見到過哪些不同的教育場景？

李曉：印度，我感受到的最深，是教育的分層和多樣。最頂端是少數人能進入的精英院校，比如印度理工學院、管理學院，它們幾乎決定了一個人能否進入全國的中上層社會。再往下，是層次分明的私立學校：好的私立學校強調英語教育，面向城市中產；更多則收費低廉，與公立學校差別不大。與此同時，農村公立學校往往缺老師、輟學率高，但社會里還有宗教學校、NGO辦的社區教育項目，以及面向低收入家庭的技能培訓班。

左希：聽起來比縣中復雜。

李曉：對。這樣的分層帶來了更多的可能性。精英院校是金字塔尖，但底部學生也可能通過技能培訓、社區項目找到一份工作，哪怕只是電工、司機，也算有過渡的通道。和縣中的“二元邏輯”不同，要么考學成功，要么墜入底層，印度的教育更像是一張布滿裂縫的網。網眼很大，掉下去的也不少，但至少還有橫向的緩沖。

左希：除了印度，你還見過類似的情境嗎？

李曉：在墨西哥偏遠村落，我遇到過由社區主導的小型教育項目。當地年輕人被招募做導師，用母語編寫教材，把文化傳統融進課程。學校破舊、資源匱乏，但孩子們仍能在熟悉的環境里學習，保有身份認同。這些社區教育更像一塊支撐的土地，雖然狹小，卻能讓孩子在熟悉的文化里落腳，不至于徹底墜空。

錫那羅亞州一所公立小學以社區學習中心模式運營

左希：放在一起對比，差異更加明顯。

李曉：對。一邊是多層次的選擇，即使分層、擁擠，至少能試探不同的道路；另一邊是單一的出口，考不上就沒有退路。縣中孩子的命運，像被推到一道狹窄的崖口。我常覺得，中國縣中的崩潰，與西方社會的教育精英化或特權化有某種相似：資源集中，底部失穩，普通學校逐漸失去吸引力。

左希：表象確實類似，但機制也許不同。西方的教育精英化，更多是市場和學區制度造成的靜態分層，門檻是房價和學費。而中國縣中的陷落，則是行政集中、人口外流和升學資源虹吸導致的整體被掏空。前者是固化機會，后者是抽空生態。速度更快，也更劇烈。

左希：你既是縣中走出來的孩子，又是全球教育的實踐者，這兩種身份會讓你怎么看待這些差異？

李曉：這正是最復雜的地方。在印度的昏暗補習班、墨西哥的村落課堂，我看見教育仍然是向上挪動的臺階；回到東北老家，迎面而來的卻是冰冷的分數線和無形的規則。那一刻你會發現，教育既可能是跳板，也可能是囚籠。

對未來的想象

左希：你一直在強調“出口”。那縣中失去出口之后，意味著什么？

李曉：縣中曾經是普通孩子通向現代性的門檻，是縣域社會與城市保持連接的橋。它的衰落，不只是學校的失敗，而是整個社會失去了對未來的想象。

左希：可是，縣中曾經托舉過那么多人完成上升。你是不是低估了它的韌性？

李曉：韌性當然存在過。但當生源流失、師資斷層、財政收縮這些力量疊加時，它已不再是一座橋，而更像是一處被遺棄的渡口。人口、教育、經濟三重脫鉤，讓它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也失去了未來的方向。

左希：聽上去，這已經超出了教育危機，觸及到現代性的根基？

李曉：對。教育本質上是一種象征制度，它維系著人們對“努力值得”的共同信任。縣中的崩塌，就是這種信任的崩塌：孩子不再相信讀書能改變命運，教師不再相信教學有尊嚴，家長也不再相信教育能帶來流動。當這種信念系統松動，社會就會陷入某種深層失序。

左希：你在海外看過類似的場景嗎？

李曉：在印尼一些小鎮，哪怕條件拮據，咖啡館角落里仍會擺上一張書桌，提醒人們教育還在。可在縣中，孩子仍在向上攀爬，但社會已經把梯子抽走。最致命的匱乏，不是物質，而是對未來可能性的想象。

印尼鄉村教育實驗項目，學校嵌入村落環境中

左希：容納了中國超50%學生的縣中，失去的不只是教育本身。

李曉：是的。一個社會如果失去對“無用之物”的尊重，最終也會失去對人的尊重。今天的縣中正是這種邏輯的縮影：孩子被壓縮成分數和排名，教育也失去了作為承載未來想象的場所的意義。

左希：當效率與競爭成為全球教育的關鍵詞，人們的休息權、失敗權與不參與的自由都在消失。所以，真正的危機，不在于多少孩子能考上大學？

李曉：沒錯。真正的問題在于，我們是否還相信未來值得抵達。一個健全的社會，不該只有一條單一的軌道，而要容納不同的節奏：有人全力奔跑，有人選擇慢行；有人追逐上升，有人安于尋常。哪怕背離主流，也應當被善待。教育既是個人的出口，也是社會的容器。

左希：可現實是，縣中的孩子既追不上城市的步伐，也得不到放慢腳步的體面。他們被困在兩頭落空的夾層里，不知往哪去。縣中并非單純的教育危機，而更像是現代化的裂縫被放大的一面屏幕。它讓我們提前看見：通過教育實現上升的信念，正在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