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當山，多元文化交融之地

武當山

武當山，坐落于湖北省十堰市境內，原名太和山，后以“非玄武不足以當之”而改名武當。武當山盤亙八百余里，高列之七十二峰，奇峭之三十六巖，幽邃之二十四澗，自古便是道教名山和武當武術的發源地，被譽為“亙古無雙勝境，天下第一仙山”。

作為秦嶺由西北—東南走向的東延部分，武當山不僅是我國南北分界線上的一大重要地標，也處于我國東西交界的樞紐地帶，連通南北、橫貫東西的地理方位使它成為我國多民族融合，以及多元文化融匯的重要場域。

超越時空的真武信仰

武當，因真武而興。真武神本名玄武神，全稱北極真武玄天上帝，又有玄天、玄天上帝、北極大帝等稱號，是道教的北方之神和水神。玄武信仰最初流行于北方地區。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為避趙氏先祖趙玄朗之名諱，將“玄武”改為“真武”。北宋時期的道教經典記載了真武大帝在武當山修行飛升的傳說，之后又通過文本構建，使武當山與真武大帝的關系不斷強化。南宋末年，武當山成為真武信仰的圣地。

從宏觀歷史視角考察，真武信仰由北向南的空間傳播，反映了宋代北方民眾不斷向南遷徙交融與經濟重心南移的中國歷史進程。

自宋代開始，真武信仰在國家祭祀體系中逐漸占據重要地位。北宋統治者希望得到北方司命之神真武的庇佑而使北境安定，真武神得以進入王朝國家的正祀。靖康之變后宋室南渡，來自北方的威脅更加緊迫。南宋寧宗于嘉定二年（1210年）正式敕封真武神為“北極佑圣助順真武靈應福德真君”，以期望北方安定。統治階級對真武神的推崇，使真武信仰日益受到社會廣泛重視。

南宋滅亡后，真武信仰并未隨著王朝更迭而衰微，來自北方的元朝統治者將真武神尊為“肇基之神”繼續加以尊崇，各地民間也開始流傳大量以真武為主角的神異故事，真武神演變為庇佑元朝治理南方的神靈。自此，真武信仰成為南北方共同的信仰體系。

元朝在武當山興修了以天乙真慶宮（即今南巖宮）為核心的宮觀建筑群并歲時祝祭，武當山成了元代皇家“告天祝壽”的重要道場。與此同時，武當山作為道教圣地的社會影響也日益擴大，進山朝香的信眾絡繹不絕，為明代武當道教的繁盛奠定了基礎。

▲ 空中俯瞰武當山（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 伍志尊 攝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將真武神奉為北伐戰神，不僅在南京建立真武廟，還在北方沿邊重鎮修建祭拜真武的廟宇，延續自宋代以來將真武祭祀作為國家正祀的傳統。建文年間，燕王朱棣以“奉天靖難”之名南下奪位。戰場上，他常托真武降世之“神威”激勵將士，最終以弱勝強。朱棣成功奪位后，以回報真武之佑為名擴建武當廟宇，意圖凝聚人心，鞏固統治。

明永樂十年（1412年），朱棣下詔大修武當，自此歷時14年，先后修成九宮八觀、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巖廟、三十九橋、十二亭等33組恢弘壯觀的建筑群，武當山由此成為護佑皇室的家廟與庇護國家的首要道場。其間，為進一步凸顯武當山的至尊地位，朱棣于永樂十五年（1417年）敕封武當山為“大岳太和山”，奠定了其“四大名山皆拱揖，五方仙岳共朝宗”的崇高地位。武當山與五岳共同構成了明代“大一統”的地理表征。

到了明代中后期，武當真武信仰傳入邊疆地區，西南地區各民族不遠千里前來朝拜。天柱峰巔太和宮金殿四周的諸多闌干便是例證。當時，虔誠的云南府（今云南昆明）道教信眾捐資修建了這些闌干，并刻下住址，其中包括如今仍在使用的“圓通寺”“金馬山”等。

在統治階級的帶動下，明代武當真武信仰臻于極盛，不僅深入民間，為廣大民眾接納和崇祀，各地還結合本土文化傳統，紛紛模仿武當山興建“小武當”。從湖北、安徽到寧夏、甘肅，多地均出現了以“武當”為名的宮觀道場。這一現象表明，武當真武信仰成為促進南北地域交融、構建民眾國家認同的重要文化象征。

包容兼濟的建筑藝術

武當，因建筑而盛。武當山道觀建筑群時間跨度長，建筑門類齊全、技藝體系完備、文化內涵深厚，堪稱中國宗教建筑的典范。明代《太岳太和山志》稱其“誠曠世之極盛，萬古之奇觀也”。

武當山地勢復雜，武當建筑的布局秉持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講究山形水脈、聚氣藏風，建筑與山水相得益彰，達到了自然與人文的高度和諧，是我國古代建筑技藝與藝術的結晶。199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家對武當山進行考察時稱贊道：“武當山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之一，因為這里融匯了古代的智慧、歷史的建筑和自然的美學。”

作為真武信仰的承載，武當山宮觀興修歷史同樣久遠。唐貞觀年間，唐太宗李世民遣姚簡入山求雨后于靈應峰麓建五龍祠，開啟皇家于武當山敕修建筑的先河。宋真宗升五龍祠為五龍觀，宋徽宗宣和年間敕建紫霄宮。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賜額五龍觀為“五龍靈應宮”；元仁宗大德年間，賜南巖石殿名為“大天乙真慶萬壽宮”。明代以前朝古建為基礎，明成祖下詔大修武當，武當山宮觀建筑群逐漸規模化和體系化。唐、宋、元、明對武當山宮觀的接續營建，體現出強烈的文化認同與文化傳承，折射出中華文明的連續性。

▲武當山金頂。來源：湖北省文旅局網站

永樂年間，明成祖朱棣敕令修建武當山宮觀建筑，與北京故宮屬同期工程，史稱“北修故宮，南修武當”。修葺讓武當山宮觀與北京皇宮遙相呼應，展現出輝煌的皇家氣度，同時體現出明成祖對南北全局的掌控。敕修后的武當山建筑群規劃嚴密，主次分明，各宮觀以天柱峰太和宮為核心，有序分布，形成了“五里一庵十里宮，丹墻翠瓦望玲瓏”的規模景致，其建筑規模之大、規制之高、構造之嚴謹、裝潢之精美，世所罕見。

位于展旗峰北陲的玉虛宮是明初武當山官造建筑的代表性杰作。玉虛宮仿北京故宮“三朝五門制”，整體布局呈三路五進，沿中軸線以青石層層疊砌，沿山體自然遞進。明代文學家王世貞目睹玉虛盛景后，賦詩贊嘆道：“太和絕頂化城似，玉虛彷佛秦阿房。”

明代各地藩王雖然因嚴厲的“藩禁”政策而不能親至，但也在武當山留下了諸多建筑。原位于北錦屏山下的周府庵，即是朱棣同母兄弟周王朱橚家族所修建，周府庵共有24個道院、400余間殿宇，占地廣闊，建筑華美。此外，襄陽襄藩創建襄府庵、南陽唐藩于三官臺捐修鐵望柱、漢中瑞藩捐資整修瓊臺中觀等，風格多樣的建筑，留下了各種地方文化融匯的歷史印記。

南朝時期，儒、釋、道三教合一的理念醞釀萌芽。武當山不僅有道士結廬修煉，也有很多佛教高僧在此駐錫。《佛祖統紀》記載，西晉名臣羊祜曾供養武當山寺。羌人后裔、后秦王室慧表出家為僧后，駐錫武當山，將《無量義經》帶到武當山傳播弘揚。今天，透過武當宮觀，仍然可以發現三教融合的印記：太和宮內懸掛的“三教祖師”匾額，體現了武當山包容開放的信仰內涵；紫霄宮十方堂內的“二十四孝”壁畫，表現了儒家孝道文化與道教思想的融合；復真觀中供奉的“慈航道人”即佛教的觀音大士；而儒家經典中的周文王和忠義化身的關公同樣出現在武當山道教供臺上。

武當山建筑雖在名稱、興建年代、建筑形式上各有不同，但其包羅四海、兼容三教的開懷胸襟，卻一以貫之地鐫刻在其文化基因之中，延綿至今。

豐富多元的武當文化

武當，因文化而榮。武當山是中國道教圣地之一，歷史上，這里高道云集，香火興旺。武當山的道教文化深深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中，體現了道教對自然和諧的追求和對內心修煉的重視。武當文化正是自古以來各族人民在以道家思想為主的傳統哲學影響下，通過長期的歷史沉淀與社會實踐而創造的物質精神財富，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武當道教文化尊崇“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道家理念，是武當文化的核心內容，而其武術技藝、醫藥養生同樣廣為傳播。

武當功夫在中國武術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武當武術將武術與養生相結合，具有鮮明的道家文化底蘊。文以載道，武以鎮魂，乃文乃武，是為太極。作為武當武術的代表，武當太極拳充分展現了以柔克剛、以靜制動的哲學思想。從一代宗師張三豐到如今的優秀武當武術大師，武當武術代代傳承，理論和技術體系愈發成熟。修習武當武術一是為了修身養性、祛病強身；二是追求身雖動、心貴靜、氣須斂、神宜舒的無我境界。武當功夫是一種科學的鍛煉身心的特殊運動形式，以其有效的內養外練功效，贏得了“南尊武當、北崇少林”的美譽。近現代以來，武當武術借跨文化傳播之勢蜚聲國際，吸引了眾多海外武術愛好者前來拜師學藝。

▲2024年10月12日，太極愛好者在2024世界武當太極大會開幕式上表演。新華社記者 伍志尊 攝

武當道醫是中華傳統醫學的重要流派。我國自古就有“十道九醫”的說法，道教從形成之初就秉承“習醫自救、濟世利人”的理念，十分重視研習醫藥方劑，形成了崇醫尚藥的傳統。武當山地處氣候溫潤且垂直高差顯著的亞熱帶季風山區，適宜野生動植物繁衍生長，藥材種類十分豐富。《本草綱目》中便記載了400多種源自武當山區的藥材，歷代武當道士也總結提煉出230多種療法和近百種傳世藥方。可以說，醫術、醫德以及養生觀是道教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武當山，這座承載著千年智慧與靈氣的大岳，孕育了豐富的武當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要從歷史、建筑、文學、藝術、民俗、武術等多方面加強對武當文化的研究，推動其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讓現代人更加尊崇祖國的壯美山川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作者簡介：齊子通，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院長；段海容，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助理研究員。本文系中南民族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CSQ25023）階段性成果。】

監制 |肖靜芳

統籌 |安寧寧

編輯|周芳 海寧

制作 |封煜靖

來源 |中國民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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