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不說話的鄰居：如果不是大媽報案了，他會被這種心理癥狀“殺死”｜我會拯救你22

大家好，我是陳拙。

你會因為一些奇怪的規則而感覺到恐懼嗎？哪怕你甚至看不懂它。

比如上床之前，鞋尖不能對床。

進山時不能坐在大樹的樹樁上。

聽到塔里有小孩聲音，不靠近。

這些規則大多來自于我們的地方民俗傳說，至今還有一些老人以此告誡后輩。但是這些規則第一次聽來的時候，挺詭異的，讓人忍不住好奇這些規則為什么設立，違反了又會怎么樣？

其實這些規則都是生活的經驗之談，樹樁下容易有蛇，塔里的小孩聲是因為有棄嬰。第一條最簡單，鞋尖對著床不方便穿。

我們的作者小圣帶著這些怪異的傳說，去到澳洲當社工，時常講給自己的伙伴，嚇唬對方一跳。

直到有天她也遇到了類似的“詭異”求助案例。

有個男人深陷在奇怪的規則里，他不舉行“儀式”，就認為自己無法出門，出去了就暴斃。而這樣的規則，男人生活中可能有大大小小幾十條。

小圣必須將他從各種莫須有的“恐慌”里拯救出來，否則他將被逐出社區的生活圈，陷入社會性死亡。甚至，他將會不可控地走向自毀。

在澳洲年頭久了，我發現 這里的 鬼故事 不嚇人 。

他們提到鬼故事，無外乎是神秘學和暴力血腥，很少有讓人細思恐極的。但是他們好像又很喜歡聽鬼故事，所以每到團建，大家都吵著讓我講講中式民俗鬼故事。

有一回，我就講了鞋的故事。

從前有個妻子聽別人說，只要把床前的鞋子一正一反擺著放，鬼就找不到床的位置。有一天半夜，丈夫去上廁所，妻子想起那傳說，打算捉弄丈夫，把床前的鞋子一正一反擺好，縮回被窩繼續睡。等丈夫回臥室，在床前來回踱步，就是不上床睡覺，嘴里還在嘀咕：“床呢？床呢？”

第二天，我看見一個同事把腳壓在腿下，鞋子一正一反擺著，就故意問：“你在哪？”

他當場嚇得嗷嗷大叫。

很快我發現，這種讓人細思恐極的故事，真正恐怖的地方就在于給人設置禁忌，一旦打破禁忌，就會發生恐怖的事情，但是多數人又忍不住想要打破禁忌。

禁忌本身就是恐怖的源頭，讓這里的人害怕，又癡迷，以至于有的人過度腦補，自己嚇唬自己。

我一直以為這種禁忌帶來的恐怖只存在于和朋友的說笑里。

直到有天我在社工機構接到來訪，經過調查，有一個男人活在自己的“禁忌恐怖故事”里好幾年了。

最開始是一個大媽來找我們，形容自己的鄰居最近很奇怪，我聽她的形容，像是這個鄰居“中邪”了一樣：社區活動一直缺席，明明在家敲門也不應；白天不出門，晚上出來溜達，別人跟他打招呼，沒有一點反應。

而這個鄰居一年多前還不是這樣的。

澳洲大部分社區，都有鄰居互助的協定，大家很在意鄰居的異常舉動。在意到有時候我覺得是“多事”的程度。我甚至接到電話說鄰居在搞巫術，咒殺社區所有人的情況——人家不過就是在擺弄萬圣節裝飾而已。

但這一次我還是決定去看看，因為聽這個大媽的描述，她的鄰居有可能是吸毒。“看著有點呆滯，臉色也不好，走路打晃。”

“反正他肯定出事了，”大媽言之鑿鑿：“但是他又活著呢，那是不是不能報警？”

被懷疑的這位鄰居叫亞歷山大。撂下電話后，我翻了翻記錄，發現這個人沒有什么存在感，沒惹過事，但是不管中邪還是吸毒，我們都得上門瞧瞧，至少給鄰居個交代，于是招呼同事一起去看看。

亞歷山大家門口光禿禿的，鋪了一層凸起的地磚，有三級水泥樓梯通往大門，樓梯旁邊杵著一棵孤零零的樹，走上樓梯，旁邊是一扇大窗戶，百葉窗拉得緊緊的。

同事按門鈴，我把臉貼到玻璃上，百葉窗一點縫隙也沒有。

“我們是社工，“我邊敲窗戶邊喊，“有人嗎？”

過了至少十分鐘，他的聲音從門鈴的通話器里傳來：“你們要干什么？”

這是我們和亞歷山大的第一次對話，完全是通過門鈴對講完成的，我們問一句，他在那邊答一句，就是不開門。

我問：“有人不讓你開門嗎？你被威脅了嗎？”

亞歷山大說：“不是。一開門我怕我會死。”

亞歷山大當然不是中邪，但是他心里的確有“恐怖的禁忌”。

他堅持說自己出門容易遇到意外，“從樓梯踩空，摔斷脖子，或者被車撞死。”

我問他怎么買菜吃飯，他說選超市線上配送，“做飯肯定會把房子燒了。”

我接著問，如果遇到不得不出門的情況呢？比如生病要看醫生？

“我父母會來，他們可以進來。”

我立刻記在本子上：父母是安全的。

亞歷山大不肯多說，我只能去找鄰居聊。有位女士熱心地告訴我，亞歷山大之前也不怎么出門，不參與聚會，但會去教堂，不吃別人給的食物，也沒有車。

他警覺得好像活在《死神來了》的電影里。

回程路上，我和同事簡單探討了亞歷山大的情況，感覺他不是單純的恐慌癥狀。

典型的恐慌癥狀患者，多數時間不敢離開某個小范圍，比如床或者家里的某角落，一旦離開自己設定的安全范圍，就會有強烈的軀體化反應，比如大量冒冷汗，關節疼痛，胃部疼痛或者雙腿發軟。

但是亞歷山大能去教堂，也可以散步，還把父母放進“白名單”，定義為安全人。

同事疑惑著說：“他的恐慌怎么是可以控制的？有點像是按他心意可大可小，他覺得安全就是安全，覺得要出意外了，就造出一套邏輯說明意外必然發生。”

如果能讓亞歷山大把我們也放進“白名單”，說不定能搞清楚他心里不能外出，不能接觸人的禁忌從何而來。

沒過多久，我和同事再次上門。亞歷山大依然隔著門和我們說話，我提起他父母，他立刻警覺起來：“你想和他們一起進來？不可能，只有他們能進來。”

我試著套他的話：“他們需要帶什么特殊的東西來嗎？還是你們之間有口令？像哈利波特回宿舍那樣？”

亞歷山大回答：“都不是，關鍵不在他們，而是需要經過我的儀式。”

我開始想象一些邪教組織的畫面：“你父母能接受你的儀式嗎？”

他聽起來很困惑：“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只要我做完儀式就行了。唱歌和看———”

他好像意識到自己說多了，說到半截停下來。

同事貼近對講：“這些儀式能保證你不遇上意外？為什么？”

亞歷山大不說話，我繼續問：“這套對我們好使嗎？你試試看？要是好使，你把門打開。”

亞歷山大嚴詞拒絕：“不行。”

原本面對他這樣的恐慌患者，我們都會使用暴露療法，或者認知干預減輕恐懼感，再進一步介入，但是亞歷山大不肯開門，這可讓我犯了難。

我突然想起線上支持小組。這不需要他出門，加入線上的會議室就可以。他既然愿意隔著門和我們說話，那隔著屏幕估計也沒問題。

為了進一步接觸亞歷山大，我打算先從放松訓練開始。

我設計了一套問卷，問題包括“感到緊張的時候會做什么”“什么能讓你最快地放松”“會不會無意識屏氣，或者做出機械性的重復動作”等等。

有恐慌癥狀的患者每次發作，都需要一個幫助他們從這種狀態里拔出來的契機。

之前介入的一位案主，選擇觸摸離她最近的東西并且仔細感受。她會觸摸桌面或者電腦，在恐慌來襲時轉移注意力，分析摸到的東西是什么材質，溫度和感覺，這事能幫她扛過發作初期感受最劇烈的幾分鐘，之后她會慢慢地恢復。

這招對亞歷山大應該也有用。家里的東西對他來說熟悉且安全，每樣東西都可以成為他的支持。我準備按照上一位患者的流程介入，再去一次他家里，說服他加入線上的小組。

結果亞歷山大聽完，問：“在線上也是你們和我說話嗎？”

我說：“是的，我們會一直跟進你。”

亞歷山大問：“你們要是有事，不能參加怎么辦？”

“換時間，一般不會換人，”我謹慎地回答：“對案主的介入不會中途換人。”

“那萬一特殊情況呢？”

亞歷山大有點質疑：“比如你們都病了什么的，一時半會兒回不來。”

我心想，他沒說萬一死了已經算是有禮貌了。

盡管概率非常小，但是他說的這種特殊情況確實存在，我不能欺騙他說絕對沒有可能，但亞歷山大又確實是一個會把一切壞情況都想到的人，這符合他的思維方式。

我沒法回答這個問題，亞歷山大于是拒絕參與線上支持小組。

又一條路被他堵死了。

我不甘心就這樣放棄，回去以后翻閱亞歷山大的信息，發現他沒有到機構來過，沒有被記錄過任何風險，也沒有求助過任何事，好像就一直默默地和自己的恐慌情緒共生。

這也太奇怪了，人一旦發現自己有問題，往往不是第一時間看病或者尋求幫助嘛？就算治療失敗，也不該一點信息都沒有。

除非他不想被治好？甚至還想保持這樣遵守禁忌的生活？我摸不清頭腦。

我申請權限查詢亞歷山大的更多信息，突然發現了新的線索：

亞歷山大在申領失業救濟金，已經快兩年了。

我再度上門，這回打算從他的失業救濟金入手。

為了方便靠在墻上和他長時間說話，我還帶了個靠墊，搞不清真相我還就不走了。

我和亞歷山大隔著門，閑聊說：“社區的鄰居還是挺熱心的，我如果不是社工，一般不會關注到鄰居在家不出門。”

亞歷山大嗤之以鼻：“那不是關心我，是活動中心裝修，大家要平攤費用，我可沒錢。”

我假裝驚訝：“我以為你在家上班呢？你沒收入？”

他說：“我已經申請了失業救濟金。”

我順勢給他科普，普通失業救濟金有上限，但是也有例外情況，比如有孩子或者生病暫時不能工作，可以拿到更多的錢，“我可以幫你看看，有什么能附加的，讓你拿更多錢。”

這話算是說到他心坎里去了，我聽見安全門鏈滑動的聲音。

我終于見到亞歷山大真人了。他把頭發盤在后腦勺，額頭有點禿，戴一副黑框眼鏡。他他示意我們后退一點，自己走出來站在門口，一只手背在身后，握著門把手。

后來我知道，亞歷山大那天做了自己的“安全儀式”，他先自己唱一首歌，然后把冰箱的說明書讀一遍，如果什么事都沒發生，就說明是安全的，相反如果唱歌忘詞，或者讀說明書的時候讀錯了，就說明有意外發生。

這種唯心的儀式，只是他嚇唬自己的，不是根源，我依然把注意力放在失業救濟金上。

我說自己可以幫助他拿到更多救濟金，但是他得去診所和機構建檔。

亞歷山大臉上的表情顯得很為難，似乎不想去醫院，但是又割舍不下這筆錢。

要是不感興趣，他根本就不理我，看到他這種表情，我知道自己走對了路，于是借著失業的話題，問他之前是干嘛的，又是咋失業的。

這好像打開了亞歷山大的話匣子。他告訴我，自己原來是的工作叫數據管理，基本上就是對著表格整理數據，把打錯的改下。

這份工作他干了十幾年，被裁員了，結果根本找不到同樣的工作。

我在求職網站上搜了下，立刻明白為什么，現在這種工作，都不叫數據管理，而是叫信息管理人才，除了像亞歷山大那樣修修改改，還得會檔案管理，信息收集與整合，還有的公司要求會用軟件做數據分析。

說白了，亞歷山大被殘酷的就業競爭拋在后面了。在一家公司呆了太久，他從沒思考過可能會失業。

被裁員后，他以為自己能很快找到工作，卻發現同行不行，轉行又得重頭學起。

他一直沒什么朋友，熟悉的人都是同事，大家請他吃頓飯，同事說可以幫他內推，不過他離職之后就沒了消息。

亞歷山大想要先找體力勞動兼職過渡，他去一家經常光顧的餐廳，問要不要服務員或者洗碗工，老板很客氣，問他是不是遇到什么難處，附和著他痛罵了一頓經濟不景氣，隨即話鋒一轉，說你看看別的機會呢，而且我們這的服務員都是兼職。

亞歷山大琢磨了一會兒明白過來了。服務員看著一個比一個年輕，有些很明顯是高中生，他想象了一下自己端盤子，也覺得不怎么體面，就站起來告辭了。

接著，他打算去當網約車司機，但是發現平臺抽成太高，再加上稅，“一單要被抽掉35%的收入，太虧了。”

亞歷山大很激動，“后來我打算私下接單。可是去了機場，沒有人上我的車，我搶不過那些司機。”

黑車計劃破滅后，亞歷山大放棄兼職，全心全意找全職。投簡歷沒人理，他就去報名上課改簡歷，還參加過求職計劃，人家介紹工作給他去面試，但是沒有公司愿意雇傭他。

剛被裁員的時候，他收到遣散費加通知金共十六周工資，他說：

“兩年沒工作，早就花完了。”

亞歷山大忿忿地訴說著失業的經歷，我卻從這些事里聽出了異樣的東西。

在失業早期，他四處投簡歷、找工作，積極參加培訓，聽起來和正常人沒什么區別，到底中間發生了什么，讓他變成現在這樣呢？

為了找到亞歷山大的更多線索，我和社區委員會的負責人聊了聊。

她年紀不大，語速緩慢，留著短發。

我告訴她，我們會盡可能提供幫助，期間若社區有事要聯系亞歷山大，或只是想關心他，也可以先和我們溝通。

她關切地問：“他生病了嗎？”

我斟酌著回答：“可以這么說。但是他的個人信息受保護，我們不便透露太多。”

她點頭表示理解：“明白了，希望他早日恢復。”

其實像亞歷山大這樣長期不參與社區活動的，往往會逐漸被社區排除在外，無法及時獲得僅在社區里流通的信息，比如更改收垃圾時間，只針對街區的停電停水通知等等。

沒有愿意幫忙的鄰居，一些臨時的麻煩也沒人幫助處理，比如早上忘記關窗戶，但是下了大雨或者冰雹，不會有人幫助他。

幸好，亞歷山大還沒有被社區徹底遺忘。在負責人看來，他只是“病了”，等好起來就能回歸。但這份關心是有期限的。如果他持續孤立，我們又毫無進展，社區遲早會放棄他。

我們必須加快進度。

從那以后，我和同事每周都會去亞歷山大家門口和他聊天。他開門前仍要唱歌、讀冰箱說明書，但警惕性明顯下降。偶爾鄰居經過，會和我們打招呼，亞歷山大則趕緊鉆回屋，把我們留下應付鄰居。

一次，鄰居說起社區活動中心要籌款，我問：“一人多少？”

他說：“二十。”

這個數字引起我的警覺。我原來以為亞歷山大拒絕參與社區活動，是不想花太多錢，沒想到只是二十澳元。這筆錢即使對失業的他來說，也不算是大錢，每兩周六百救濟金，完全有能力繳納，為什么他這樣抗拒呢？

鄰居走后，亞歷山大出來，我笑說：“我還以為要兩千呢，結果才二十。”

他有些生氣：“什么叫才？我沒收入，沒收入就不能花。”

他開始給我算賬：他不到四十，如果能活到八十，還有四十年、一萬五千多天。今天二十，明天二十，光這些小錢就能花掉三十萬。

我意識到，他對找工作的希望已然破滅，打算靠極端節儉熬完后半輩子。

見他焦躁，我換個角度試探：“其實會省錢也挺厲害的，我就不會。你有什么秘訣？”

他果然上鉤，興致勃勃要傳授經驗。我順勢提議：“站著累，不如去我們機構坐坐？”

他拼命搖頭。

我又說：“那這樣吧，我把車熄火，車門全打開，你可以再做一遍你的儀式，如果沒事發生，就去我們車上坐著。”

在車里，我終于明白亞歷山大是怎么變成這樣的。

找不到工作的亞歷山大，生活基本靠“薅羊毛”。

他平日基本不用電，屋里只開一盞臺燈，手機、電腦帶去商場充電。水閥常年關閉，只在上廁所時打開沖水再關。洗澡，就去有淋浴的公共廁所或者大學。他記錄了幾家可以“假裝路人”的酒店，能在大堂廁所洗澡。

盡管如此，他還是嫌水費高：“原來一個月20澳元，現在省到了10，但我想的是5。”

他天天記賬、琢磨怎么節流。這種生活過久了，他也會崩潰。有次心情差，點了頓外賣，花掉兩個月的水費。吃完后愧疚至極，決定用兩天“只喝水”的方式把40澳元“省回來”。

水是公園免費接的。第一天挨過去了，第二天頭暈腳軟，好不容易喝了點水挨回家。

這次“絕食成功”卻令他深受鼓舞。他算了一筆賬：

最便宜的沙拉、壽司一頓10澳元，六頓60，他還多省了20。

起初，他用心理暗示控制消費，比如“點一頓外賣要絕食兩天”。后來這種方式不管用，他開始嚇唬自己：“外賣員可能是劫匪” “在家充電可能漏電觸死” “不記賬可能會破產、欠債、被追殺”。

這些恐嚇像鬧鐘一樣出現在他生活中。他把它們寫在筆記本上、貼在墻上，甚至設成手機鬧鐘的標簽：

9:00 AM：不出門蹭電，天黑會摔跤骨折

12:00 PM：商場失火怎么辦？快回家

6:30 PM：不關手機會青光眼進醫院

漸漸地，他不再為節省而節省，而是害怕“如果不節省，就會完蛋”。每次買菜前，他都會想象自己以后沒錢了吃不起飯、瘦成皮包骨，被鄰居發現尸體。

此后，他開始用“災難化想象”控制生活：在外面洗澡，幻想熱水器爆炸；坐公交，只要司機踩剎車，就覺得馬上出事；一晚上反復檢查十幾次手機是否關機，怕燒死在床上……

有一天，他出門，正好看到鄰居接過外賣。他認識那位外賣員，但是腦中立刻閃現一個場景：天黑后外賣員折返，持刀入室，鄰居上了新聞：“點一份外賣，付出生命代價。”

他嚇出一身冷汗。

聽完這些，我終于搞清楚，亞歷山大心里的“鬼”就是強迫癥災難思維。它就像是一種廉價又高效的激勵劑，讓亞歷山大產生一種控制感，一種對混亂生活進行重建的幻覺。

有這種強烈的被害幻想，通常是缺乏人際支持和收入來源，多出現在遭受欺凌或者家庭暴力的人身上。

他們認為這個世界非常不安全，逐漸發展出強烈的恐懼。窗簾被風吹動，他們會認為有人躲在窗外監視自己，走在路上被人看了一眼，他們會覺得是來暗殺他的人發現了他。

嚴重的，最終會發展為妄想障礙：他們不再只是幻想，而是堅定地認為“外星人控制了我的思想，只有死亡才能解脫”，最后走向自毀。

對于這類強迫癥災難思維的患者來說，幫助他們解除生存壓力格外重要。

長期找不到工作，患者會對自己喪失信心，認為自己想盡辦法，不會再好起來了。只要讓他們再次體會到成功，就能用“希望”代替強迫癥災難思維，病情就能得到好轉。

“我們可以幫你，”我看著他，“你愿意接受我們的幫助嗎？”

他沒說話。我接著說：“我可以幫你找份工作。”

他點點頭。

亞歷山大這種完全因生存壓力而形成的強迫癥災難思維，我只在一個個案中見過。

那位案主在創業失敗、幾乎失去所有資產后閉門不出，被失敗和羞恥感困住，始終瞞著家人和朋友，假裝一切都很好。

后來他告訴我們：“那段時間，其實我特別希望有人來救救我。”

最后還是鄰居察覺出異常。鄰居注意到他連續兩周沒有推出垃圾桶，便繞到后院查看，透過玻璃門看到他倒在地板上，立即報警。

案主回憶當時的心理狀態時說：“我覺得活不活都無所謂，可能有一周多沒吃東西了。我甚至想著要是真餓死了也就接受了，沒想到真的有人來救我。”

考慮到亞歷山大也有類似的脆弱，我判斷他不適合參與互助會。

互助會上大家會一起吃東西，現場用刀叉，我幾乎能想象出亞歷山大會怎么腦補意外場景：比如切蛋糕的人突然摔倒，刀飛出來，剛好刺進自己的心臟。

那次車里聊天之后，亞歷山大把我們列入了他的“白名單”。我只能把這種信任歸功于運氣——我們的每次接觸，他的儀式感都沒有被“打斷”，他也逐漸相信我們是“安全的”。

比起靠專業技巧來建立關系，這次我更像是靠運氣推進了整個個案，這種情況我還是頭一次遇到。

有一天，我試探地問他愿不愿意來我們機構看看。他猶豫了一下，最后答應了。

那天早上，情況一開始還算順利。我去接他，他坐在副駕駛上顯得很緊張，背挺得筆直，手緊緊抓著安全帶。即便如此，他還是堅持坐到了機構門口。

可真正讓他崩潰的，是下車后撞見的場面——可能是他這兩年來見過最復雜、最混亂的一次：

機構的工作人員正急匆匆趕來上班；其他案主開車繞過我們，往停車場里擠；合作機構的同事來訪，在門口喊著“讓一讓”；電話鈴聲幾乎沒停過；透過玻璃門能看到等候區已經坐滿了人。

亞歷山大站在原地，整個人都僵住了。他顫抖著說：“我不行，我要回家。”轉身就走。

我趕緊送他回家。他上樓時身體微微發抖，打開門后，連一句話都沒說，就默默消失在門后。

一下子把亞歷山大帶去機構，對他來說還是太刺激了。

他的災難思維已形成慣性，需要時間慢慢化解。

我們決定暫停讓他來機構，改為上門家訪。同時，我和同事雙管齊下，她負責認知重建，我負責幫亞歷山大找工作。

同事設計了一些策略，包括用“反災難語言”幫助他調整思維，比如：“這只是個不舒服的念頭，不是預言”，“想到不等于會發生”。她每天會先看一遍報紙，篩掉那些災難類或極端新聞，避免這些信息加重他的風險感知。

我這邊就比較難了，因為那兩年，就算是澳洲也不容易找工作。

先不說18年到20年，就業率上升百分之一然后又跌百分之五的大環境，單說亞歷山大，就是那種難找到合適工作的人——本來屬于中產階級，有一定工作資歷和不動產，卻上了歲數的求職者。

他過去覺得自己肯定能找一份工作，因為他有足夠的崗位經驗，實際上那些崗位都已經被市場淘汰了。

而且他就算“向下”找工作，也沒機會了。比如服務員，這邊的年輕靚麗的高中生非常愿意做。無論誰是老板，都更愿意花一個正職的錢，去招聘三個這樣的高中生兼職。

我們總說天無絕人之路，前提是被困住的人，知道哪里有路。對他來說，他已經看不到出路了，先是被裁，然后發現自己的崗位消失，放到最低的身段也不被社會接受，他才會如此恐慌。

我只能一邊觀察他的狀態，一邊思考他能做什么——在過去他的社會階級，生活經驗里未曾看到的“路”。

他溫和、有耐心，能長期做枯燥的數據整理工作。我列出一些可能的崗位，比如遠程客服、校對之類，不用接觸太多人，也符合他的習慣。

我們一起設定了一些可預期的小計劃：飯后散步、定時記賬。我在網上搜集工作機會，整理成表格；同事鼓勵他多說出那些可怕的想法，減少“我一個人應對不了”的無力感；我則聯系了幾家獵頭，看是否能提供免費的職業咨詢。

后來我靈機一動，問他：“除了救濟金，你最近有過什么收入嗎？”

他想了半天突然說：“哦！我賣過健身房會員。”他翻出銀行賬單，發現那是他一年前陷入省錢狀態的起點——賣會員卡賺了200澳元。

我立刻想到一個點子：“你只賣過會員嗎？其他閑置物品也能賣，甚至可以租。我以前租過別人車庫放東西。你有車庫，也可以出租。”

他眼睛一亮：“那能租多少錢？”

我簡單查了下，車庫出租每周大概10到20澳元，只要放放東西，不怎么需要接觸人。我沒提可能有人存危險品的風險，怕打擊他剛建立起來的安全感。只提醒他可以做一份簡單的保管協議。他聽得很認真，興奮地說：“我以為只能賣東西，原來還能租。”

他干勁十足，立刻拍照掛了廣告，還開始盤點家里能賣的——茶幾、風扇、書……一天上架了十幾樣東西。

很快，他的茶幾成交了，20澳元。他告訴我們：“是個小孩來買的，拿著現金就扛走了。”從此他開始和各種買家聊天、交換號碼、安排交易。

“我覺得這太有意思了！”他跟我們說。

像是從長期噩夢中醒來，他慢慢回到現實。賣東西時，他不再胡思亂想。甚至能指揮買家把車停到他車庫門口，完全不像那天在機構門前驚慌失措的樣子。

很荒謬，明明是把家里搬空，他卻顯得那么放松，或許是因為這樣暫時擁有了收入，又或許，是這些本屬于之前階級的代表物品，正在逐一被他放下。

這樣的他再上路好邁步。

我又整理了一些崗位推薦給他，包括遠程客服、線上家教，以及需要短期培訓的技能工種。

我挑選這些工作的標準就一個：多數不用直接接觸人。

亞歷山大對“垃圾清運”這項工作產生了興趣——清運建筑垃圾或大型生活垃圾，按單收費，一次有時能賺三四百澳元，而且主要是開車和操作翻斗。

我立刻幫他報名培訓。

他正式入職那天，我和同事去探望他。他穿著制服，從車上跳下來，主動向我們介紹搭檔，兩人輪流開車和操作設備，合作得挺默契。

“我現在也有搭檔了，像你們一樣。”他笑著說。

我們陪伴他的旅程到此告一段落，后續按照社工守則，我們十天跟進一次，4次一個周期，兩個周期看到結論，出具報告。最后一次探訪時，他出門的頻率規律了，鄰里關系也慢慢恢復。

他甚至和我們說，能“利用職務之便”給社區里的鄰居們處理垃圾時打個折。

這份結案報告里，不曾包含我的一個疑問：當亞歷山大陷入災難思維，“壓力山大”的時候，他的父母呢？

他的父母不太可能沒發現自己孩子舉止怪異，心理有問題。但究竟是什么讓他們對此避而不談？沒找我們幫忙，亞歷山大沒說，我也不方便多問。

亞歷山大只告訴我，父母對自己失業的態度并不消極，安慰他很快就能找到工作，賺錢還不容易嗎。我猜這可能是原因之一，他的父母不知道現在孩子找工作多難。或許另一個可能是，他們也不想揭穿孩子的困境，因為揭穿之后，就得在經濟上幫助他。

那么是誰救了亞歷山大？不全然是我們，他發病正嚴重的時候，我們還坐在辦公室里。

第一個拯救他的人，正是我曾經覺得有點“多事”的鄰居們。如果不是鄰居提醒，我們根本發現不了他的困境。相比之下，住得再近的家人有時也不如一個細心的鄰居敏銳。

亞歷山大的社區并不特殊，墨爾本大多數街區都有類似的鄰里互助制度。鄰居們主動參與社區事務，從聯名信、投票選舉，到提醒新鄰居注意防盜、換收垃圾時間，每個人都默認承擔一份責任。哪怕只是一個忘關窗戶的雨夜，也會有人及時上門敲門提醒。

但是這種互助是建立在參與的基礎上的。如果一個人長期不融入、不回應，信息斷鏈，聯系中斷，社區就會慢慢把他排除在外。而一旦被排除，再想融入進來，會變得異常艱難。

對于他來說，失業不僅僅是沒有收入那么簡單，更像是一場生活的崩塌——生活節奏被打斷，社交關系中斷，整個人像從生活中消失了一段時間。

但幸運的是，在很多這樣的街區路口，還都豎著同一個醒目的牌子：

“鄰里聯防”。

它不只是一個標志，更像是彼此守望、互相接住的提醒：哪怕人生短暫停擺過，在這，還有機會重新開始。

學者項飚提出過一個概念：附近的消失。指的是現代社會中，人們對周圍生活的忽視與疏離，大家關注的要么是“家里”，要么是“遙遠的世界”，卻不知道自己的身邊在發生著什么。

這個過程發生在我們每個人身上，幾乎不可逆。

比如我們小的時候還得出門打醬油，跟叔叔阿姨問好，現在網購就好了。我們過去上個興趣班，也是認識新朋友的機會，而現在有更方便的網絡課程。

鄰里間的連接被斬斷，我們彼此住得近，實際又隔得很遠。

或許侯小圣的故事里，這種鄰里協助制度，是一種對“附近的消失”的抵抗，如果沒有“多事”的鄰居，也許亞歷山大往后的生活，就是另一番模樣。

除此之外，我也在想，如果每個人身邊都有一個像小圣那樣的朋友就好了。

今天的故事在她接手過的案例里，算是奇怪甚至奇妙的，但絕對不是最極端的。不信你看，她還為這些求助者解決過問題——

因為體重歧視而頻繁催吐，瘦到只剩骨架的女孩；因為家暴，在火鍋店里躲避親人的一群女人們；還有舉報學生性騷擾，同事卻讓她別矯情的老師。

她就像一個哆啦A夢，總能想到對應辦法，一點一點，把人們拉回正常的生活軌跡。我說她很神奇，像是拯救世界的女超人。

她讓我別這么說，自己只是一個疲于奔命，才勉強拉住每一個求助者雙手的人。自己所做最多的，就是和大家一起見證一個信念：即使再絕望的人生，也不是沒有光的。

她把這些親歷的故事寫成了新書——《在家與彼岸之間》。

書里除了收錄這些真實案例，還有她新寫的前言，以及一篇從未公開過的全新故事。如果你也像我一樣，有時覺得人生太沉重，情緒太混亂，不知道怎么繼續下去，或許，這本書能帶給你溫柔又堅定的力量。

點開下方的圖片，可以收到小圣親筆簽名的書。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小旋風 月半 迪恩

插畫：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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