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公安部破獲國民黨保密局“天津情報組”案始末

1949年1月15日，就在天津戰役后不久，時任國民黨保密局天津站站長李俊才選擇向我軍投誠。

當然，讓李俊才也沒想到的是，幾十年以后，他會因為一部電視劇大火。

一個普遍的觀點，李俊才就是電視劇《潛伏》中行動隊隊長李涯的原型，而他的頂頭上司吳敬中就是他的前任吳景中，兩人名字僅一字之差。

電視劇中，李涯不會選擇投誠，以他的思想，八成會選擇負隅頑抗，李俊才卻不會。

李俊才接替吳景中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長以后，受毛人鳳指派執行一個代號叫“黃雀”的潛伏計劃（和電視劇里一樣），但李俊才明顯意識到，這是在背鍋。

李俊才選擇向我軍投誠的同時，還率領著他麾下的四個情報組。

本來按照正常邏輯來看，李俊才是有功的，但出乎意料的是，僅時隔一年，他就被我軍逮捕。

根據部分文章的觀點，李俊才之所以被逮捕，是因為受了五十年代保密局天津情報組案的牽連。

一個異常的電波訊號

1950年3月初，我情報部門截獲了一個情報，保密局批準派遣技術總隊中隊長秦應麟、報務員孫毓清來天津組建“保密局直屬天津特別組”進行情報活動。

應該指出的是，當時公安部門剛破獲了“保密局直屬北平潛伏臺”計兆祥案，顯然毛人鳳并不甘心失敗，而是繼續派了特務潛伏到了天津，企圖繼續進行破壞活動。

從6月開始，軍委某監測臺就陸續監測到在平津一帶有一署名彭振北的潛伏臺，這個電臺信號不斷地與在臺灣的國民黨保密局聯系，7月，監測臺截獲保密局批準劉景銓、齊北光分別為彭振北潛伏臺上尉通訊員和上尉組員的情報。

鑒于情況已經十分嚴峻，敵特很有可能已經潛伏進入平津地區，并且在暗中發展組織，中央決定將案件移交給公安部。

時任公安部副部長的楊奇清立刻召集調查研究處處長李廣祥、副處長蘇玉涵，偵察科科長曹純之、副科長成潤之等人開會研究立案，布置偵察。

幾乎同一時期，彭振北的潛伏臺又向臺灣請示匯兌經費的辦法，楊奇清據此判斷，潛伏在平津一帶的彭振北的潛伏臺與國民黨保密局派出的“直屬天津特別組”有關系。

同年10月，公安部監測臺又監測到該潛伏臺向臺灣保密局匯報（也有材料說是6月）：

“宋時輪部攜蘇式80噸重型坦克和喀秋莎火炮入朝。”

在當時彭振北的潛伏臺與臺灣保密局的聯系非常密切，監測臺經常能夠發現，但由于我公安人員一開始并沒有意識到，敵人可能會在農村架設電臺（架設大型電臺電臺需要用電），因此只是在市區搜索，也導致了我公安人員多次與敵特電臺失之交臂。

盡管沒有辦法找到彭振北的潛伏臺，但針對秦應麟的調查卻有了很大的突破。

秦應麟其人

根據公安部調查研究處調查，原來秦應麟在解放前當過保密局淶源組組長，秦應麟本人雖然跑了，但他的下屬原保密局淶源組分臺分臺長羅世運和報務員項藝后來都被我軍抓住，是華北軍區管訓隊被管人員。

早在1949年9月，羅世運、項藝兩人在交代材料中，就有秦應麟的情況，同時還交代出原保密局淶源組成員胡振遠、李慶生，這兩個人的家就在北平。

盡管解放后，胡振遠、李慶生兩人均不知去往何處，但在北京市公安局配合下，公安部調查人員查到一個關鍵信息：

“秦應麟的內弟卞樹棠現住北京市東城區乃茲府街郭宅，與其嬸母住在一起，常跑天津、上海買賣中西藥品。”

更重要的是，公安機關截獲彭振北潛伏臺的一條消息：

“香港商人王永祥送來1000美元到天津老太和藥店交卞樹棠轉。”

當時，公安機關已經知道卞樹棠曾在天津市德康藥房和鍋店街老太和藥店當過伙計。由此可見，卞樹棠往來天津、上海，名義上是取藥，但實際上是接從臺灣保密局寄來的活動款。

根據這一線索，公安部立即對卞樹棠進行跟蹤監視，以便盡快確定秦應麟的行蹤。

與此同時的是，河北省公安廳根據公安部給出的線索，順藤摸瓜挖出了更多原來保密局淶源組的情況，除了公安部已知的情況外，還挖出了秦應麟的妻子卞書蘭也是河北人，當年平保戰役期間，保密局淶源組整組撤往北平，卞書蘭還曾幫忙轉移過電臺。

更重要的是，卞書蘭這個人就在北京，住在東城區乃茲府街10號院南屋，并化名“金太太”。

公安在調查卞書蘭后，發現此人也不簡單，她與前門外某貨棧一些人有著不一般的聯系，經過調查后發現，她所聯系的人多數都是以前秦應麟的老部下。

就在這個時候，特情組又傳來一個消息，卞書蘭在8月初的時候，曾收到丈夫秦應麟的信。

公安機關據此推斷，秦應麟應該已經到了平津一帶，而且已經開始遙控指揮特務活動，而所謂彭振北的潛伏臺，實際上就是保密局天津情報組的化名。

卞樹棠在接到消息后，立即赴天津接款，偵察員在跟蹤的時候，發現他與一名叫“胡振遠”的藥材商人聯系密切。

最初公安機關認為，這個胡振遠就是原來秦應麟在淶源組的老部下，可后來發現不對勁兒。

根據資料顯示，胡振遠年不過三旬，可公安機關跟蹤調查的藥材商人“胡振遠”，卻是一個有著三十五六歲的年紀，滿臉胡子拉碴的人。

從形象上看，這個“胡振遠”有極大概率是已經潛伏回來的秦應麟。

不過就在公安機關欣喜萬分時，下面的偵察員卻出了紕漏。

“胡振遠”從事敵特工作多年，有著很高的反偵察經驗，在意識到被公安機關跟蹤以后，就開始擺龍門陣。

1950年8月22日，“胡振遠”從天津乘火車回北京，在火車抵達豐臺后，“胡振遠”故意讓跟蹤的偵察員知道他手持的車票去保定的，當火車抵達高碑店時，“胡振遠”借故下車，當時偵察員以為他是要去保定，所以未下車跟隨。

一直等到火車開，偵察員沒見“胡振遠”上車，這才意識到不對勁。

在同河北省公安廳聯系后，公安廳迅速下達指示，要求保定地區公安干警連同公安部偵察員撒開大網，去尋找“胡振遠”的下落。

與此同時，卞樹棠也抵達天津，并從香港商人手中取得了經費。

有了這個具體的證據，公安機關迅速做出指示，密捕卞樹棠，卞樹棠被捕后隨即交代，真正的胡振遠其實在甘肅蘭州，而此時此刻出現在公安機關面前的胡振遠就是秦應麟。

秦應麟到被我公安機關跟蹤后，沒有敢回北京住處，而是立刻找借口下了車，躲在河北省定興縣城東韓家莊卞樹棠的表叔張福東家，還給卞樹棠寫信詢問接收活動經費等事項。

在意識到可能暴露后，秦應麟決定不在平津一帶停留而是動身前往蘭州。

公安機關當機立斷，決定兵分兩路，一路去卞樹棠所稱的秦應麟藏身之地抓捕，一路去保密局天津特別組所在地。

盡管費了些許周折，但隨著秦應麟被捕，敵人在通州的潛伏臺也被起獲。

根據資料記載，公安機關當場起獲了保密局直屬天津特別組”CMS美制特工收報機、發報機各一部，收發報登記簿各一份，密碼本四本（“天密”、“美密”、“毓密”、“安密”），波長呼號表，電臺零部件，特務身份證明書以及履歷表等。就連蔣介石、毛人鳳發給秦應麟的三張委任狀也一同被搜出。

另外還有敵潛伏臺與臺灣保密局聯系的電報底稿179件（收100件，發56件，待發底稿23件），其中涵蓋了政治、經濟、軍事多個方面情報。

真相大白

公安機關雖然破了國民黨保密局“天津情報組”案，但此時此刻，所有人都沒有如釋重負的感覺。

此次起獲的敵潛伏臺太大了。

一般而言，潛伏的敵特所使用的都是小型的美制直交流15瓦電臺，而此次起獲的CMS美制特工電臺，卻是大功率電臺，是二戰時期美國海軍的制式裝備。

原來此次起獲的敵潛伏臺，并不是秦應麟帶來的，而是本身就在北京的。

1950年2月，公安部破獲計兆祥“保密局直屬北平潛伏臺”計兆祥案后，毛人鳳氣急敗壞，就要派人再建臺，時任保密局的行動組織技術總隊參謀長曹亞夫推薦了老牌特務、總隊中隊長秦應麟。

據秦應麟自己交代，當時他接到毛人鳳指示后，心里其實很不情愿，他知道自己此次去北京，很有可能是十死無生，但他不敢違背毛人鳳的命令，生怕一個不慎就遭了無妄之災。

1950年3月中旬，秦應麟帶著密碼本以及活動經費離開了臺灣，4月8日潛至北京，并通與妻子、妻弟等一批老部下成功取得了聯系。

之前我們說過，秦應麟此次出發，只是攜帶了密碼本，那么電臺從何而來呢？

據秦應麟交代，在北平解放前，美國戰略情報局有五部電臺，后來撤離的時候沒有帶出來，就放在一個地方，毛人鳳指示他，可以從此地取一部電臺用。

為了防止暴露，秦應麟制定了嚴密的紀律：

一、組、臺分開，秦應麟本人匿居北京市區，將電臺架設在遠郊農村，情報組隱蔽在前門外某貨棧，情報組人員與電臺不直接發生關系，由秦應麟的妻子卞書蘭負責中間聯絡；

二、秦應麟與妻子卞書蘭分開居住，彼此都用了化名秘密聯系；

三、聯系的人都必須是情報組人員的親戚和故舊，以親友名義接觸，有利于隱蔽。

1950年5月28日，秦應麟通過電臺與臺灣取得聯系，以示聯通。

不過當時，秦應麟有個問題無法克服，就是大型的電臺使用起來頗費電，而將電臺架設在農村，農村電力設施在當時并不完善，考慮到時間一長，很容易通過電量消耗暴漏。

當年8月，秦應麟專程又潛回天津，打算在天津郊區找一個電力充沛地方架設電臺，以便于長期活動。

不過，秦應麟并沒有想到，他們向臺灣發送的電文，其實多數都已經被我公安機關截獲，他們的行蹤很早便已經暴露了。

僅僅只有半年，毛人鳳苦心經營的秦應麟潛伏臺就被公安機關破獲，敵臺直至此時，也未能獲得有價值的情報消息，他們的情報來源，多數只能依賴公開的發行的報刊和社會上的觀察、傳聞。也只有少數情報稍稍有一定價值，其他均不值一提。

秦應麟被捕后，擔心遭到計兆祥的下場，因此把所知道的情況一股腦的全部吐露出，包括美國戰略情報局另外四部電臺的下落，也一并交代出。

話又說回來，回到開頭的話題，原保密局天津站站長李俊才源于此案的關系，在投誠后又被捕，也是比較冤枉的，畢竟他所掌握的只是保密局天津站下屬的潛伏行動，對于總部直接委派的情報組，是完全不知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