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身保護令有用，她們可能不會死在男人手里

《不要和陌生人說話》

2025年8月10日晚，山東臨沂，當彭某帶著刀闖入前妻李秋的家時，距離她上一次向派出所報警求助，已經過去了一段時間。

離婚后的三年里，彭某的騷擾和威脅從未停止。

她去報警，得到的答復是讓她：

注意點。

根據大象新聞報道，那個晚上，在她11歲兒子的哭喊聲中，彭某向她連捅二十多刀。

大象新聞報道

三年前，李秋就已經和他離婚，她剛剛訂婚，正要開始新的生活。

“注意點”，這句輕飄飄的忠告，像一句無力的咒語，回蕩在過去十年無數相似的悲劇上空。

它承認了危險的存在，卻又將防范的責任推回給了那個最無力的人。

這是一個系統失靈的信號。

一個本應保護公民的系統，在最關鍵的時刻，選擇了退后一步。

這種退后，并非中國獨有。

四十年前，在美國康涅狄格州的一個小城里，另一個女人也曾反復聽到過類似的話。但她的遭遇，以及她后來的反擊，最終迫使一個國家的法律系統，向前邁出了一大步。

1

1982年的特蕾西·瑟曼（Tracey Thurman）只有21歲，她只想和丈夫查爾斯·瑟曼離婚，然后帶著他們年幼的兒子平靜生活。

但查爾斯不答應。他開始用暴力來回應她的離開。

起初是威脅。然后，他砸碎了她母親家的窗戶，劃破了她朋友的車胎。

特蕾西報了警。

警察來到現場，記錄，然后離開。

他們告訴她，這是：

家庭糾紛。

特蕾西去法院申請了一張限制令，禁止查爾斯靠近她。

在當時，這幾乎是她能動用的最強法律武器。

但這張紙，在查爾斯眼中毫無分量。

接下來的八個月里，特蕾西生活在一場無休止的噩夢中。

她打了無數次報警電話，但每一次，警察的反應都如出一轍：

這是你們夫妻之間的事，我們管不了。

他們讓她注意點。

1983年6月10日上午，查爾斯來了。

他出現在特蕾西朋友家的草坪上，她正帶著兒子在那里做客。

特蕾西立刻沖進屋里，撥通了托靈頓市警察局的電話。她告訴接線員：“他來了，他要過來了，快派人！”

警察局就在1.6公里之外， 她等了：

25分鐘。

在這25分鐘里，查爾斯用拳頭砸開了朋友家的門。

特蕾西抱著兒子躲進衛生間，但查爾斯還是找到了她。

他將她拖到門外，當著鄰居和她兒子的面，用一把刀刺向她的胸部、頸部、喉嚨和臉頰。

他刺了她13刀。

一名警察趕到現場，目睹了行兇，卻在關鍵時刻選擇：

旁觀。

直到查爾斯放下刀，將他們的女兒放在血泊中的特蕾西身邊，又再次踩踏特蕾西的頭部，警察才最終上前制服他。

特蕾西活了下來，但脖子以下部分癱瘓，留下了永久的傷害。

2

她把托靈頓市警察局告上了法庭。

她的訴訟理由并非警察瀆職，而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警察局對她的案件的系統性不作為，僅僅因為這是一起“家庭暴力”，構成了基于性別的歧視，違反了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賦予她的“平等法律保護”權利。

1985年，聯邦法院做出了歷史性的裁決：

特蕾西·瑟曼勝訴。

這一判決的革命性在于，它首次在法律上明確指出：

國家對家庭暴力的消極不作為，本身就是一種違憲的國家行為。

瑟曼案催生了美國各州的強制逮捕政策，徹底改變了警察處理家庭暴力警情的標準流程。

一個女人的戰爭，最終迫使一個國家的執法系統承認，家門后的暴力，不再是：

法外之地。

要理解人身保護令的演變，我們需要知道，這項制度并非一開始就為了家庭暴力而生。

它的法律基因，可以追溯到中世紀的英國，最初是一種：

維護公共秩序的和平保證令。

用于懲罰那些可能滋事的人。

當這套普通法傳統被移植到北美殖民地時，盡管有預防暴力的工具，但一道堅實的家庭隱私壁壘，讓法律在面對家庭內部暴力時，主動選擇了視而不見。

直到特蕾西·瑟曼的案件，才真正將家庭暴力從私事的陰影中拉出，納入公權力強制干預的范疇。

中國的路徑則截然不同。

我們幾乎是跨越了西方國家數十年的社會觀念演進，以一種自上而下的方式，在2016年通過了《反家庭暴力法》，并正式建立了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

我們獲得了一項現代化的法律工具，但這面在他鄉爐火中鍛造的盾牌，到了中國，卻顯得力不從心。

3

李秋的悲劇，并不是孤例。

在過去十年里，無數中國女性以不同的方式，走到了生命終點。

她們面對的暴力，有著不同的面孔，但貫穿其中的，是施暴者早已亮明的危險信號，和系統性干預的缺席。

有些暴力是公開的、人盡皆知的。

拉姆的前夫唐路 ，他的暴戾貫穿了整個婚姻。

他毆打她，威脅她，在第一次離婚后，甚至：

以小兒子的性命相脅，逼她復婚。

最終，他在拉姆直播時，將汽油潑向她，活活燒死。

整個觀音橋鎮，幾乎無人不知唐路的暴戾。拉姆反復報警，但她的恐懼始終被當地執法部門視為家務事：

需要調解，而非干預。

湖北的闞某芳 也一樣，她長期遭受丈夫余某斌的家暴，多次試圖離婚。

2021年1月，在被丈夫用斧頭砍死前，她留下的遺書里寫著：“如若我遭遇不測，將我葬于闞家沖水庫山頂，越高越深越好?！?/p>

她的絕望和恐懼是如此清晰可見，卻未能引來有效的保護。

有些暴力，是在社區的默許下被正常化的。

陜西的李某春 ，與妻子吳某莉經營著面館。

周圍的鄰里商戶都知道，他愛喝酒：

一喝酒就容易打老婆。

但所有人都將此視為小事，是夫妻間的普通摩擦。

這種將暴力正?；纳鐓^文化，有效地孤立了受害者，并縱容了施暴者。

2024年9月，李某春將吳某莉按進滾燙的面湯鍋中窒息死亡。

這場虐殺，并非孤立事件，而是過去十幾年里，無數次被目睹、被默許的小事累積而成的系統性崩塌。

有些暴力，甚至不是一個人的惡，而是一個家庭的：

合謀。

山東22歲的方洋洋 ，因為無法生育，長期被丈夫和公婆餓肚子、用木棍抽打、冬天在屋外罰站。

她去世時，體重只有60多斤，全身遍布淤青。

她的死亡，不是一次性的爆發，而是一場漫長的、被整個家庭執行的凌虐。

還有些暴力，則隱藏在看似平靜的日常之下，直到最后一刻才以最恐怖的方式爆發。

杭州的來惠利 ，在失蹤前，鄰居們對她家的印象是正常的。

她的丈夫許國利，在將她殺害分尸后，還能冷靜地面對全國媒體，扮演一個焦急的丈夫。

雖然沒有證據表明來惠利生前曾報案，但一個被忽略的關鍵細節是：

許國利的前妻后來證實，他也曾對她施暴，掐過她的脖子。

暴力，如同一種可以轉移的病毒，從一段親密關系被帶到下一段。它是一個潛伏的、未被記錄、也無從查詢的危險信號。

這些故事都在說明，謀殺并非憑空發生。

它們是暴力不斷升級、而干預一再缺席的必然結果。危險早已存在，且廣為人知，但法律的盾牌，卻從未被及時舉起。

4

一個家暴受害者最危險的時刻，是她下定決心離開的時候。

她們試圖逃離一個牢籠，卻發現牢籠的門是敞開的，捕食者可以隨時：

尾隨而出。

李秋在離婚三年后被殺害。

廣州的周女士，死在了法律規定的“離婚冷靜期”內。

河南的洪芳，在決定離婚并逃回娘家后，丈夫王某仍追上門用菜刀威脅。

在等待第二次開庭時，洪芳被殺害。

湖南的劉某美，在分居期間，從湖南老家逃到東莞投奔弟弟，依然被丈夫唐某洪追上并殺害。

她們的悲劇都指向同一個問題，僅僅一紙離婚協議，根本無法切斷暴力的鎖鏈：

當受害者試圖逃離時，恰恰是她們最需要外部強力干預和保護的時刻。

這本該是人身安全保護令發揮核心作用的地方。

但現實是，這個系統在最關鍵的時刻，往往是缺位的。

中國并不缺少像特蕾西·瑟曼一樣勇敢的女人。

拉姆、李秋、闞某芳、洪芳，以及無數個我們不知道名字的女性，她們都曾以自己的方式戰斗過。

她們報過警，上過法庭，試圖用法律賦予她們的一切來保護自己。

但我們的系統，卻在多個環節未能接住她們。

保護令的申請門檻在實踐中被無形抬高，法官常常要求證據確鑿，而非現實危險；執行責任在法院、公安、社區之間模糊不清，缺乏明確的強制力；而對施暴者暴力史的追蹤和預警系統，則幾乎是一片空白。

于是，我們的法律文本是先進的，但執行它的血肉，執法者的觀念、司法者的裁量、社區的文化卻依然滯后。

真正的問題是，我們的系統，何時才能迎來屬于自己的瑟曼時刻？

那不是一個需要等待英雄出現的時刻，而是一個系統終于肯低下頭，直面自己的失職，并承擔起改革責任的時刻。

只有當對一個受害者的漠視，會被視為對整個系統信譽的挑戰時，那句注意點，才不會成為又一個悲劇的序言。

作者｜蛙蛙和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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