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丨為什么那么多人認為特朗普很好？

翻譯：邸報

道德哲學家阿拉斯代爾·麥金太爾的著作有助于闡明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些核心問題

奇普·索莫德維拉/蓋蒂圖片社

近十年來，有一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為什么一半的美國人看到唐納德·特朗普時，并不覺得他在道德上令人反感？他撒謊、欺騙、偷竊、背叛，行為殘忍且腐敗，然而超過7000萬美國人認為他至少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有些人甚至認為他英勇、令人欽佩且十分出色。是什么讓我們陷入了這種道德麻木的狀態？

我要給大家講一個故事，這是我對美國為何陷入這種令人沮喪的境地的最佳解釋。這個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偉大的道德哲學家阿拉斯代爾·麥金太爾的思想，他于今年5月去世，享年94歲。這個故事試圖解釋西方文化是如何演變成如今這樣——我們中數百萬人，不僅僅是共和黨人和特朗普的支持者，都無法做出基本的道德判斷。

故事要從很久以前說起。回到某個古城，比如亞里士多德時代的雅典。在那個城市里，“你如何定義自己的人生目標？”這個問題毫無意義。找到人生目標并非個人選擇。相反，人們在由家庭、部落、城市和國家構成的緊密網絡中成長。他們從這些群體中繼承了各種各樣的責任和義務。他們也繼承了社會角色，以士兵、農民、商人、母親、教師等身份為周圍的人服務。

每種社會角色都有特定的卓越標準，也就是一套判斷人們應該如何行事的準則。成為一名優秀的戰士、優秀的母親、優秀的朋友，都有其特定的方式。在這種道德體系中，人們努力達到這些標準，不僅是為了可能獲得的榮譽和金錢，更是因為他們希望自己能符合這些標準。一位教師不會允許學生通過賄賂獲得高分，因為這違背了作為一名教師所固有的卓越品質。

通過在自己的角色中做到卓越，我為塑造我的城市做出貢獻。通過遵循我所從事行業的內在標準，我逐漸從平庸走向卓越。在這條通往卓越和實現人類全面發展的終身道路上，我的人生獲得了意義。如果我能在這條路上走得好，我就會有認同感、自尊和目標感。我知道自己來到這個世界是為了什么，這會帶來極大的慰藉和成就感。

如果這一切聽起來很抽象，讓我舉一個現代的例子。2005年，前芝加哥小熊隊的萊恩·桑德伯格入選棒球名人堂時，描述了他對棒球運動的熱愛：“每次走上球場，我都心懷敬畏。這就是尊重。我學到的是，永遠不要不尊重你的對手、隊友、球隊、教練，永遠不要不尊重你的隊服。打出一記好球，要表現得像以前也做到過一樣；打出一記安打，要看向三壘教練，準備跑壘。”

桑德伯格指了指坐在他周圍的名人堂成員們說：“這些坐在臺上的前輩們為我們其他人鋪平了道路，不是為了讓球員們每次上場都只想著把球擊出全壘打，而忘記如何把跑壘員送到三壘。這是對他們的不尊重，對你們的不尊重，也是對我們從小就開始玩的棒球運動的不尊重。”他還說：“我正確地打比賽，不是因為看到了隧道盡頭的獎勵。我正確地打比賽，是因為這是你應該做的——正確地、帶著尊重地去打。”

桑德伯格的演講體現了這種更古老的道德準則，其中包含著代代相傳的卓越傳統。它提供了一個道德模板，讓我們可以評價周圍的人，也提供了一套道德標準，為我們的生活賦予形式和意義。

從古希臘雅典快進一千多年到中世紀。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改變了構成人類卓越的標準，更看重同情心和謙遜，但人們仍然持有一些舊的觀念。個人不能選擇自己的道德——宇宙存在著基本的道德秩序。他們也不能選擇自己的人生目標。人生目標同樣與社區的利益緊密相連——在某個角色中為社會服務，傳承自己的生活方式，遵守神圣的法則。

然后到了17世紀的宗教戰爭，以及隨之而來的血流成河。對這一切的厭惡催生了啟蒙運動，人們對宗教不再抱有幻想，開始重視理性。啟蒙思想家們說：我們不能再因為誰的道德是正確的而互相殘殺了。讓我們把道德私有化吧。人們可以提出自己的價值觀，我們要學會接受這種多樣性。

粗略地說，啟蒙運動將社區的首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自主個體的首要地位。它創造了民主、法律、言論自由等中立的公共體系，為個體提供了一個廣闊的公民秩序，讓他們可以規劃自己的生活。如果說存在共同道德的話，那也是基于理性，而非宗教教條，并且對這種共同秩序的忠誠是自愿的。功利主義就是創建這種理性道德體系的一種嘗試——做能給人們帶來快樂的事，不做會給他人帶來痛苦的事。

我認為啟蒙運動是一大進步，它催生了包括美國政府體系在內的諸多成果。我珍視我們現在擁有的塑造自己生活的自由，并且相信在這種自由中，我們仍然可以堅守固定的道德原則。如果你對此有疑問，看看馬丁·路德·金牧師就知道了。

有一個老笑話是這樣說的：你可以通過一個人想回到哪一年，來判斷他是哪種保守派。我認為，在過去60年里，隨著極端個人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的興起，共同道德開始衰落。相比之下，麥金太爾認為，道德連貫性的喪失從18世紀啟蒙運動開始時就已埋下伏筆。他認為，啟蒙運動的計劃失敗了，因為它所產生的理性主義道德體系過于淺薄和抽象，無法為現實生活賦予意義。它摧毀了連貫的道德生態，讓自主的個體變得孤立無援。此外，它貶低了人們長期以來用來尋找意義的能力。理性和科學很擅長告訴我們如何做事，但無法回答一些基本問題：我們為什么在這里？我人生的最終目標是什么？什么是對，什么是錯？

然后在19世紀和20世紀，有人試圖填補啟蒙運動所造成的道德真空。例如，尼采說：上帝已死。是我們殺死了他。理性救不了我們。要靠英勇的自主個體通過某種大膽的意志行為來尋找意義。我們要成為自己的上帝！幾十年后，希特勒出現了，他告訴人們：你想在生活中找到意義嗎？跟我來。

心理學家有句名言：最難治愈的是病人自我治療的嘗試。我們試圖用自戀、狂熱和威權主義來填補麥金太爾所看到的啟蒙運動核心的道德真空——但結果證明，這種“治療”比疾病本身更糟糕。

如今，我們生活在一個許多人，甚至可以說大多數人，都不再認為宇宙存在永恒道德秩序的世界里。不僅如此，許多人認為，那些在古代世界觀中至關重要的道德實踐傳統過于束縛人——它們阻礙了最大限度的個人自由。正如麥金太爾在他最著名的著作《德性之后》中所說：“每個道德主體現在說話都不受神圣法則、自然目的論或等級權威的外部約束。”個體有很多選擇，但他們缺乏做出正確選擇所需的連貫道德標準。

《德性之后》開篇就提出了麥金太爾最著名的思想實驗。他寫道，想象有人把所有曾經寫過的科學書籍都撕碎了。同時，所有的科學家都被殺害，所有的實驗室都被燒毀。我們只剩下從這本或那本科學教科書中隨機撕下的幾頁紙。我們仍然能看到一些科學詞匯，比如中微子、質量、原子量，但我們完全不知道它們之間是如何聯系在一起的。

他認為，我們的道德生活就有點像這樣。我們使用“德性”這樣的詞，以及“人生目標”這樣的短語，但它們只是隨機的片段，無法構成一個我們可以完全信賴的體系。人們已經無法看到自己的終極目標。

如果人們沒有融入一個永恒的道德秩序中，他們如何判斷該做什么是對的呢？他們只會做當下感覺對自己有利的事。麥金太爾稱之為“情感主義”，即“所有的道德判斷都只不過是偏好的表達，是態度或情感的表達”。情感主義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很自然地存在，因為資本主義是一個圍繞個體消費者偏好建立起來的經濟體系。

生活在一個沒有共同道德秩序的社會里，問題之一是我們無法解決爭論。我們沒有客觀標準來判斷一種觀點是對的，另一種觀點是錯的。因此，公共爭論會無休無止地進行下去，憤怒和兩極分化的程度也會越來越嚴重。人們用自以為是的言辭試圖達到自己的目的，但他們并非在進行道德辯論，實際上是在用道德語言來強迫他人接受自己的偏好。

如果沒有人能說服別人什么是對、什么是錯，那么解決分歧的方法就只剩下兩種：強迫或操縱。我們每個人都會把社會中的其他成員視為實現自己目標的工具，可以強迫他們相信我們所相信的（歡迎來到企業多元化、公平與包容項目的世界），或者，廣告商、煽動者和有影響力的人試圖操縱我們的情緒，讓我們最終想要他們所想要的，幫助他們得到他們所想要的（歡迎來到唐納德·特朗普這個操縱大師的世界）。

20世紀80年代，哲學家艾倫·布魯姆寫了一本書，認為在一個沒有道德標準的世界里，人們只會變成乏味的道德相對主義者：你做你自己的事，我做我自己的事。這一切都無關緊要。這就是克爾凱郭爾所說的審美生活：我做出當下感覺愉快的選擇，不會過多思考人生的終極問題。正如麥金太爾所說：“在倫理和審美之間選擇，不是在善與惡之間選擇，而是選擇是否要從善與惡的角度去選擇。”

但與今天相比，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道德相對主義仿佛是一個和平寧靜的黃金時代。在過去30年里，人們試圖通過政治身份來獲得正義感，以填補靈魂的空洞。當人們這樣做時，政治開始滲透到方方面面，變成一場圣戰，妥協在其中仿佛成了背叛。

更糟糕的是，人們沒有受過關于那些有助于過上美好生活的實用美德的教育：誠實、忠誠、同情、為他人著想。人們變得焦慮而脆弱。正如尼采所觀察到的，那些知道自己為何而活的人，無論怎樣都能承受。但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為何而活，那么當挫折來臨時，你就會崩潰。

社會往往會瓦解。中密歇根大學的政治學家泰德·克萊頓說得很好：“麥金太爾認為，如今我們生活在一個碎片化的社會里，這個社會由一群沒有共同利益概念的個體組成，他們無法團結起來追求共同利益，無法說服彼此共同利益可能是什么，實際上，我們大多數人都認為共同利益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

特朗普出現了，他甚至都不試圖用道德語言說話。當他赦免毫無悔意的卑鄙小人時，他似乎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所作所為削弱了我們共同的道德規范。特朗普說的是我們現代人能理解的語言。偏好的語言：我想要。權力的語言：我有影響力。自我、獲利、獲取的語言。

特朗普不會讓自己屈從于某個社會角色。他不會努力達到某項社會事業所固有的卓越標準。他甚至把總統職位本身視為可以用來獲取自己想要東西的個人財產。正如政治理論家尤瓦爾·萊文所觀察到的，有很多人，特朗普就是其中之一，他們進入某個機構，不是想被這個機構塑造，而是想把這些機構當作展示自己的舞臺，展示自己多么了不起。

所以，很多人不覺得特朗普在道德上令人反感，這是理所當然的。他只是現代社會有意塑造出的那種人的夸張版本。民主黨人也別太自以為是了。如果他是你們這邊的人，你們大多數人也會喜歡他的。你們可能會否認，但這是在自欺欺人。我們中很少有人能擺脫我們這個時代的道德氛圍。正如麥金太爾自己所說：“野蠻人不在邊境之外等待；他們已經統治我們相當長一段時間了。而我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這構成了我們困境的一部分。”

麥金太爾是一個激進分子——既激進左派，又激進右派。他希望我們回到啟蒙運動計劃失敗之前那種連貫的、前資本主義的道德社區，先從地方開始，然后擴展到更大的范圍。這正是當今許多后自由主義者所投身的事業，圍繞更強大的信仰——信仰、家庭、國旗——建立連貫的社區。

我承認，我覺得很多近期的后自由主義者——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很荒謬。那些連研究生院第一周都沒熬過去的人，能編造出關于重建某種全面團結的抽象理論，但現實生活中的后自由主義無異于殘酷的威權主義。

我們不會放棄多元主義，也不應該放棄。事實上，多元主義就是答案。多元主義者有能力在不可調和的價值觀所造成的張力中保持平衡。一個優秀的多元主義者，一方面可以贊美啟蒙運動、民主資本主義以及種族和思想的多樣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尊重麥金太爾所推崇的永恒真理和永恒價值。

一個優秀的多元主義者看待自己的生活，可以像前小熊隊球員萊恩·桑德伯格看待自己的棒球生涯那樣——服從于社會角色，愿意偶爾犧牲眼前的個人利益，以便讓跑壘員進入得分位置。

從特朗普主義的道德禍害中恢復過來，意味著要恢復人們可以用來清晰談論自己道德生活的詞匯，區分有品格的人和沒有品格的人。

我們不需要完全否定啟蒙運動的計劃，但我們可能需要調整文化，讓人們更愿意為了更大的社區而犧牲一些自主自由。我們需要為下一代提供與技術和職業教育同樣嚴格的道德教育。正如古人所理解的，這不僅涉及理性思維的培養，還涉及心靈和意志的培養。

這些都是麥金太爾畢生致力于的人文事業，也是他留下的遺產的一部分。*

作者大衛·布魯克斯 (David Brooks)是《大西洋月刊》的特約撰稿人，也是《如何了解一個人：深入觀察他人和被深入觀察的藝術》一書的作者。

— THE END —

長平講談

從這里看世界，從這里看中國

115篇原創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