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宗慶后遺產糾紛看遺產稅的開征

三份署名為“宗繼昌、宗婕莉、宗繼盛”的起訴書，將“娃哈哈公主”宗馥莉推向香港高等法院被告席——這三位自稱宗慶后非婚生子女的美國籍原告，要求凍結宗馥莉名下匯豐銀行賬戶內18億美元資產，并追討父親生前承諾的21億美元信托權益。

與此同時，杭州中院也收到一紙訴狀，三位原告要求分割娃哈哈29.4%股權，估值超200億元。

宗慶后這位以“布鞋首富”（年消費不超5萬元、辦公室不足50平方米）形象深入人心的企業家，身后爆發的雙線遺產戰爭，不僅揭開了中國家族企業最隱秘的傳承困境，更將遺產稅開征這一懸而未決的制度命題推至聚光燈下。

據起訴方主張：根據宗老的安排，這三個“庶出”的孩子每人可以分得7億美元的離岸信托。但一開始沒那么多錢，后續就用娃哈哈的分紅分批注入。一直到宗慶后去世時，該信托的規模在18億美元左右，離21億還差點。

根據目前媒體報道的內容來看，如此規模龐大的海外信托，全部是由宗老安排下屬，將資金通過娃哈哈劃撥，這些資產是否已經依法繳納所得稅，有待主管部門進行調查核實。

與此同時，在當下中國，隨著經濟發展，高凈值人群數量不斷增加，財富積累規模日益龐大。宗慶后作為知名企業家，其遺產紛爭只是冰山一角，背后反映出的是日益凸顯的財富代際傳承問題。在此背景下，開征遺產稅的討論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從社會公平角度看，開征遺產稅有助于調節財富分配。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貧富差距問題逐漸顯現。巨額財富若無節制地實現代際轉移，會加劇社會財富分配不均。若對宗慶后這類巨額遺產征收遺產稅，國家可將部分稅收用于社會福利，幫助弱勢群體，促進社會公平。

有觀點指出，若按較高稅率對宗慶后等超級富豪征收遺產稅，國家可獲得大量資金用于改善民生，推動共同富裕。同時，遺產稅可抑制財富過度集中于少數家族，鼓勵個人依靠自身努力創造財富，減少對繼承遺產的過度依賴。

從完善稅收體系角度而言，開征遺產稅能填補我國稅制空白。我國遺產稅相關討論由來已久，1950年《全國稅收實施要則》就提及遺產稅，但受當時條件限制未開征，至今遺產稅在我國稅制體系中仍缺失。

在國際上，多數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都已開征遺產稅。我國若不開征，會導致國際稅收不平等，我國居民在國外繼承遺產需繳稅，而外國公民在我國繼承遺產卻無需繳稅。開征遺產稅可使我國稅制更健全，與國際接軌，維護國家稅收主權。

當然，開征遺產稅也面臨諸多挑戰。一方面，遺產稅的征收技術難度較大，需要完善的個人財產登記和監控制度。目前我國金融財產存在隱蔽性，如銀行存款可隨時提取且部分不實名，有價證券易兌付和轉讓，珠寶首飾等貴重物品難掌握真實價值和歸屬。這需要政府、銀行、工商等多部門協作建立有效財產登記和監控體系。

另一方面，遺產稅的具體制度設計復雜，包括征收對象、范圍、免征額、稅率等。如遺產稅免征額需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且動態調整，稅率采用何種累進方式也需謹慎研究。征收對象如何精準界定，是否涵蓋各類財產形式，都需深入探討。

在財富快速積累和傳承的時代，開征遺產稅已成為亟待研究和推進的議題。盡管面臨諸多挑戰，但從長遠看，開征遺產稅對促進社會公平、完善稅收體系具有不可忽視的積極意義。期待相關部門加快研究和制度設計，推動遺產稅早日落地，讓稅收在調節財富分配、促進社會和諧發展中發揮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