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搭地鐵被疑猥褻女生遭警方盤問，被逼自證同性取向方獲清白

17日深夜，一名男性網友在微博講述了自己在深圳地鐵的遭遇。

他剛準備出站，便被民警攔下，未被告知任何原因，直接被帶入警務室。對方甩給他一張表，只冷冷地說了一句：“你自己想一下干了啥事。”

男子一頭霧水，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么。

直到被帶入辦公室進一步盤問，他才得知，警方懷疑他在搭乘地鐵時猥褻了女乘客。

讓人詫異的是，警方始終未出示任何證據，現場也沒有被害人或目擊者出面指認。

為了盡快結束這場突如其來的指控，男子只得被迫透露自己的隱私，坦白自己是同性戀，對女性沒有興趣，并出示了有關證據。

話音一落，在場的人頓時沉默下來。

但這并未意味著結束，在簽署了一份“敬告書”之后，他才被允許離開。

這起事件讓我想起前日剛剛發布的文章》，那是一起發生在廣州地鐵的案件。

根據當事男子的陳述，他在乘車時隔著背包不慎蹭到了同行女乘客，被控猥褻，最終被法院以強制猥褻罪判刑一年六個月。當時文章發布后，不少讀者質疑男子有所隱瞞，甚至有評論稱他是團伙作案，長期偷拍女性。然而，后續公開的判決書卻明確寫著“用生殖器頂蹭被害人臀部”，并未提及偷拍或多次作案的情節。

我起初也和許多讀者一樣，面對一紙不完整的描述，很難輕易判斷孰真孰假。

但昨天這件事的發生，卻讓我開始認真思考：那個曾在微博喊冤的男子，也許他說的，是真的。

公眾對昨日發生的這起事件提出質疑，主要集中在三個核心問題上：一是，公安機關是否可以在未出示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對公民進行盤問？二是，如果該男子無法證明清白，他可能面臨怎樣的后果？三是，普通人在遇到類似情況時，該如何有效保護自身權利？

問題一：公安機關是否可以在未出示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對公民進行盤問？

答案是：可以。

“《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第五十七條：為維護社會秩序，人民警察對有違法嫌疑的人員，經表明執法身份后，可以當場盤問、檢查。對當場盤問、檢查后，不能排除其違法嫌疑，依法可以適用繼續盤問的，可以將其帶至公安機關，經公安派出所負責人批準，對其繼續盤問。”

也就是說，只要警方認為某人存在違法嫌疑，就可以對其進行盤問，注意，只是存在嫌疑，這并不意味著該人已經違法，因而也就不需要當場提供證據。即使事后查明并無違法事實，該盤問行為本身也不違法。

那么，調查階段是否需要向被盤問人出示證據？

答案依然是否定的。

尤其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發生的猥褻類案件，辦案機關通常依賴于受害人陳述、監控錄像、證人證言等進行判斷。

但在調查階段，法律并不要求必須向當事人出示這些證據。

“《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一百一十二條規定：公安機關作出治安管理處罰決定前，應當告知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人擬作出的處罰內容及事實、理由、依據，并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權利。”

這意味著，違法嫌疑人在調查階段都無法了解證明自己違法的證據有哪些。

而上述第112條的告知，是在處罰決定作出之前，而非在調查初期或盤問過程中就必須完成。

注意，只是告知處罰內容及事實、理由、依據，并非出示證據。簡單來說就是被處罰人只會知道有哪些證據，而不知道證據內容是什么。

現實中，所謂的“告知”，往往也只是讓被處罰人看一下處罰決定書中羅列的“證據名稱”而已。至于這些證據是否真實存在、是否能夠成立，往往只有在事后的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中，才能真正接觸和核查。

在我國現行法律框架下，警方確實可以在沒有出示證據的情況下，對具有嫌疑的公民進行盤問。而公民要想真正了解、質疑警方所依據的證據，只能通過后續的法律救濟途徑實現。

這種“程序性信息不對等”，是很多人面對突發調查時產生困惑甚至恐懼的根源。

問題二：如果該事件男子無法證明清白，他可能面臨什么？

最嚴重的后果，是被追究刑事責任；而在大多數情況下，警方作出的則是行政處罰，例如行政拘留數日。

以我在前日發布的“”文章為例，該男子最終被法院以強制猥褻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

這就是類似事件中可能面臨的最嚴重后果——刑事處罰一旦成立，將留下案底，影響終身。

不過需要說明的是，這種情況在全國范圍內極為少見。

現實中，公共交通上發生的猥褻案件，大多以行政處罰結案，最終結果通常是行政拘留五日、十日不等，并不會上升到刑事層面。

也正因如此，昨日這起事件更值得警惕——哪怕是一個“誤會”，如果處理不當，也可能造成對公民個人而言極為嚴重的后果。

問題三：公民遇到此類事件時，該如何保護自己的權利？

這類事件往往沒有正式立案程序，也不會留下筆錄、權利告知書等書面材料，普通公民很難通過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的方式進行維權。在缺乏書證支持的情況下，走司法救濟渠道幾乎寸步難行。

但這并不意味著完全無計可施。當事人或目擊者仍可以通過以下方式對警方行為進行監督與投訴：

·撥打12389——公安機關及民警違法違紀舉報電話

·撥打12337——政法干警違法行為舉報平臺

·撥打12345——市民服務熱線，轉相關職能部門處理

·登錄公安部12389舉報平臺網站（https://12389.mps.gov.cn）提交詳細投訴信息

這些渠道雖然未必都能迅速產生實質性效果，但至少可以留下投訴記錄，為事后追責或媒體介入提供線索和證據。

在制度尚不完善的現實條件下，這些行為已是對公權力監督和提醒的最優解。

律師觀察

昨日這名深圳男子的遭遇，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幸運”的。正是因為他的性取向，他得以迅速劃清嫌疑、避免更嚴重的后果。但必須指出，這種“幸運”是個例，而不是制度對公民權利的保障。我們不能指望每一個無辜者都能靠“巧合”逃脫困境。

試想：如果當事人是一位異性戀男性呢？

面對沒有監控、沒有證人、沒有被害人出面的空白指控，他也許將被困在審訊室數小時甚至更久。根據法律規定，在特殊情況下，警方的盤問最長可達24小時，而這期間往往不允許與外界聯系。

在這樣的高壓狀態下，即便是無辜者，也很難始終保持冷靜、做出理性判斷，甚至可能在疲憊與恐懼中“配合”警方，簽下一份所謂的“警告書”或“調解書”。

我們支持嚴肅對待性騷擾案件，支持為女性創造更安全的公共空間，這正是女權主義長久以來不斷倡導的方向。但真正的性別正義不該建立在犧牲程序正義的基礎上。當“保護”變成了濫用，當對女性遭遇的同情演變為對男性的先驗懷疑，我們其實是在制造另一個不公。

某些地方對地鐵性騷擾案件“零容忍”的初衷是好的，但現實中卻有可能演變為“零證據”也要立案、“零調查”也要處罰。背后或許是對業績考核的KPI壓力，也可能是辦案疏忽導致錯認嫌疑人，而為這一切買單的，是毫無準備、沒有權力、缺乏資源的普通公民。

我們需要的，不是選擇性保護，而是制度性保護。

真正的正義，不應讓任何一方在沒有證據的前提下被輕易定性，也不應讓任何人因其性別或性取向而獲得或失去“特別待遇”。

只有確保程序合法、證據確鑿、權利對等，我們才能在維護女性安全的同時，也守住每一位公民最基本的自由底線。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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