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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皮埃爾·維蒙
發布時間:2025年7月22日
在最近的西方盟友峰會(尤其是七國集團和北約)之后,歐洲參會官員因溫順地迎合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而受到歐洲選民的抨擊。而當前的貿易談判,盡管美國的貿易規模很大,但歐盟未能向美國施加經濟壓力,這只會助長這種抨擊。
為了回應這些批評者,歐洲領導人強調了他們的責任。 北約內部的負擔轉移 ,有利于加強歐洲防御,這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必須暫時依賴美國在歐洲的持久軍事存在,即使這種存在在逐漸減少。正是這種依賴促使許多歐洲領導人安撫特朗普。至于貿易,歐洲領導人似乎仍然希望能夠避免與美國的全面對抗,盡管特朗普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不對稱關稅是新常態。
但歐洲領導人正在爭取時間,因為27個歐盟成員國對美國正在發生的變化的程度和深度沒有共同的評估。他們也缺乏對歐盟及其國家在二戰后秩序中發揮新作用的戰略雄心。但在選擇觀望態度時,他們冒著規劃自己的地緣政治過時的風險。
盡管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沒有預期的那么孤立主義,但它一直是瘋狂的,而且常常是半生不熟的。美國在歐洲最危急的環境中對烏克蘭、以色列和伊朗采取行動,會給歐洲人帶來可怕的后果,除非他們擺脫困境,確立自己作為權力掮客的地位。特朗普在烏克蘭問題上的模棱兩可以及他參與了以色列對伊朗核設施的打擊,使這些本已令人擔憂的局勢更加惡化,歐洲人極大地暴露在它們的間接影響中。
好消息是,一些歐洲領導人已經開始認識到與美國外交政策保持緊密聯系的壞處。美國的外交政策一直保持著表現不佳但自以為是的溝通。大多數人都聽過了特朗普第一次任期期間發出的警告,包括德國前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發出的警告,即歐洲需要“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 ”。
歐洲人具有反對玩等待游戲的自然傾向,他們意識到自己不能如此容易的受到美國搖擺不定的選民每四年在美國總統選舉中發揮的巨大作用的突發奇想的影響。他們必須承認,他們自己的戰略安全和歐洲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不能完全依賴于美國的支持。
然而,要使這種思維方式轉變取得成果,歐盟需要有兩個先決條件:一是對自身利益的真正共同的戰略定義;二是重新審視外交的能力。在歐洲專注于在短期內避免特朗普出現最壞情況的時刻,重塑歐洲外交似乎過于雄心勃勃。但這種過度謹慎的做法的風險是,歐洲人會失去一個真正的機會,即在塑造任何將取代1945年后國際秩序的體系中擁有代理權。隨著全球大國通過使用蠻力顛覆這一秩序,需要一種既不會忘記普世權利和價值觀,又能滿足南方國家(指發展中國家)合法要求的愿景。
為了應對這一挑戰,歐洲官員應該緊急修復其外交技巧。他們談得太多,行動太少。在最直接危機的環境中,歐洲人需要最終參與其中,才能在談判桌上贏得一席之地。在烏克蘭方面,這意味著需要大幅加強對基輔的軍事援助 ,同時開始討論未來的和平解決方案的參數和歐洲安全秩序。在加沙問題上,這意味著利用其結盟協定和與以色列的大規模貿易,最終使人道主義援助安全通過。它還意味著利用歐洲對巴勒斯坦國的集體承認,建立對巴勒斯坦新治理至關重要的必要能力。至于伊朗,歐洲必須堅持伊朗的合法權利必須與防止核擴散風險的必要性齊頭并進的立場,從而恢復其在以往談判中發揮的核心作用 。
這種振奮需要回歸一些被遺忘的原則:努力禁止否認的自然誘惑,短期偶然性和長期眼光不可或缺的結合,以及在不放棄傾聽對方委屈的需要的同時支撐力量的重要性。隨著沖突的加劇,這些不可或缺的外交要素往往以現實主義的名義被忽視。事實上,在戰爭時期,信譽伴隨著力量。但是,沒有對話的力量就錯過了為長期曠日持久的危機帶來可持續解決方案的可能性。
歐洲需要重新投資于這些良好外交慣例的基本規則,以重新點燃過去公平和寬容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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