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憲王朱瞻墡：幾度與皇位擦肩，永樂以后唯一一個獲得護衛的賢王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初一，漢王朱高煦終于耐不住寂寞，在藩國樂安州（今山東惠民縣）起兵造大侄子的反。身處嫌疑之地的當世第一名將英國公張輔，在洗脫嫌疑之后，第一時間奏請領兵平叛。可漢王在當年乃屢次救太宗于水火之中的靖難元勛，明宣宗思慮再三否決這一請求，決定御駕親征，以免重蹈當年建文君的覆轍。

紫禁城文淵閣

皇帝領軍在外，京城的安危尤為重要。此時皇帝尚無子嗣，只能從在京諸弟中挑選監國人選。最終老五襄王朱瞻墡勝出，越過胞兄越王朱瞻墉，與庶兄鄭王朱瞻埈一道奉命居守北京，總理諸官。同時，明宣宗還命姑父廣平侯袁容、靖難功臣武安侯鄭亨等文武諸臣協助。

襄王朱瞻墡究竟是何等人物，為何得以超越胞兄，與庶兄共同監國？他的身上又有哪些精彩故事呢？

第一次與皇位擦肩而過

朱瞻墡（音shàn），生于永樂四年（1406年）三月十六日，為明仁宗朱高熾的嫡五子，生母誠孝昭皇后張氏。與明宣宗朱瞻基、越王朱瞻墉為一母同胞，乃明仁宗三個嫡子中的最幼者。

永樂朝，因皇祖父與父王之間微妙的關系，除被祖父親自撫育的皇太孫朱瞻基外，朱瞻墡兄弟皆沒有被授爵。直到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明成祖朱棣病逝于歸師途中，皇太子朱高熾繼位，才迎來轉機。當年十月，明仁宗大封宗室，19歲的朱瞻墡被冊為襄王。

《明史》對朱瞻墡的評價為“莊警有令譽”，故在父皇去世后，一度成為大兄明宣宗朱瞻基的得力幫手。漢王之亂時奉命監國只是其一。

洪熙元年（1425年）九月，明仁宗梓宮發引，即送往天壽山陵區安葬，朱瞻墡奉命送父皇最后一程，并代行相關禮儀。

宣德二年（1427年）十月初六，以太師、英國公張輔為正使，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為副使，持節冊東城兵馬指揮靖安之女為襄王妃。

成婚意味著離就藩之期不遠。

衢州南孔家廟

細說起來，襄王的封國非常有意思。明前期親王封號或源于古國，或源于州郡名，“襄”顯然與襄陽府息息相關，照理來說即便不分封于此，也會分封于左近（至少是本省）。可宣德四年（1429年）二月，明宣宗命行在工部修建襄王等五王王府時，明確提到襄王府建于浙江衢州，也就是說衢州府才是其真正的封地。

“癸未……命行在工部遣官，往鳳翔、衢州、建昌、韶州、安陸州，修治鄭、襄、荊、淮、梁五王府。上諭之曰：‘諸王將之國，未有府第。其視所在衛所州治，可以為王居者，令軍衛有司協力修理，務在完固，毋徒勞人力。’”（《明宣宗實錄》）

然而當年五月，皇帝陛下突然改變主意，下令停建衢州襄王府，改以位于湖廣長沙的舊谷王府為基礎，營建新的襄王府。

緊急將朱瞻墡此衢州外遷，理由估計與當年明太祖改封嫡五子吳王朱橚為周王，封國由杭州改為河南開封相同。浙江緊鄰南直隸，又是稅賦重地，歷來為朝廷核心之地，極力回避在此冊封藩王。故雖然明仁宗給這位幼子選了個好去處，胞兄在位后也沒做更改，可臨了還是選擇了改封。

五月十三日下詔對襄王進行改封，十四日禮部“條具合行事宜以聞”，意味著諸王之國近在眼前，再覓他出從零開始營建襄王府顯然已來不及，是以長沙雖非善地，先后有兩位藩王在此折戟沉沙，可有谷王府這個基礎在，修繕起來更方便，所以也就只能讓襄王殿下將就一下了。

當年七月，明宣宗不顧戶部的意見，下詔給予諸王歲祿一萬石。八月初三，朱瞻墡五兄弟正式辭陛之國，走古代版高速公路——京杭大運河南下的四王，途徑南京時，還將靠岸祭祀孝陵。

因襄王府改建工程上馬時間太過倉促，以至于成為爛尾工程，王府主體雖得以修繕一新，可位于王府前面的左廟右社營建卻一拖再拖。

朱瞻墡為襄藩始封君，宗廟尚可緩一緩，但右社所在的社稷山川壇，乃祭祀本國社稷山川之所，屬于重中之重，結果襄王就藩經年都沒能完工。宣德七年（1432年）二月，忍無可忍的襄藩長史司上奏朝廷，提出使用潭府舊壇行禮。

“癸卯，襄府長史司奏：‘本府未建社稷山川壇場，請于潭府舊壇行事。’上曰：‘壇場雖舊，茍致其潔清而將之以誠，神必享之。’命禮部如其請。”（《明宣宗實錄》）

長沙得名地：白沙古井

不管如何，朱瞻墡在長沙安居了下來，可緊隨而來的大哥駕崩又給他帶來了一絲轉變。

宣德十年正月初三，明宣宗朱瞻基突然病逝，終年37歲。其身后留下留個兩個幼子，年長的皇太子朱祁鎮也才年僅9歲，定然無法勝任皇帝的日常工作。

也正因此，宮中立刻傳出擁立襄王的傳言。皇帝駕崩，皇后孫氏先天不足，太子不足以掌事，此時宮中真正的話事人為明仁宗皇后、明宣宗與朱瞻墡的生母、皇太后張氏。一邊是年幼的大孫子，一邊是以賢著稱的幼子，立長也更能讓仁宣之治延續下去，就內心而言張太后極有可能會有這種想法。所以所謂的“宮中”指誰顯而易見。

可對于朝臣而言，這個傳言極其可怕。襄王雖素來稱賢，在朝中也擁有不少擁躉，可這是建立在他作為藩王的基礎之上。但立襄王為帝，一來不符合嫡長子繼承制，二來置皇太子于何地？要知道宋太祖、宋太宗兄弟的殷鑒為時未遠。

眼睜睜地看著先帝的法統就此斷絕，給皇位繼承埋下隱患（此時朱瞻墡的胞兄越王朱瞻墉尚在），自然不是朝臣們所能接受的。

鑒于朝野的反對聲浪，張太后不得不將重臣們召到乾清宮，指著身邊的皇太子朱祁鎮說這便是新天子，人心才得以安定。

“宣宗崩，英宗方九歲，宮中訛言將召立襄王矣。太后趣召諸大臣至乾清宮，指太子泣曰：‘此新天子也。’君臣呼萬歲，浮言乃息。”（《明史·誠孝皇后傳》）

遷國襄陽

遠在湖廣長沙的朱瞻墡很可能并不清楚有那么一刻，自己立皇位是那么的近。若是知曉此事，內心估計多少會有些波瀾吧。

不管怎樣，大兄突然龍馭上賓，年幼的大侄子繼位，母后執掌大權，作為受寵的嫡幼子，不失為一大利好。

張太后在白發人送黑發人的打擊下，難免會給小兒子多一份憐愛之心。她雖以“毋壞祖宗法”為由，拒絕了朝臣們請她垂簾聽政的建議，可并未放權。只要朝廷松松手指縫，就夠襄王殿下吃飽了。

太皇太后張氏劇照

比如王府校尉的祿糧按照標準為每月五斗，可大侄子繼位后，朱瞻墡對此提出異議。奏稱在京時本府校尉軍人每月支取本色糧一石，隨其之國后反而減半，以至于連吃飯都成了問題，請求朝廷給予增給。最終在行在戶部的建議下，增給三斗。

再比如宣德十年十一月，襄王奏稱本府樂工人手不足，以至于每逢“迎接詔敕、進賀表箋”等大事時，缺乏人手。明英宗聞訊命行在禮部從南京教坊司抽掉樂工二十余戶，交給襄王府使用。

這些都是小節，對朱瞻墡而言，皇位輪替獲得的最大好處便是逃離長沙。

長沙在秦漢及以前被視為瘴癘之地，秦末義軍首領之一的吳芮被漢太祖劉邦封為長沙王，結果成為漢初八位異姓王中唯一一個得以善終，且傳承五世之人。漢景帝時期，又將最不受寵皇子劉發分封到貧窮卑濕的長沙。

及至大明，雖然瀟湘一帶早已開發成熟，可彼時的長沙對大明宗室而言，亦非善地，先后有兩位藩王折損于此。首封于此的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八子潭王朱梓，他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之國長沙，二十三年（1390年）自焚于王府，不僅一代而亡，連個謚號都沒獲得。接著十九弟谷王朱穗于三十五年（公元1402年）十月自宣府改封至此，然而永樂十五年（1417年）因謀反被廢為庶人。

前文說過，襄王屬于臨時改封長沙，且因時間問題，王府久久沒能完全落成，要說他沒有遷國的意愿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可限于大哥的威嚴遲遲沒有行動。

待大哥辭世，大侄子繼位，母后掌權，朱瞻墡的心思頓時活躍了起來。熬過明宣宗小祥，便迫不及待地奏請遷國，理由為“長沙卑濕，愿移亢爽地”。祖母尚在，明英宗自然不會為難這位親叔叔，當即命有司于襄陽度地為建王府，并修社稷、山川、祠宇。

正統元年（1436年）七月，襄王殿下正式遷國襄陽府，至此終于名實相符。只是這次遷國依然有些倉促，以至于以襄陽衛署為底子營建的襄陽襄王府規制有些雜亂，建筑散落各處，不相連屬，難以防衛。

襄陽襄王府

也正因此，朱瞻墡遷國之初便奏請對王府進行重建。明英宗命湖廣三司勘察，地方自然不敢怠慢，實地勘核后繪圖上呈。結果工部炸鍋了，行在工部尚書吳中表示如完全按照圖紙施工，需調集上萬民夫工匠耗費三年時間方可完工。明英宗（實則應當是太皇太后）被這一工程量嚇到了，下旨終止此議，只對現存襄王府進行改造。

要說重建襄王府勘察期間，朱瞻墡沒有參與其中阿越是絕不相信的。只能說，此時此刻的襄王殿下多少有點飄了。事實也是如此。

正統初年，襄藩長史芮善，年老體弱，向朱瞻墡提出致政，也即退休。王府長史雖屬于王府官，可畢竟是朝廷命官，退休需吏部批復方可。襄王殿下倒好，不經奏報自行派人安排船只送回其鄉。

覺得權威受到挑釁的行在吏部，當即奏請治芮善及長史司官吏違法之罪。結果明英宗以“恐有傷親親之誼”為由，給予寬宥。

“上恐有傷親親之誼，特宥之。且以書報王曰：‘朕惟叔之聰明賢達，必不差失至此，慮為下人欺侮，故違祖宗法度。特令長史司官吏從實回奏，芮善令致仕不問。’”（《明英宗實錄》）

正統四年（1439年）正月和閏二月，就在襄王府修繕之際，府內接連被盜。沒能抓到盜匪的朱瞻墡，怒不可遏地將情緒全部傾瀉到了肩負守衛職責的王府侍衛頭上，一不順心就把侍衛拎出來鞭打一頓。

王府儀衛正金聚等人因此心懷怨懟，向湖廣三司告發襄王違法之事多達十四件。尤為致命的一條為：萬壽圣節當天，令內使施興、女戶徐亮拜焚表章，并呼道士蕭道真扶乩，所得內容有“天數玄玄，妙不可言”等語。意即天命在襄王，他與龍椅有緣。

關鍵時刻，因捕盜不利而遭襄王彈劾的襄陽衛指揮同知湯震又落井下石，奏稱王府校尉手執器械，于深夜時分在城內外擒捕行人搜檢，搞得人心惶惶，不知想干嘛。此舉一旦查實等同謀反。

好在此時太皇太后張氏在位，雖然出動了錦衣衛，可皇帝以“特念親親”為由，只逮捕了施興等人便將此事輕輕揭過，朱瞻墡本人只受到“以書戒諭”的懲罰。

經此敲打，朱瞻墡終于幡然悔悟，恢復賢王本色。

第二次與皇位擦肩而過

自明宣宗平定漢王之亂后，藩王朝覲制度名存實亡，即便貴為當朝皇帝的胞弟都概莫能免。比如宣德七年（1432年）十二月，遠在長沙的朱瞻墡奏請朝覲，明宣宗先是夸贊其“恭愛之意”，接著表示只讓他一人赴京，其他兄弟會怎么想，所以讓他等等再說，這一等便是十年，連龍椅都換了主人，都沒能成行。

明英宗劇照

直到正統七年（1442年）十月，太皇太后張氏病危，纏綿于榻的她思子心切，明英宗這才下詔命在外的襄、鄭、荊、淮四王（梁王去世于上年）回京侍親。

當年十二月十九日，朱瞻墡抵京，百官奉命赴奉天門東廊下參謁。不過這趟赴京的性質已發生改變，當年十月十八日太皇太后張氏崩，故由侍親變為奔喪。

誠孝昭皇后張氏的辭世，讓少年心性的明英宗失了約束，此后信用大伴王振，在朝堂之上和文官們斗得不亦樂乎。

在王振“右武”倡議下，明英宗愈發迷戀武功，想要做一個如同父皇、皇曾祖那般，上可安天下，下能治國的英主。

正統十四年（1449年）七月，一同蒙古諸部的瓦剌太師也先率眾入寇。明英宗聞訊喜形于色，自己效法先皇雄風的機會終于來了，匆匆起兵御駕親征。未成想八月十五那天，在土木堡化身瓦剌人餐桌上的月餅。大明精銳全軍覆沒，無數朝廷重臣死于非命不說，其本人也淪為也先的戰利品，進而榮獲“瓦剌留學生”、“叫門天子”等“尊稱”。

皇帝被俘，瓦剌大軍一步步逼近京師，如何凝聚人心及是否南遷暫避鋒芒，成為擺在明英宗生母、皇太后孫氏和文武百官面前，臻待解決的關鍵問題。而這一切的前提是，得有人站出來主持大局。

明英宗此時有三個兒子，可長子朱見深年僅兩歲，次子朱見清（即朱見潾）尚不足一歲半，第三子朱見湜更是剛剛滿月。若在平日里，擁立幼主也無不可，但值此生死存亡之際，顯然非常不合適。

明英宗唯一的弟弟郕王朱祁鈺，時年22歲，為唯一在京的成年親王，符合亂世立長的需求。可郕王殿下，既沒有任何政治經驗，也無其他讓人眼前一亮的表現，能否擔起這一重任猶未可知。

有鑒于此，孫太后想到了遠在長沙的小叔子：襄王朱瞻墡，打算讓他來主持大局。

“諸王中，瞻墡最長且賢，眾望頗屬。太后命取襄國金符入宮，不果召。瞻墡上書，請立皇長子，令郕王監國，募勇智士迎車駕。”（《明史·諸王傳》）

孫太后如此選擇也有自己的考量。

孫太后劇照

朱瞻墡時年44歲，年富力強，當年漢王之亂時曾奉命留守北京，有著處理政務的經驗和能力。且他又是仁廟的嫡子、宣廟的胞弟，身份上也合適。對于危難關頭國賴長君的大明朝來說，的確是不可多得的合適人選。

更關鍵的是，讓郕王監國，一旦渡過危機，足以讓他獲得巨大聲望，一正一負間對自己兒子的皇位構成重大威脅。而讓襄王赴京監國，一來路途遙遠，極有可能尚未到任，亡國危機便得以消除，無需再讓他監國，二來再怎么樣，身份畢竟隔了一重，對自家好大兒、對幾個小孫孫的威脅性無疑更小。

兩相其害取其輕，這一點孫太后還是懂的。

但遠水解不了近渴，決定死保京師的朝臣更需要一位近在眼前的領袖，而非遠在天邊的虛君，何況皇帝出征時已命郕王留鎮京師，由他監國順理成章。為達成這一目的，文官集團不惜在朝堂之上上演全武行，對王振的馬仔錦衣衛指揮使馬順群起而毆之，拳拳到肉將其活生生打死。

在文官們的逼迫下，孫太后不得不一步步退縮，先是于八月十八日命郕王監國，后于九月初六立朱祁鈺為帝，遙尊被俘的明英宗為太上皇，換取冊立朱見深為皇太子。

朱瞻墡一方面深明事有緩急，一方面也不愿意趟這趟渾水，因此上疏請立朱見深為帝，令郕王監國，以為兩全。結果奏疏抵京時，朱祁鈺早已坐上皇位。這就尷尬了，自己非但是皇帝新皇曾經的競爭者，還后知后覺的站錯了隊。

也正因此，進入景泰朝后，朱瞻墡頻頻向朝廷討取諸如書籍、古琴即田地等賞賜，以證心跡。明代宗也對此心照不宣，給予回應。更狠的是，他竟預選襄陽府城以西的五朵山為自己壽藏所在，報請朝廷批準后開始營建，并多次前去視察。

“（景泰四年四月）丙申……先是，襄王瞻墡欲營壽藏于封內五朵山，奏乞聽其預栽松柏，令軍余看守，待四方寧謐之時修造。戶部請移文勘實。至是湖廣都布按三司官覆奏：此山與軍民田土俱無相干。詔從王所請。”（《明英宗實錄·廢帝郕戾王附錄》）

獲得護衛軍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南宮之主、太上皇朱祁鎮趁弟弟明代宗朱祁鈺病重之機，在石亨等人的協助下發動政變，成功奪回皇位。

公正而言，明代宗是一位好皇帝，唯一做錯的事，便是坐穩皇位后不顧曾經的約定，廢了侄子朱見深的太子之位，改立兒子朱見濟為太子。本想讓自己這一脈萬世一系，可惜天不遂人愿，朱見濟僅僅當了一年的太子便夭折了，導致國本空懸。而這也給了朱祁鎮趁虛而入的機會。

奪門之變

大侄子復辟，身為皇叔的朱瞻墡迎來了又一個人生危機。

明宣宗龍馭上賓后的立長傳言，本就讓明英宗對襄皇叔多有猜忌。明代宗病重之時，因其獨子懷獻太子朱見濟早已去世，繼承人問題成為朝臣們最為關心的核心問題之一，并為此分成兩大派。

一派認為應當立前皇太子、現沂王朱見深為皇太子，算是撥亂反正，遵從前議。然而給大明帶來深重災難的太上皇依然在世，父為子綱，此舉難保他不會出來作妖。故另一派打算從根子上消除這一隱患，可限于繼承原則，也只能從與皇帝關系最近的宗室之中挑選人選，如此遠在襄陽的襄藩又被人惦記上了，不過這次的人選不是朱瞻墡本人，而是其嫡長子、襄世子朱祁鏞。明代宗絕嗣，襄世子兄終弟及也無不可。

明英宗復辟之后，給于謙、王文等景泰朝重臣按的罪名之一便是“迎立外藩”。臣子尚且因此被殺，作為被迎立對象的襄藩自然也好不到哪去，“帝頗疑瞻墡”，認為其中有襄王本人的手筆。

好在其后明英宗在查詢早年無意間找到了兩份涉及襄王的奏疏：其一便是前文提及的立朱見深為帝，零郕王監國，設法迎回留學生同學；其二為留學生自瓦剌歸來后，朱瞻墡上疏諫言“景帝宜旦夕省膳問安，率群臣朔望見，無忘恭順”。

這一發現零明英宗大為震動，加之急需樹立典型，為自己挽尊，于是乎對襄王的態度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彎。

天順元年（1457年）三月十三日，因冊立皇太子及冊封諸子，給諸王致信，其中當來少不了襄王的一份。可在此之外，明英宗又單獨給五叔去信，盛贊“叔父之心，即周公之心，而此二章，亦即金縢之書之比也。”同時對朱瞻墡奏請赴京朝覲之事做出批示，表示“本不敢煩遠來，第念先帝同氣至親惟叔父，宗室至賢亦惟叔父。于情于誼，不可不重欲得一見，以篤親親”。

此舉算是開了自宣德朝以來的先河（此前為奔喪，性質稍有不同）。四月二十一日，襄王朱瞻墡抵京，皇帝陛下給予了隆重的接待。

為洗脫嫌疑，朱瞻墡在此過程中做了一件令后世頗為不齒之事：奏請摧毀明代宗壽陵。此舉正撓到了明英宗的癢處，令其龍顏大悅，順水推舟的下令毀陵。

而叔侄之間的矛盾也因此迎刃而解。皇帝給予的回報也是相當豐厚，表示“襄王宗室至親，賢德可重，特與設護衛，以表朕褒進之意”。

明初藩王肩負“藩屏帝室”和鎮守地方的重任，故各藩坐擁由精銳士卒組成的三護衛。可隨著洪武時代的逝去，削藩成為主流，永樂年間設立常山三護衛和漢府三護衛，成為藩王護衛建設的絕唱。此后諸王就藩再無護衛。

襄王府綠影壁

沒成想數十年后，明英宗為答謝五叔，又特許襄藩擁有護衛。當然襄藩護衛的規模，比不上太族系、太宗系藩王所擁有的護衛。襄藩護衛名為襄陽護衛，下轄三個千戶所：本藩群牧所為中千戶所，改襄陽衛左所為左千戶所，安陸衛右所為右千戶所。

因為屬于特恩，故襄藩永樂以后唯一一個獲得護衛的藩國，這一殊榮也足以讓襄藩傲視諸藩了。

此后，明英宗與朱瞻墡這對叔侄互動極多。

比如天順元年十一月，明英宗復辟后的第一個萬壽圣節，襄王派人贈送玲瓏碧玉帶作為賀禮。天順二年初，明英宗偶爾感冒兼以足氣舉發調理旬余，襄王派儀賓劉隆馳問，并奉上保愛之方。其后因方子有效，明英宗接連向皇叔求取藥方，并于天順三年九月給朱瞻墡送去珍珠、片腦、犀沉等名貴藥材九百八十余斤。你沒看錯單位是“斤”，不是“兩”。

天順四年（1460年）四月初六，朱瞻墡再次赴京朝覲。因此時襄王殿下年已五十有五，早已超出《皇明祖訓》之規定，估計這是叔侄倆這輩子最后一次相見，故當月二十九日辭陛歸國之時，還上演了一出生離死別的苦情戲。

“乙亥，襄王瞻墡辭，上親送至午門外，握手泣別。王拜，上亦拜。王起，行數步，顧且拜，上使中官扶掖之。王起行顧且拜者，十數次。上目送出端門，乃還。百官送至端門外。行禮畢，王乃去。是行也，其賜予尤極厚云。”（《明英宗實錄》）

有感于此，明英宗賜予襄藩方面三大優容：

其一，命戶部每年從兩淮運司遣人用官舟載白鹽三百引，送往襄藩供其食用。徹底解決了因王府需從手上買鹽，以致食鹽品質不佳，“味苦不堪”的問題。

其二，因襄世子妃李氏多病無嗣，冊封世子朱祁鏞的庶長子朱見淑為襄世孫，并賜予郡王冠服。這是一項空前絕后的優待。

其三，特準襄王父子每年可不經奏報，自行外出游玩數次，其中襄王可出城游賞得次數達三、五次之多。單憑這一項，就足以讓那群連想要出城祭掃先王都得求爺爺告奶奶的宗王們，羨慕嫉妒到眼冒綠光。

其后朱瞻墡再無赴京朝覲之舉，然而叔侄倆的情誼依然在延續，襄王多次進獻藥方，皇帝則屢屢進行賞賜，但有所請無有不從。

天順八年（1464年）正月十七日，明英宗駕崩，巧合的是這一日期恰與奪門之變相同。隨即皇太子朱見深繼位。當年五月，襄王殿下以宗室元老的身份上疏，懇請皇帝早行婚禮。明憲宗回信感謝，表示會遵照先帝遺命執行。

“甲戌，襄王瞻墡奏：‘大行皇帝遺詔內言嗣君以繼承為重，婚禮不宜過期百日外……臣思四月二十七日己及百日之期，有司雖請行大禮，猶恐皇上哀慕之中，未忍舉行……臣忝宗室遺老，不容無言。并進玉斝，以備禮筵之用。’詔曰：‘王為國家至親，勸朕早行婚禮，以遵遺命為孝。宜從所請，還寫書報王。’”（《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劇照

明憲宗因幼年的遭遇，對待宗室比乃父要和善的多，對襄藩也多有賞賜。比如成化十年（1474年）五月，以湖廣襄陽縣閑田三十頃給襄府。成化十一年十一月，因襄世子妃李氏去世，明憲宗又從南漳縣劃出無稅地四頃賜之，充當祭田。

雖如此，但坐龍椅的畢竟由侄子變為了侄孫，關系隔了一重，況且天順末年，皇后與貴妃之爭中還插了一腳（對德王朱見潾出閣具書慶賀，并賜之禮物兼示誨言），多少令新皇有所不喜，雙方關系再無當年那么親密。

明英宗給予襄藩的三大特權中有一項為：襄王父子可以不經奏請自行出游。雖然襄藩諸人很有自知之明，只是偶以喪事出郭，并沒有仗著特權肆意出城，可依然令以打壓宗室為己任的文官們極度不爽。成化初年，在負責撫治荊襄的巡撫都御史王恕建言下，這項特權被收回。是故，成化三年（1467年）其第三子棗陽王朱祁鉦為出城給生母送葬，先向朝廷打了報告。

一次如此也就算了，可次次如此，襄王殿下終于受不了了。成化十二年（1476年），朱瞻墡為此上疏朝廷，搬出英廟敕書，表達強烈不滿，要求恢復舊制。對此，禮部態度強硬，表示僅有襄王本人可以享有這一特權，世子和郡王不在其內。最終，明憲宗取其中，準許幾位堂叔每年春秋兩季各出城一次，當必須當日往返。

阿越說

成化十四年（1478年）正月十六日，襄王朱瞻墡薨逝，在位55年，享年73歲，朝廷賜謚曰憲。對于這位襄憲王殿下，史書給予的蓋棺定論中，評價極高：

“王于諸王中為最親，故朝廷所以眷愛之者為最優。王小心清慎，篤于孝敬，尤為誠孝昭皇后所鐘愛。然能守禮法，遠嫌疑。故雖有異議，不為上下所疑。卒能安榮壽考，以終其天年。”（《明憲宗實錄》）

對于襄王之賢，實錄只提及部分，事實上他在謹守禮法、小心清慎、篤于孝敬以保祿位的同時，也施恩于下，惠及藩地百姓。

從天順年間，明英宗賜予襄憲王的幾封書信觀之，朱瞻墡本人精于醫術，雖沒能如叔祖周定王朱橚那般編撰出《救荒本草》、《普濟方》等醫學類典籍，名傳千古，可對襄陽當地醫學的發展也多有貢獻。

襄陽城位于漢江之畔，雖在臨江一側筑有老龍堤等防護工程，可年久失修，在江水的沖刷下已漸坍決，對城池及城中百姓構成重大威脅。天順七年（1463年）五月，在朱瞻墡的奏請下，朝廷下令重修江防工程。

“壬辰……襄王瞻墡奏：‘襄陽城逼漢江，自昔有堤號曰老龍，環護城郭，歲久為水沖激已漸坍決。及城南有救生橋，水大人可度橋登山，以免水患，今亦損壞。非大起工匠修筑，不足捍災御患。請敕附近府州縣，并本處有司軍衛為之。’事下巡撫湖廣左僉都御史王儉核實。儉以為宜。上命儉督有司修筑。”（《明英宗實錄》）

當年的荊襄山區：十堰

今湖北十堰市，在古代被稱為荊襄山區，是位于湖廣、河南、陜西和四川交界處的四不管地區，山高林密自來是流民匯聚之地，自元代起該處流民問題困擾兩朝上百年。成化元年，河南商水人劉通在荊襄一帶起兵反明，自稱漢王，改元德勝，此即震驚天下的荊襄流民起義。

當年十二月，朝廷命撫寧伯朱永佩靖虜將軍印充總兵官，工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統率京營及山東下班官軍一萬五千人南下討伐“荊襄反賊”。

荊襄山區離襄王的封國襄陽府近在咫尺，處于對自身安危的考量，朱瞻墡對對賊情一直非常留心，聽說朝廷大軍南下，特意派人將一封情報送到白圭案頭。雖然表錯了情，但起碼證明了他的能力及對地方的關心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