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再扯什么滅佛了，文革早就滅過了

釋永信引發大眾對寺廟的關注，網絡上甚至有人聯系到歷史上的滅佛運動，亦有不少人有此呼吁。

但是他們或許忘了，文革時期，我們早就滅過佛了。

歷史上，中國的佛教與道教曾在社會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精神角色，無論是朝廷祭天，還是百姓祈福，都與這些傳統信仰密切相關。

但是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以“破四舊”為名，全面打擊宗教。寺廟、道觀被關停、拆毀，僧人被迫還俗或改行，宗教活動全面停止。

當時的破壞可謂觸目驚心。如中國佛教協會所在地的廣濟寺，1966年紅衛兵抄寺，佛教協會辦公樓、藏經樓被查封。住寺法師被批斗、佛像遭砸毀，宗教活動全面中止。

上海靜安寺，文革期間被紅衛兵占用，佛像被推倒、焚毀，金身剝離。后來又被改作上海市某區的工會俱樂部，寺內開設舞廳和食堂。

杭州靈隱寺，1966年起，寺院僧眾被遣返原籍，佛像與經書多數被焚毀，大殿改為生產隊會議室。

南京雞鳴寺，文革初期佛像遭砸毀，僧人被批斗或遣散。寺廟變成倉庫，香火中斷10年。

其他如龍華寺、法門寺、國清寺、文殊院等等，上至古寺名剎，下至地方小廟，多數遭到破壞。普遍遭受佛經道藏被焚毀、文物被砸爛、教育中斷的待遇。

其帶來的后果是什么呢？

今人往往痛心于文物、典籍的破壞，殊不知精神上的摧毀才是更為沉重。借釋永信之事，今日再看，更為清晰。

直到文革結束，1978年起，國家重新承認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團體才開始被允許重建。改革開放以后，宗教政策逐步寬松，不少宗教場所得以恢復。

但這一恢復，并非完全按照傳統方式進行。

許多寺廟、道觀的復建是由文旅、住建等部門牽頭的，往往以古跡恢復、文化保護或旅游開發名義進行。這種出發點的差異，使得許多著名寺廟的復建被定位為風景名勝而非佛教圣地。也就是說，它們景點的功能強于信仰功能，開發當然會帶有明顯的文化或者旅游導向。

具體表現的，就是今日我們所看到的，不再一一列舉。

那么，當寺廟不再以佛法為中心，而被納入地方政績和經濟產業體系時，它還能保持純潔嗎？

肯定不能呀，如此一來，只剩經濟利益和權力牽引，當然也就難以獨立于現實利益。當寺廟與企業的差異甚至都不再那么涇渭分明，方丈如同CEO，寺廟成了當地GDP的一部分，腐敗土壤就悄然滋生。

可是，宗教本該是有自我凈化機制的呀。連我這個俗人都知道幾句，出家人講究六根清凈，一入佛門就跳出紅塵，不在五行三界中。

關鍵問題，還是復建以后的寺廟已不是以往的寺廟。失去了信仰約束的僧人，是否出家已無所謂了。比如大和尚釋永信，也不過是身披袈裟的霸總，一樣參與經濟運營、接受貴賓宴請，寺廟成了香火經濟的場所，信眾成了消費者。

受制于七情六欲的僧人，與俗人又有何不同？這樣的方丈，能獨立于現實利益嗎？當然是不可能的。

然而，文革對佛教的打擊僅限于此嗎？并不是。

眾所周知，西方教會尤其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傳統中，往往承擔了大量社會職能，興辦學校、醫院、孤兒院等。

中國佛教是否有類似職能呢？

答案是肯定的。

寺院本是信仰、文化、教育、慈善的綜合體。正所謂出家人慈悲為懷，兼濟蒼生，此話并不是念念經而已。佛教在中國歷史上，確實長期積極參與社會公益，如設粥棚、建義塾、開施藥局、救災賑濟、撫孤養老等等，是真正的傳統慈善機構。

但是進入近代以后，這些功能逐漸式微?？婆e制度廢除，導致寺廟的教育職能衰退。民國時期的土地改革，大量寺廟被平，佛教社會職能進一步退化。

縱然如此，高僧們還是主動參與社會救苦。如弘一法師，就倡導僧人救災濟民，參與教育；太虛大師，提倡佛教要積極入世，承擔教育、醫療、救貧等社會責任。不過等到49年后寺產收歸國有，縱然有高僧想行善舉，也已難有作為。

可以看到，把寺廟的社會職能消失全部歸咎于文革是不客觀的。但在文革之前，盡管大多數寺廟的社會職能已經收縮殆盡，但仍有不少仍保留了初心，沒有忘記佛家慈悲救濟的傳統。

比如根據地方資料記載，50年代初，杭州靈隱寺仍有僧人在山門外設簡易粥棚，救濟饑民和流浪兒童。鎮江金山寺在解放初期曾設佛學講堂，教授基礎佛學，兼帶識字教育，招收附近青年。尤其在偏遠地區，有的寺廟內仍設有簡單藥鋪或“僧醫”，為民眾提供望聞問切的傳統服務。

然而到了文革時期，寺廟僅剩的慈善網絡在“肅清封建殘余”中被徹底摧毀，原來僅存的一些“善堂”、“義塾”都被取締，宣告佛教喪失了持續參與社會事務的空間與能力。

而當今寺廟被納入旅游資源后，重建社會服務體系早已無人提起。

那么回過頭去，再看十年浩劫，其對佛教的打擊，可以說是中國佛教兩千年歷史上最嚴重、最徹底一次摧毀，堪稱一次生態的斷層。其打擊不只在于寺廟被毀，更在于僧團解體、信仰消亡、傳承中斷、職能喪失，佛教在中國社會的地位跌入谷底，傳統生態幾乎被清零，幾乎把佛教從社會生活中徹底抹除。

它導致中國佛教整體失去了連續性，形成一個近乎荒廢的十年。斷代的后遺癥至今可見，很多傳承在大陸中斷數十年。大量新出家人是斷裂后補建的，沒有系統師承，佛教教義普及與弘法質量遠遜之前。

老信徒沉默退隱，年輕人無從接觸佛法，佛教社會基礎嚴重流失。民眾普遍對佛教缺乏深入認知，燒香拜佛更多變成實用主義祈福。

所以，今天我們所看到的佛教復興，很大程度上是重建而非延續。而正因為這場打擊如此徹底，也使得后來的佛教旅游化、方丈企業化現象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