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一名縣委書記連跳幾級，升為廣東省委書記，由鄧公親自提拔

“1975年3月的一天傍晚，省里傳來風聲——‘老梁，今年五月羅定那位郭書記調省里了，你信不？’‘消息準得很，小平同志點的名。’”一段不足一分鐘的閑談，在辦公室里悄悄炸開。誰也沒料到，這場傳聞成真得如此迅速：四月考察，五月任命，七月就已在省委常委會議上落座——郭榮昌，從羅定縣委書記直升廣東省委書記，躍過地委書記、副省長等數級臺階，年僅四十二歲就站到了省部級的席位上。

許多人把這件事當成政治傳奇，可如果把時間軸撥回到更早，就能看到另一種邏輯。1933年春，潮汕大地仍彌漫戰火，郭家卻砸鍋賣鐵把小兒子送進私塾。他七歲時廣州淪陷，親眼見識流亡隊伍翻山越嶺。動蕩的童年讓他戒掉紈绔念頭，也練就了一雙觀察民生的眼睛。十四歲，他只身赴港讀書，課堂上一半是英語數學，一半卻是和同窗們組織的救國演講。那股不服輸的勁兒埋進骨子。

1951年9月，港校畢業證的墨跡未干，他便坐火車南下廣州。巧合的是，他入讀的嶺南大學臨時校長正是葉劍英元帥。葉帥常對學生說，“懂農業、通外語、還要敢擔當”，郭榮昌暗暗記下。年底，他主動報名參加土改復查小組，到粵北山里跑了大半年，白天查數字，晚上和老農圍著煤油燈對賬。第二年，組織召回總結，他提了個與眾不同的建議：把識字班辦到田埂邊，不占農民白天工夫。這個點子后來在廣寧、英德都復制過，減輕勞動力流失，被稱作“夜校模式”雛形。

基層呆久了，人最怕熬不住寂寞。可郭榮昌像釘子，扎在哪就發光。1965年，他調到四會縣任副書記，恰逢北江流域洪患。他抱著縣志和水文圖跑大堤，用家鄉話懟施工隊：“壩再矮十公分，明年咱集體游泳！”洪峰過后，大堤完好，書記、老百姓都服了他。三年后平調羅定縣，干部們發現新主官依然穿舊布鞋，每逢集鎮日午飯必在路邊攤解決，連招待所都不用開灶。有人悄悄算過，一年節省接待費近兩萬元，在當時相當于縣里一條機耕路的造價。

羅定七年，是他埋頭苦干、外界卻幾乎將其遺忘的七年。1975年前后，全國政治風云翻涌，小平同志復出主持日常工作，最頭疼的問題之一就是縣以上干部青黃不接。越往基層走，越難挑到既懂業務又清白實干的年輕人。那年春節剛過，中組部、國辦、廣東省委三路考察組突然抵達羅定。考核并沒花太多時間，卷宗上列出的“無派性背景、無經濟問題、政績突出、群眾口碑極佳”八個字，就把郭榮昌推到候補名單第一位。隨后省委會議討論候選人時，有人擔心他的資歷過輕會鎮不住場面，鄧公一句“看政績，不看帽子厚不厚”拍板，懸念至此終結。

任職伊始，他面前是一張燙手的考卷：廣東經濟要從“以糧為綱”切換到“以工促農”。1976年，他帶隊去順德蹲點一個多月，調研了二百三十多家鄉鎮小廠，回來就提出“準許農民進城開作坊，準許城里人下鄉搞副業”的“雙許”試點。省里有人怕惹麻煩，他咧嘴笑說：“先干五個縣，再犯錯也翻不了船。”結果，兩年后順德、南海的輕工品敲開全國市場，中央工作會議上專門點名肯定。不得不說，這一步棋，既踩中了廣東敢闖敢試的基因，也契合了國家即將啟動的經濟體制改革。

進入八十年代，他常開一輛老吉普在珠三角逆時針跑，口袋里塞著幾張圖紙：一張是外向型經濟布局草圖，一張是農業科研合作名單，還有一張是當年黨員外語水平統計表。有人笑他“書記還關心英語”，他回答得很直白：“外商聽不懂客家話，也聽不懂機關套話，你總不能把生意讓給別人吧？”這句半玩笑的話后來被年輕干部編成順口溜，在招商會上當開場白，場子立刻活躍。

除了經濟，他對農村科技情有獨鐘。1982年春耕，他帶省農科院專家蹚進爛泥田，掰一把早熟稻穗遞給農民，“晚十天插秧，早十五天收割，不信今年秋里數畝產。”事實證明，新品種畝產提升近一成，農戶增收，省里又多了示范素材。類似故事散落在高州荔枝、潮州茶葉、汕尾海水養殖等項目中，串起來就是廣東農業現代化的脊梁。

他不擅長擺排場，卻擅長談心。干部犯錯被處分后情緒低迷，他會摸把椅子坐下：“不要埋怨組織，咱把錯梳理清，下回別栽在同一個坑。”對話不用領導腔，場面暖得很，往往比紅頭文件更管用。與此同時，清廉兩字始終掛在他頭頂。省里分房，他最后一個領鑰匙，原因只有一句：“我家近，走路五分鐘。”

2008年9月，76歲的郭榮昌病逝。喪事從簡，靈堂兩樣供品：一束潮汕老茶、一頂走爛的草帽。工作人員扶著那頂草帽，忍不住紅了眼眶。有人感嘆，他的一生就像這帽子，簡單，卻遮風擋雨。數十年功名，都掩在一頂土氣的草帽之下，攏不住光，也擋不住人們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