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期廣東出現過大規模的逃港潮,偷渡者包括工人,農民,軍人還有政府工作人員,饑餓與困苦讓百姓無奈的選擇了這條充滿荊棘的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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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十年代初期,廣東的生活還算過得去,但從1955年開始,有很多私營小業主在公私合營后認為自己受到了迫害,開始逃亡香港,
隨著逃亡潮越來越大,中國政府在1957年正式封閉了中港邊境,并嚴令邊防部隊堅決打擊外逃風潮,對不聽警告者可以開槍,可嚴令之下不但沒有遏制住逃港風潮,反而愈演愈烈。
1959年浮夸風席卷廣東,加入公社的群眾們吃不飽肚子,政府的三不規定堵死了大家的生路,不準開荒種自留地,不準棄農經商,不準私留余糧和家畜,連續兩年糧食大規模減產,廣東農村開始出現了斷頓,樹葉子,野菜都被搜刮一空,很多地區開始吃觀音土,正所謂窮則思變,很多親屬在香港的群眾開始動起了去香港的心思,是餓死還是拼一下的抉擇面前,大多數人都選擇了逃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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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赴香港有三條路徑,泅渡,旱路和坐船,走陸路闖卡的多是歲數大的婦女和孩子,他們要從梧桐山和沙頭角翻越隔離網,這些地方有大量邊防軍巡視還有警犬,群眾們為了驅趕警犬,偷渡時都攜帶老虎的糞便,沿途灑上,這種氣味讓警犬不敢靠近,大大增加了偷渡的概率,
年輕人則大多選擇從蛇口出發泅水渡過深圳灣到香港,這也讓游泳圈,輪胎,泡沫都成為當地的管制物品,最后發展到乒乓球都成為了收繳對象,很多廣東的小孩從小就被家長訓練游泳,還教育他們“不好好練習,早晚當餓死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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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饑荒愈發嚴重,逃港潮在1962年也達到了高潮,當年的四月,來自廣東湖南等地的十多萬人涌向寶安縣,開始還有人阻攔,但到了五月四日,所有邊防人員突然撤離三天,讓六萬多人成功到達香港,傳聞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對各地缺糧情況有所了解,最終拍板開閘三天,
但此后到達的人員則再無這種好運氣了,他們被強行遣送回原籍,膽敢反抗者則以叛國罪論處,可這仍然難以抵擋難民潮,到后來難民成群結隊的手持木棍鋤頭,公然的沖擊邊防卡口,讓部隊不勝其擾,這也導致了很多人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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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六十年代末期,寶安縣下轄的鄉村已經十室九空,村子里經常鬧老虎,而另一邊政府修建的收容所里抓捕的偷渡者人員太多,已經爆倉,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79年,隨著新上任的廣東書記下來走訪調查向中央匯報:不從根本上解決老百姓的生計問題,逃港潮就永遠無法遏制,抓住一批,還會有下一批,這個報告也最終促成了改革開放的大潮,隨著人民群眾的生活改善,逃港潮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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