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P全球智庫縱覽｜特朗普貿易政策在“解放日”之后取得了哪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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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宣布對約六十個對美逆差國實施近百年來最大規模的對等關稅，并在隨后一周給予90天緩沖期。暫停期將滿之際，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召集了十位貿易和經濟領域的專家，對特朗普關稅政策對美國及其政策目標的影響進行了評估。

文章指出，關稅并未削弱外部壁壘，反而放大了報復與不確定性；制造業因投入品漲價、勞動力緊缺和全球需求萎縮難以回流；“國家安全”名義被無限外延，法律與緊急狀態的濫用使美國自陷保護主義泥淖，并被他國競相效仿。關稅沖擊還外溢至國防成本、能源基礎設施與盟友關系——歐洲轉向“戰略自主”、加拿大與英國被迫作出有限讓步、拉美和亞太多國推行“去風險”或貿易多元化。

對華層面，中國借機加速內循環與科技自立，利用出口管制反制并穩固全球南方支持；而在巴拿馬等關鍵節點，美國的強硬介入雖暫時削弱中國影響，卻引發當地政治動蕩、威脅運河擴容與區域治理。綜合來看，CFR的學者們認為，“關稅治國”在短期內制造了談判籌碼和財政幻象，實際上卻以削弱多邊規則、蠶食美國供應鏈韌性和戰略信譽為代價。

圖源：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25年4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將對全球約六十個貿易逆差較大的國家或經濟體實施一系列新的對等性關稅措施（reciprocal tariffs），并將該日命名為“解放日”（Liberation Day）。這一舉措成為為近一個世紀以來美國最大規模的一次關稅上調。

盡管政府在一周后宣布，將這套關稅體系（除10%的基礎稅率外）暫停90天，以留出談判時間，但這一關稅戰略已經動搖了金融市場，并沖擊了美國的貿易關系。此外，這一政策也對政府曾多次強調的五大貿易政策目標產生了深遠影響：1）推動制造業回流；2）縮小美國貿易逆差；3）應對不公平貿易行為；4）保護國家安全；5）增加財政收入。

隨著最初的90天暫停期到期，美國外交關系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召集了十位貿易和經濟領域的專家，對特朗普關稅政策對美國及其政策目標的影響進行了評估。

特朗普的關稅“緩沖期”促成了貿易協議嗎？

作者：伊努·馬納克（Inu Manak），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貿易政策研究員。

特朗普政府為結束與多個國家的談判設定了緊迫的最后期限，以避免征收解放日所宣布的最嚴厲關稅。然而，隨著90天緩沖期結束，特朗普只是驗證了貿易專家們早已清楚的一個事實：達成貿易協議非常困難，而且需要時間。

迄今為止所取得的成果，相較于幾個月前承諾的“宏大”與“漂亮”的協議，不過是冰山一角。鑒于此，政府再度調整立場，將談判的截止日期延至8月初。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解釋稱，因“沖刺階段遭遇擁堵”，這一推遲旨在為總統贏得“最大的談判杠桿”。然而，最根本的原因可能是，政府意在規避類似4月2日那樣引發負面市場反應的風險。

目前缺乏新的協議達成，使所謂的“杠桿”變得可疑，也顯示出貿易伙伴對簽署可能讓本國處境比幾個月前更差的協議持謹慎態度。而前期達成的少數協議，也說明了其他國家為何猶豫不決。

特朗普10日再公布新的關稅通知信，對加拿大的關稅從先前的25%，提高到35%，未收到信的貿易伙伴可能面臨15%或20%的關稅。圖源：新華社

第一份協議于5月8日與英國簽署，旨在為未來的談判奠定基礎。盡管該協議解決了一些貿易摩擦問題，但依然保留了10%的普遍關稅。第二份協議于7月2日與越南達成，然而其具體細節尚不明確，官方文本也未對外公布。特朗普通過社交媒體宣布，越南的商品進口將面臨20%的關稅，這一稅率是4月5日征收稅率的兩倍，但仍然低于“解放日”所提議的46%的對等關稅。越南還同意將關稅壁壘降至零。對此，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史蒂文·米蘭（Steven Miran）表示贊賞，稱其“太棒了”，并指出“這是極度單邊的舉措”。

各國對參與談判的猶豫不決還有其他原因。隨著特朗普自設的最后期限日益逼近，卻未見新協議的宣布，他在Truth Social上發布消息，要求各國必須在7月7日中午前完成與美國的貿易協議，否則將收到通知新關稅稅率的信件。數小時后，特朗普公布了寄往日本、哈薩克斯坦、老撾、馬來西亞、緬甸、南非和韓國的幾封信函，這些信函威脅稱，若不在8月1日前達成協議，這些國家可能面臨高達40%的關稅，并且會對通過這些國家轉運的商品征收額外稅費。信中還警告，若這些國家采取報復措施，將面臨更高的關稅。

7月7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白宮，白宮新聞發言人卡羅琳·萊維特在記者會上展示美國總統特朗普致日本首相的信函。圖源：新華社

這些舉措并不符合真正意義上的貿易談判——即國家之間互換對等的條件與讓步。相反，它們揭示了特朗普政府為何難以達成更多協議：雙方對談判目標存在根本性的分歧。美國的貿易伙伴期望將經貿關系恢復至更穩定的狀態，而特朗普政府則傾向于維持持續的不確定性，以便在未來幾年內爭取更多讓步。

不斷調整的關稅政策與不定的談判期限，或許能迫使部分國家重返談判桌，然而，若特朗普政府無法確保這場貿易亂局最終得以平息，幾乎沒有國家會愿意就更為廣泛的貿易議題展開認真談判。

“解放日”以來金融市場的啟示

作者：麗貝卡·帕特森（Rebecca Patterson），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CFR）高級研究員，全球知名的投資人及宏觀經濟研究專家。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宣布對多個國家加征關稅，被稱為“解放日”，隨后一周又暫停關稅實施90天。此舉引發的金融市場反應，引發了人們對一些宏觀經濟基本假設的質疑，包括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以及美國國債是否仍能提供穩定的資產組合分散功能。

現在判斷這些金融漣漪效應還為時尚早——畢竟美國的貿易政策仍在不斷變化之中。此外，金融市場的預期還必須考慮諸多其他因素，如財政和貨幣政策走向、技術創新、資產估值以及投資者倉位等。

盡管存在上述重要前提，過去90天的一些現象仍提供了值得思考的經驗教訓，能幫助家庭和企業理解市場未來可能的走向，以及影響美國和海外政策決策的經濟反饋機制。

教訓一：不要把美國金融市場的“例外性”視為理所當然。4月美國資產的短暫拋售表明，美國市場同樣會受到政策決定和外國投資者反應的影響。

外國投資者在2025年拋售美國資產的情況

教訓二：美國資產的調整可采取多種形式，并在不同時間尺度上發生。外國投資者可能減少對美資產的敞口，也可能保留資產本身但通過對沖匯率風險來規避波動——這將導致美元走弱。大機構，尤其是在董事會監督下運作的投資者，將資產從美國逐步撤出的過程可能持續多個季度。盡管美股在第二季度末反彈，但這并不意味著海外投資者已完成資產再配置。

教訓三：對美資產的替代選擇應被視為具有動態性的相對機會。即使美國經濟規模更大、增速更快，全球其他經濟體在市場情緒轉變和更低估值的背景下，仍可能被視為更具吸引力。例如，截至6月20日，德國DAX股票指數以歐元計價上漲了30%，而標準普爾500指數（S&P 500）同期僅上漲1.5%。

教訓四：美國貿易政策展示了金融市場、經濟趨勢與政策決策之間的復雜聯動關系。如果不是由于美元走軟和全球政策不確定性推動瑞士法郎大幅升值，瑞士央行本不會將政策利率下調至零。同樣，即便中東沖突等外部因素通常會壓低債券收益率，但美國貨幣政策因關稅不確定性而暫停加息的決定，卻在一定程度上支撐了長期美債收益率。而較高的收益率不僅提高了政府的債務服務成本，也推高了美國家庭的房貸利率。

在這場貿易沖突中，中國正在加速前進

作者：劉宗源（Zongyuan Zoe Liu），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莫里斯·R·格林伯格中國研究高級研究員（Maurice R. Greenberg Senior Fellow for China Studies）。

中美在日內瓦和倫敦舉行的貿易談判，不過是一次外交上的暫停。盡管特朗普政府試圖將談判包裝成“成功”，但結果一目了然——北京正在占據上風。

自2018年以來，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一直深陷持久的貿易沖突之中。中國采取的是一套攻守兼備的雙軌戰略：在防御上分散貿易路線、降低對美元的依賴、擴大內需，并加大對科技研發的資本投入；在進攻上則強化出口管制，展現出迅速且精準的反制能力。

特朗普的關稅秀揭示了美國的脆弱，也讓北京獲得了戰略優勢。中國在這一過程中學會了如何將出口管制“武器化”，并向美國產業施加痛苦。對于許多發展中國家而言，中國在壓力下表現出的韌性，印證了中國領導人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從北京的視角來看，華盛頓遏制中國崛起的努力，只會進一步堅定其“脫鉤”意志。中國并不希望打一場貿易戰，但已經為此做好了準備。無論是在政界還是企業界，中國都在加碼“自力更生”，盡管美國市場仍難以替代。但失去一個原本就未真正掌握的市場，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

誠然，關稅的確帶來痛苦，尤其打擊了低端制造業——如服裝、鞋類等傳統領域。但出口下滑可能反而加速產業整合，提升效率。中國挺過了更艱難的時期。上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中曾有四千萬人下崗。相比之下，如今的工廠更趨自動化，中國并未陷入恐慌。

特朗普貿易戰帶來的更深遠影響在于：它反而加速了中國的科技雄心。就像對華為（Huawei）的打壓曾點燃了技術創新的火苗一樣，新一輪限制也使中國領導層更容易號召全國應對“外來羞辱”。關稅的暫停，只是給中國一個加速出貨的窗口，而非真正的“緩和”。

隨著中國即將完成“十四五”規劃，政策制定者一方面通過刺激措施穩定經濟，但真正的戰略押注在科技領域。以人工智能驅動的制造生態系統，正成為中國經濟的新前沿。這是一場高風險的豪賭，但在美國持續施壓下，這也是中國唯一能玩的游戲。

特朗普能否將制造業帶回美國？

作者：香農·K·奧尼爾（Shannon K. O'Neil），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高級副總裁、研究主管，并擔任莫里斯·R·格林伯格講席教授（Maurice R. Greenberg Chair）。

特朗普關稅政策的既定目標之一，是把制造業崗位帶回美國。過去三十年間，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從1700萬下降到1300萬，盡管同期制造業總產值仍在增長。

美國制造業所有工人的實際行業產出指數

目前判斷關稅是否能改變這一趨勢還為時尚早。許多企業目前主要是在現有工廠和設施上“榨取”更多產能——提高現有生產線和員工的利用率。與此同時，企業承諾的數千億美元外資投資需要數年時間才能真正落地，且往往取決于整體投資環境的變化。

供應鏈轉移的周期根據行業不同，從幾個月到幾年不等。例如，紡織業由于供應商較少、季節合同較短、監管較寬松，往往轉移更快；而汽車行業的調整速度則最慢，因為美國三大車企（福特、通用、克萊斯勒）與零部件供應商簽訂的合約普遍延續至2028年。至于航空航天與制藥業，由于涉及復雜的監管程序和安全審批，建設新廠往往需要多年。

更糟糕的是，“一刀切”的關稅政策反而可能延緩制造業回流與新增就業崗位。企業若要建設新工廠，仍需進口大量鋼鐵、鋁材、機械等關鍵部件，而這些大多來自海外。經濟范圍內的關稅，不僅增加了不確定性，還抬高了建廠成本。

勞動力短缺也是一道難題。目前美國處于接近“充分就業”的狀態，而嚴格的移民政策意味著“后備勞動力”非常有限。增加工廠崗位意味著要從其他行業調配人力，而這比聽上去更難。一項由德勤（Deloitte）與美國制造業協會（Manufacturing Institute）聯合發布的調查顯示，美國人將制造業崗位排在七大行業職業偏好中的第五位，僅次于科技、醫療、能源和其他更受歡迎的領域。

從長期來看，美國制造業能否增加就業，更依賴于美國產品在全球市場上的“連接力”與“競爭力”。雖然美國消費者的購買力在全球名列前茅，但他們僅占全球消費階層（每日支出超過12美元的人口）40億人中的2.66億。如果高關稅導致美國制造的產品在國際市場失去價格優勢，那么制造業就業非但不會增長，反而可能萎縮。

最終，能否振興制造業就業，取決于美國貿易是否繁榮。而對美國制造業未來最重要的，莫過于《美墨加協定》（USMCA，U.S.-Mexico-Canada Agreement）。北美高度整合的生產體系能夠提供規模經濟與專業化優勢，幫助美國制造高質量且價格合理的商品，并使美國供應商接觸到遠超過本土市場的全球客戶。

特朗普于5月30日宣布投資140億美元，促成美國鋼鐵公司與新日鐵公司建立合作伙伴關系，預計將創造7萬個就業崗位。圖源：彭博社

關稅能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嗎？

作者：布拉德·W·塞特瑟（Brad W. Setser），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惠特尼·謝潑德森高級研究員（Whitney Shepardson Senior Fellow）。

按照經濟理論，關稅對貿易逆差幾乎沒有影響，這可能會讓一些人感到意外。在經典經濟模型中，對進口商品征稅同時也相當于對出口征稅，因為這會導致貿易伙伴手中可用于購買征稅國家商品的資金減少。而在更復雜的模型中，關稅不僅會抬高出口產品所需的原材料成本，還會引發報復措施，進一步直接打擊出口。

觀察主要經濟體的數據也支持這一點：關稅水平與貿易平衡之間并無明顯相關性。美國此前一直實行低關稅政策，但卻長期處于貿易逆差狀態；歐盟（EU）也實行低關稅，卻有貿易順差；印度的關稅水平很高，但仍有逆差；中國同樣關稅較高，卻實現了順差。真正影響貿易平衡的因素似乎是：一個國家的儲蓄率、消費水平、財政狀況以及本幣的強弱。

如果特朗普總統能將關稅收入用于財政緊縮、減少預算赤字，那么理論上確實有可能減少貿易逆差。但現實情況是，這些關稅收入將主要用于抵消“大而美的稅改法案”（Big Beautiful Bill）中提前實施的減稅措施。因此，在貨幣政策沒有引發美元大幅波動的前提下，我們沒有理由相信關稅會減少貿易逆差。簡而言之，當美國的財政赤字被公認為占GDP的6%以上、甚至可能接近7%，這種財政格局與顯著降低貿易逆差的目標根本不相符。

事實上，截至目前，已經實施的關稅以及未來關稅的威脅，反而明確無誤地擴大了美國的貿易逆差。2025年前五個月，美國貨物貿易逆差達到了6500億美元，而2024年同期僅為4750億美元，增加了1750億美元。

美國按月統計的商品貿易赤字

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在于，尤其是來自愛爾蘭、新加坡和瑞士等國的藥品進口商，為了避開未來關稅，提前將藥品大批量運往美國。例如，制藥公司禮來（Eli Lilly）就加速了其在愛爾蘭工廠生產的減重藥物向美國的進口。這些提前囤積的庫存未來可能會逐步消化，使貿易逆差回歸常態。但目前來看，美國的貿易逆差明顯高于2024年。

關稅是否遏制了貿易壁壘與不公平做法？

作者：愛德華·奧爾登（Edward Alden），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高級研究員，專注于美國經濟競爭力、貿易與移民政策。

長期以來，美國一直將自身視為一個相對開放的經濟體，其出口商常常受制于外國的貿易壁壘。歷屆總統嘗試通過多種手段——包括國際與區域談判、雙邊磋商、關稅威脅，乃至直接征收新關稅——來減少或消除這些阻礙美國全球貿易的壁壘。

目前市場對特朗普關稅政策反應平淡，其中一個原因是，盡管這些施壓手段在規模上前所未有，但并非陌生。投資者普遍認為，這些關稅只是更大一攬子談判策略的一部分，最終將帶來全球貿易壁壘的減少。

但這種信心其實并不成立。特朗普執政已有四年半，其執政紀錄幾乎未能顯示出任何有效削減外國貿易壁壘的成果。在第一任期內，美國對華出口企業的處境反而比未達成協議之前更為不利：產品雙向關稅提高，而對中國存在的歧視性貿易行為（如知識產權盜竊、強制技術轉讓）幾乎無實質性改善。與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和歐洲的其他協議，也大多維持了現狀。

那么，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中采取的更具攻擊性的關稅威脅是否可能取得更好結果？目前幾乎沒有跡象顯示如此。與中國達成的協議，大多只是恢復到沖突前的狀態，但稅率更高。與英國的協議雖然開辟了一些新機會，但英國本身并不被視為“貿易不公”問題嚴重的國家。對加拿大的壓力——其75%的出口面向美國——迫使新上任的自由黨政府放棄了其“數字服務稅”（digital services tax），該稅種被美方指控歧視大型美企如Meta。但即便如此，美加之間商品的雙邊關稅依然高企。

其他協議當然仍然可期，但幾乎看不到通過當前策略可以實質性削減不公平貿易行為的希望。相反，在實施并可能長期維持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高水平關稅的背景下，美國反而從自由貿易的捍衛者轉變為“貿易不公”的主力之一，牢牢站到了“問題制造者”一方。

“國家安全”關稅理由正迅速蔓延

作者：本·斯泰爾（Benn Steil），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CFR）高級研究員兼國際經濟項目主任。

由于規模空前、范圍廣泛，特朗普總統在“解放日”宣布的新一輪關稅政策令全球市場震驚。但若從歷史時間軸來看，這不過是一個早已存在趨勢的加速表現：歷任總統越來越頻繁地以“緊急情況”（emergencies）和“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為借口，從國會手中攫取無限度的關稅與經濟權力。

本輪大規模關稅措施是在總統援引1977年《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IEEPA）授予的行政權力下實施的，其規模遠超臭名昭著的1930年《斯穆特-霍利關稅法》（Smoot-Hawley Act）所允許的征稅幅度（盡管多數關稅在等待90天的雙邊談判期間已被暫緩實施）。特朗普聲稱，美國長期存在的貿易逆差本身就構成一種“緊急情況”。

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政府根據IEEPA頒布的“緊急狀態”聲明數量急劇上升，尤其在特朗普2017年上任后呈現加速增長態勢。

美國總統基于《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所發布并仍然有效的緊急狀態數量

然而，美國國際貿易法院（Court of International Trade）已駁回總統依據IEEPA實施征稅的權力主張。如果上訴程序不利，特朗普將可能需要依靠其他法律依據來重新施加關稅。

對特朗普而言，幸運的是——他確實還有其他選擇。1962年《貿易擴展法》（Trade Expansion Act）第232條（Section 232）提供了另一個可用工具，盡管相比IEEPA，該條款要求更多的“協商”與“透明度”。第232條賦予總統以“國家安全受損”為由實施關稅的權力，而“國家安全”這一理由聽上去與“緊急狀態”并無二致。

美國在第232條下征收關稅的年度進口總額（按前一年基準計算）在特朗普上任前幾乎為零，但此后飆升至近1500億美元。如果IEEPA項下的關稅被部分或全部撤銷，可以預見第232條下的關稅將相應增長。

美國基于《貿易擴展法》第232條款所加征關稅的進口商品總額

在國際層面，以“國家安全”為由在世界貿易組織（WTO）提交的通報數量也呈爆發式增長，用于為新增貿易壁壘正名。雖然是美國率先常規化使用“國家安全”這一王牌，但如今這一做法已在全球范圍內蔓延開來，包括墨西哥、瑞士等國家也頻繁使用這一理由。由于美國政府認為此類“國家安全”通報不應接受法律裁決（non-justiciable），這一做法實際上已經削弱了全球多邊貿易體系的效力。

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在世貿組織（WTO）中為貿易壁壘辯護的次數

特朗普關稅的國家安全代價日益加重

作者：喬納森·E·希爾曼（Jonathan E. Hillman），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CFR）地緣經濟學高級研究員。

特朗普總統正在利用關稅來應對一系列“國家安全威脅”——從芬太尼（fentanyl）、非法移民、貿易逆差，到鋼鐵、鋁及其他被視為“威脅性”的進口商品。然而，這些關稅本身正帶來越來越沉重的國家安全代價，特別是對美國國防工業、關鍵基礎設施，以及與盟友和合作伙伴的關系造成了不利影響。

首先，關稅加大了美國國防部門履約的難度，與其對美國家庭造成的影響如出一轍。更高的成本最終轉嫁給“客戶”——即美國政府本身。結果就是，國防部的采購預算變得更加捉襟見肘。此外，關稅所帶來的額外成本正值關鍵武器系統交付周期日益拉長、成本激增的時刻，使問題雪上加霜。

其次，關稅正威脅美國關鍵基礎設施的穩定性，因為它們推高了零部件的采購成本。據環境與能源咨詢公司伍德麥肯茲（Wood Mackenzie）預測，大多數發電技術面臨的成本上漲幅度將在6%至11%之間。目前美國80%以上的大型電力變壓器依賴進口，主要來自加拿大和墨西哥，而這些合同往往與鋼材價格掛鉤。如果美中談判破裂，供應鏈數據公司Altana估算，美國數據中心開發商每年可能因此面臨超過110億美元的額外成本。

最后，關稅也在侵蝕美國與其盟友和伙伴的關系。根據益普索（Ipsos）最近的一項民調，在與美國簽署條約的十二個盟友國家中，大多數公眾認為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將對本國與美國的關系產生負面影響。這種輿論轉變促使各國民選領導人推動“對美去風險”。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已公開呼吁歐洲推進“戰略自主”，并推動在云計算服務、衛星、戰斗機等領域，用歐洲方案替代美國技術。

目前要全面評估關稅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影響還為時尚早。由于供應鏈調整通常需要數年時間，任何潛在益處可能尚未顯現。但與此同時，愈加高昂的代價已經凸顯出：美國政府亟需在關稅政策上明確戰略目標、設定可衡量的指標，并制定合理的豁免機制，以盡量減少意外后果。

收入激增恐難持久

作者：馬修·P·古德曼（Matthew P. Goodman），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特聘研究員、格林伯格地緣經濟研究中心（Greenberg Center for Geoeconomic Studies）主任。

特朗普政府宣傳關稅政策的一大好處，是它將為美國財政部帶來可觀的收入。白宮貿易高級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曾聲稱，未來十年關稅收入將高達6萬億美元。特朗普總統本人在今年4月也宣稱關稅“每天為財政部帶來20億美元”，隨后更表示，年收入低于20萬美元的美國人“將大幅減稅，甚至可能完全不用繳納所得稅”。

盡管獨立經濟學家對這些說法持懷疑態度，但財政部的數據確實顯示，今年的關稅收入大幅增長。截至7月1日，美國財政部已收到約973億美元 的關稅收入，比2024年同期增長約110%。光是6月份，關稅收入就達280億美元，創下單月歷史新高，是去年同期的四倍多。城市研究所-布魯金斯學會稅收政策中心（Urban-Brookings Tax Policy Center）預計，2025年關稅總收入將達到1890億美元，2026年接近3600億美元。

然而，有多種跡象表明，這一波收入增長可能只是暫時現象。

首先，大量關稅收入來自2025年初進口量的激增，企業為了搶在關稅提高前鎖定供貨與價格，提前大量下單。但隨著新關稅開始實施、價格上升，這種搶購行為將逐步減弱，進口量也將隨之減少。與此同時，美國的貿易伙伴也在采取報復性關稅，這將進一步削弱美國產品的出口能力，并影響美國國內的經濟增長，從而壓縮相關稅收。

其次，如果特朗普政府實現自身的其他兩個目標，關稅收入還將“按計劃”下降。第一個目標是鼓勵美國和外國企業將生產轉移到美國本土。如果這一政策奏效，進口需求下降，關稅基數減少，收入自然也會隨之下滑。第二個目標是通過談判達成新的貿易協議，促使雙方降低關稅。若談判成功并削減關稅，同樣會減少財政收入。

最后，無論最終關稅收入有多高，我們必須清楚：這些錢最終都來自美國消費者的錢包。企業最初可能會先自行吸收部分關稅成本，但最終幾乎不可避免地會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巴拿馬運河的讓步，代價不小

作者：威爾·弗里曼（Will Freeman），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拉美研究研究員。

特朗普總統在第二任期初期便將巴拿馬及其運河列為優先事務。在2024年12月至2025年5月之間，他公開提及該國及運河多達15次。他不僅提出要重新掌控巴拿馬運河（該運河每年承載約40%的美國集裝箱貿易），還要求巴拿馬總統何塞·勞爾·穆利諾（JoséRaúl Mulino）與中國拉開距離——自2017年巴拿馬與北京建交以來，中國已在巴拿馬港口與電信基礎設施中取得重要立足點。

如果特朗普的目標是減少中國在這一對美貿易至關重要國家的存在，那么這項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奏效了——部分功勞也應歸于拜登政府，其更低調地追求同一目標。穆利諾政府同意退出“一帶一路”倡議、審計兩處租賃給香港企業的運河港口合同、允許美軍重新進駐運河沿線基地，并替換華為（Huawei）建設的電信塔。

巴拿馬運河大西洋一側的阿瓜克拉拉船閘。圖源：紐約時報

但事實上，特朗普在這場博弈中推得太猛，可能有些多余。穆利諾政府本身就有意加強對美關系，特朗普不過是在對半開之門用力過猛。

問題在于：特朗普這種強硬作風的代價是否值得？穆利諾如今在國內的政治地位虛弱且人氣低迷——部分原因在于他被視為未能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對特朗普退讓過多。他領導的政府面臨持續數月的大規模抗議，部分地區陷入癱瘓。

如今的巴拿馬，正逐步滑向一種“難以治理”的狀態，這種情況對運河未來的威脅甚至超過中國影響力。面對氣候變化帶來的干旱風險，穆利諾必須迅速建設一座新的水庫以保障運河正常運行。然而，他當前的政治困境和社會動蕩正嚴重阻礙這一關鍵項目的推進。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試圖遏制中國影響的過程中，特朗普卻意外加劇了另一個問題——即巴拿馬自身維持運河順暢運行的能力正在削弱。

*本文編譯：張樂詞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特約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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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劉　深

終審｜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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