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克從變法失敗到另立新黨，美國人正在經歷什么？

7月4日，特朗普的大而美法案（“The One, Big, Beautiful Bill”）
在國會兩院的表決過程經歷一波三折，但最后還是闖關成功了，同一天，埃隆·馬斯克在社交媒體平臺X上發文稱，“美國黨”成立。

從馬斯克變法失敗到馬斯克成立新黨，中國人圍觀時，總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當然，這種相似也只是某個角度或某種程度的近似而已。即便是同一個國家的歷史都不可能簡單的重復，何況是不同的國家之間在不同社會階段的歷史。根據馬斯克的一貫主張，馬斯克成立的新黨至少在一個關鍵問題上，與他要抗衡的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并沒有本質的不同，都是要在美國現行的制度框架內，企圖用某種程度的改良措施解決美國的問題。

且不說馬斯克的政黨打破美國兩黨主導政治格局的難度太大，即使能夠做到，也不過是兩個改良主義的政黨輪替，變成三個改良主義政黨之間的競爭，依然是在改良的圈子里打轉。但問題在于，美國現在的主要難題，是改良手段能夠解決的嗎？

美國現在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找不到辦法扭轉實力持續衰退的趨勢。美國現在正在大體沿著英帝國的衰退路線，走向霸權的終點。

因為去工業化，美國的各方面能力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其中軍事實力受到的影響最大，美國的紅海護航行動面對胡塞這樣的非政府武裝都表現得力不從心，美國的航母還被胡塞武裝搞得灰頭土臉，意味著美國的海上霸權已經力不從心。中國六代機的橫空出世，標志著美國控制權優勢的終結。失去了對空中和海洋的絕對控制權，美國的軍事霸權已臨近終點。

美國的科技實力受到的影響次之，雖然美國暫時還是世界的科技中心，但這一地位已經不再穩固。美國傾舉國之力并聯合部分盟友對東方大國發動的科技戰，已經看不到勝利的希望，反而刺激了中國自主創新國產代替和產業升級的加速，美國現在還保持領先的領域越來越少。美國科技戰正式失敗之日，就是中美科技實力逆轉正式完成之時。

美國現在保持較大優勢的，還是金融霸權和話語霸權。

美元的地位一時還無法撼動，華爾街對世界金融體系的控制暫時無憂，但美元也正在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雖然美元的基準利率還在高位，美聯儲一再咬牙堅持推遲降息，但美元指數在今年半年內就已經降低了11%，創造了1973年以來美元下跌的歷史記錄，而同時期黃金的價格暴漲26%。這不但意味著美聯儲通過高利率吸引國際資金的能力在嚴重下降，還預示著美國本輪金融戰的失敗。

美國依靠美元的潮汐機制收割世界財富、彌補美國虧空的目標遠未實現，不但美國金融戰的主要目標經濟體沒有因為美元加息被拉爆金融體系，大多數國家的貨幣也挺了過來。這次從2022年3月開始的美元加息行動，反而讓美國經濟承受了很嚴重的內傷，因為高利率不但增加了美國政府的債務負擔，讓特朗普不惜發動世界貿易大戰，也要單邊大幅提高關稅以增加政府收入，還抑制了美國重新工業化的進度，削弱了特朗普通過關稅政策刺激美國經濟再工業化的實際效果。

美國的話語權優勢依然遙遙領先，仍然具有顛倒黑白的統治力。但中美網民大對賬等輿論事件說明美國制造和維持信息繭房的能力也在嚴重下降，“山巔之國”的光環正在暗淡，再加上特朗普的助攻，美國的軟實力也在加速消耗。

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無論是建制派還是以反建制為基本人設的特朗普，到目前為止，都沒有找到扭轉美國衰退趨勢辦法的主要原因在于，導致美國衰退的根本原因和導致英國丟失霸權的原因是一樣的，就是資本主導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最終導致資本控制了國家，資本的利益高于國家的利益，經濟運行和資源配置首先是貫徹有利于資本的利益而不是有利于國家整體利益的原則。資本作為一種特定的社會生產關系，在特定的歷史階段，確實有積極的作用，但如果資本的力量太大，失去了制約，就會與民族國家的利益產生激烈的內在沖突。先是英國后是美國的去工業化，就是自由市場經濟按照有利于資本利潤最大化的原則，向外轉移制造業，在世界范圍內進行產業分工的結果。

美國前總統拜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在2023年布魯斯金學會的那場演講中，就對美國的經濟空心化進行了比較深刻的反思，并且上升到對自由市場經濟體制的質疑。

“首先，美國的工業基礎已經被掏空。”

“在戰后幾年間，甚至在我們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為美國項目注入活力的公共投資愿景已經大幅消退。它已經讓位于一系列主張減稅和放松管制、私有化而非公共行動以及貿易自由化的錯誤想法。”

“所有這些政策的核心都含有一個假設：無論我們的競爭對手做了什么，無論我們共同面臨的挑戰有多大，無論我們拆除了多少政策護欄，市場總是富有成效地分配著資本。”

“現如今，似乎除了我之外，沒人敢低估市場的力量。但（資方）以過于簡單化的市場效率為名，將戰略物資的整個供應鏈轉移到了海外，美國的行業和工作崗位都喪失了。有人曾說，深度貿易自由化將有助于美國出口商品，所以可以無視就業和產能，這算是一個承諾，但他們沒能兌現。”

“另一個隱晦的自由市場假設是，（經濟）增長的類型無關緊要。所有的增長都是良好的增長。因此，數十年來各種政策改革結合在一起，使華爾街金融等一些經濟部門享有特權，而美國半導體和基礎設施等其他重要部門則萎縮了。事實上，

我們的工業能力對任何我國的持續創新能力都至關重要，但它受到了真正沉重的打擊。”

“全球金融危機和全球疫情的沖擊暴露了這些美式（自由市場）普遍假設的局限性。”

美國的經濟體制就是私有制和自由市場經濟的結合在，市場經濟的主導者是資本而不是政府，運行的結果是資本的利益最大化。

美國現任國務卿魯比奧，也美國的衰退原因做過類似的分析。

“當中國掌控世界供應鏈時，反觀美國自己，今天美國的經濟高度集中于兩個領域，打開電視看看吧，所有財經媒體整天只討論這兩個領域。”

“一個是金融，華爾街，期貨，買空賣空，虛假的金錢游戲，不制造任何產品。”

“一個是大型科技公司，蘋果，谷歌，微軟，亞馬遜，特斯拉，這些巨型跨國企業，同樣不制造任何實物產品，就算制造也大多在中國制造。”

“這些企業創造了最大的財富，卻提供著美國工人最少的工作，更可怕的是，這些巨型跨國企業，擁有著比美國政府更多更大的權力。”

“在很多情況下，美國政府都要聽命于他們，而這些跨國企業對我們國家，對我們人民，毫無忠誠可言。”

“跨國企業的利益，不是美國國家利益，他們只在乎企業股東的利益，只要能為企業股東牟利，他們會毫不猶豫的犧牲美國國家利益。”

沙利文和盧比奧雖然在分析美國衰退原因的角度和側重點有所不同，但都承認了一個基本事實：美國的資本利益與美國的國家利益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與沖突，美國的資本利益可以凌駕于美國的國家利益之上，放任自由市場經濟的自我演化，就會導致為資本的利益而犧牲美國的國家利益去工業化的結果。

英國去工業化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美國自身的工業制造能力衰退，再工業化遙遙無期，以武力為基礎收割世界財富的金融戰能力也在下降，意味著美國的可分配蛋糕越來越小。

美國現在為什么黨爭會越來越激烈，說到底就是美國的利益蛋糕越來越不夠分配了，圍繞著分配的爭奪越來越激烈，表現在政治上，就是黨爭越來越沒有底線。特朗普輸掉2020年的總統選舉，在特朗普的煽動下，美國爆發了“占領國會山”事件。民主黨為了阻止特朗普重返白宮，把法律武器化，讓特朗普官司纏身，還差點把特朗普送進監獄。

政黨之爭刺刀見紅，這樣的劇本中國人也在歷史上見到過，黨爭激烈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就預示著統治秩序面對著嚴重的危機。

更嚴重的是，美國的黨爭已經嚴重到為了黨派利益不惜損害美國整體利益。民主黨大搞所謂的政治正確，讓美國人的性別認知都混亂不堪，竟然能出現幾十種到上百種性別的選擇，導致美國社會上下充滿“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的衰敗氣象。特朗普為了自己背后的傳統能源資本的利益，竟然取消了對新能源的補貼政策，讓美國在新能源的競爭中面對更加不利的局面，為了兌現所代表的資本的現實利益而犧牲美國未來的發展利益，削弱美國在高科技新經濟領域以及美國爭奪下一次工業革命的競爭力，這也是馬斯克對大而美法案特別憤怒的重要原因。

社會的上層精英公開撕裂，預示著一場嚴重的危機已經在不遠處，這是中國歷史上多次在王朝末期發生過的事實。

比照一下中國的歷史，美國的未來并不樂觀。

和中國悠久的歷史相比，美國的歷史實在太短了，從美國建立時間算起，至今也只有249年，只不過近似于中國歷史上大統一王朝的國祚。過于短暫的歷史，讓美國的很多政治和經濟精英還停留在美國老大帝國的思維慣性之中，沉醉于美國機制糾錯能力的自我催眠里，還沒有意識到美國現在面對的是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像沙利文和盧比奧這樣清醒的政客還是太少了。

美國的政客因為對歷史經驗和教訓認知的欠缺，缺乏如何應對社會系統性衰退的歷史經驗，他們更多是用冷戰的經驗，理解美國現在的危機。

美國現在不用說沒有政客能夠打破美國制度的藩籬，因為所有的政客都是在戴著資本的鐐銬跳舞，否則就沒有資格登上美國的政治舞臺，特朗普說的“所有政客都是資本家的狗”的政治現實狀況也沒有改變，美國已經被資本完全控制的局面，短時間內看不到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夠發起挑戰。

現在的美國就連一個羅斯福那樣，至少敢在形式上對資本增稅、以減少社會貧富差距的政治人物都沒有，導致現在的美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黨爭越來越激烈，財政越來越入不敷出，也越來越具有中國歷史上王朝末期的景象。

如果不是把東漢和西漢、南宋和北宋算作同一朝代，自秦之后的大一統王朝，沒有一個能夠超過300年，這就是中國人熟知的“歷史周期律”。

“歷史周期律”之所以難以破解，根本原因是傳統的農業社會，始終無法找到抑制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辦法，每經過二三百年的時間，土地兼并現象嚴重，地主豪強財富的積累與社會底層民眾普遍貧困的兩極分化超過了社會承受的極限，階級與社會矛盾嚴重到徹底失控的程度，農民起義爆發，王朝統治的基礎被動搖，社會秩序被格式化，大量人口減少，出現大量無主土地，新的王朝建立，對土地重新分配，社會矛盾緩和，新的周期開啟。

這個過程相當于每過一段時間，社會就需要進行一次重啟。只是每次重啟的過程都異常痛苦，都要經過激烈的社會動蕩和大規模的戰亂，付出巨大代價，才能重建相對穩定的秩序。最嚴重的就是從西晉滅亡到隋文帝重新統一中華版圖，中間經歷了將近300年的大分裂時期，五胡亂華就發生在這個歷史時期。

土地作為農耕社會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土地，每次被高度壟斷于地主豪強手里，都會引發嚴重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危機，社會穩定機制都變得異常脆弱，一場天災人禍，就能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因為生產資料嚴重壟斷和財富集中而產生的周期性社會危機，并不只是存在于中國的農耕社會。西方的近現代主要的工業國家，在向外進行產業轉移之前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也飽受周期性爆發社會經濟危機的困擾，表現為“大量商品賣不出去，大量生產資料被閑置，大批生產企業、商店、銀行破產，大批工人失業，生產迅速下降，信用關系破壞，整個社會生活陷入混亂。”特別嚴重的經濟危機還會引發大規模戰爭。美國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引發了世界經濟危機，加劇了西方主要工業強國不同陣營之間的沖突，為了爭奪市場和資源，對外轉移矛盾，成為二戰爆發的重要原因。

后來西方國家通過世界產業分工，將中低端工業向外轉移，基本消除了生產相對過剩的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困擾，但生產不足引發的債務問題又引發了金融危機和財政危機，2007年美國次債暴雷，引發了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和2009年的歐洲債務危機。

資本主義體系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在世界范圍內也并沒有消失，只不過跟隨著產業在全球范圍的重新分布，轉移到別的國家。

雖然近現代西方國家因為生產相對過剩而爆發的經濟社會周期性危機與古代中國歷史周期律的具體發生機制存在很多不同，但底層邏輯都是主要的生產資料過度集中在私人手里，讓社會的分配機制向少數人傾斜，積累日久，貧富差距嚴重到社會無法正常運轉，致使社會矛盾激化，經濟、政治和社會危機集中爆發。

現在的美國，接近差三分之一（31%）的美國人拿不出500美元來應付突然的開銷，比如修車、交醫療費或者臨時賬單，超過一半的人（52%）連2000美元的應急錢都沒有。

要沒有2025年初的中美網民大對賬撕破了美國用話語權罩在冰冷現實上的光環，我們還不知道，美國的牛馬很多都要一人打幾份工才能維持生存，很多窮人都要依靠買血才能勉強生活。這些來自美國社會普通民眾的真實生存狀況告訴我們，內塔尼亞胡說美國一年餓死兩萬人不但是真的，而且真相更為殘酷。

看看下面這張圖，就可以知道，美國現在的貧富差距已經達到經濟大蕭條之后近一百年時間內的最高水平。

2019年2月7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祖克曼（Gabriel Zucman）發表的一篇論文指出，美國財富集中程度進入21世紀，0.1%的美國人所擁有的該國財富占比已經逼近“20%關口”。祖克曼認為，“美國財富集中水平已經回到了‘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即上世紀二十年代）。”

特朗普的“大而美法案”為什么不是拯救美國的良藥，反而會是讓美國衰退加速的飲鴆止渴呢？因為這個法案最大的特點就是“劫貧濟富”，其中的減稅政策明顯有利于美國富人，減稅會減少政府的收入，讓美國已經“寅吃卯糧”的財政狀況更加雪上加霜，美國政府只能擴大政府債務規模，把美國債務上限提高5萬億美元至41萬億美元，減少社會保障支出，前者會加速美國政府財政危機的爆發，后者會惡化美國窮人的生存條件。

美國聯邦政府的債務規模已經超過36萬億美元。1980年美國聯邦政府的債務只有9077億美元，1990年增加為3.2萬億，2000年還不過5.6萬億，2010年就激增至13.6萬億美元,2020年又暴漲為27.8萬億，然后在短短的5年時間內，美國聯邦政府的債務又增加了8萬億。

美國財政對債務的依賴不但越來越嚴重，而且美國政府債務規模的擴張速度越來越快。美國到現在也沒有找到能夠改善政府財政減少政府債務的辦法，原因就是財富過度集中，讓美國的收稅越來越難。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看看中國的歷史，每次土地（生產資料）兼并后引發的財富集中，向富豪收稅都會成為一大難題。美國現在的財政困境，和明朝末年的財政危機，并沒有太大的區別。只是因為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還在，美國的國債還有市場空間，美國政府還可以通過透支未來繼續維持
，但這種模式注定無法持續，因為無論美元怎么強勢，美國債務的擴張總會有臨界點。何況，美元也遇到不小的麻煩，美元指數急跌和黃金價格保漲，正在動搖世界對美元的信心。

美國的財政危機與普通美國人之間的生存危機就這樣糾纏在一起，成為美國的噩夢。

在美國走向衰退的關鍵時刻，特朗普選擇了再苦一苦美國老百姓，利用共和黨對國會兩院的控制權，通過了”大而美法案“。有人估算，1700萬人失去了醫療保障，1800萬兒童失去了學校供餐，300萬美國人失去了食品援助，社區和農村醫院基本被取消。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的估算，在未來十年時間里，美國收入最高的1%人群將收到超過1萬億美元的減稅福利，而其中收入前0.1%的人群就將享受近一半的紅利。未來十年內，美國低收入家庭醫療補助每年將被削減1200億美元左右，十年下來這一數字基本上剛好等于前1%富裕人群拿到的減稅“紅包”。

現在的美國需要實行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美國政府如果不想經歷一次中國古代歷史周期律那樣的按鍵重啟，就需要解決社會資源的重新分配問題，至少需要對美國的高收入群體增加稅收，擴大政府的社會保障支出。企圖繞開美國貧富差距問題的普通改良手段，都已經解決不了美國現在面對的主要難題。

而現在的特朗普現在卻反其道而行之，以側重向富人減稅和減少政府社會保障支出的方式，損不足奉有余。特朗普連一個改良主義者都算不上，他是個保守主義者，要美國回到他記憶中的“黃金時代”，特朗普的MAGA只能是口號。

美國在二戰爆發后開始的“黃金時代”，基本沿襲了羅斯福的高稅收政策，讓美國在生產擴張的同時，貧富差距也一路走低到了1970年代，降至歷史最低水平。

美國勞動者記憶中最美好的時光，也是存在于這個歷史階段。美國家庭只要有一個人上班，就能讓全家過上不錯的生活。在這段時間，雖然美國還是資本主義，但還是通過稅收政策部分實現了損有余而補不足。

美國從里根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開始，又開始在稅收政策上向富人傾斜，再次搞起了“劫貧濟富”，美國的貧富差距逐步向大蕭條之前的狀態復歸。現在即使是比較保守的統計數據，也表明頂端0.1%家庭財富飆升至13.8%。

雖然美國的信息繭房還是很牢固，對美國民眾的PUA機制還在有效運轉，在社會達爾文法則競爭中的失敗者，寧可露宿街頭也不知道去反思社會的不公，部分人加入“零元購”求得茍延殘喘也不去反抗吃人的制度，但餓肚子總是會教育一部分人覺醒的，任何國家社會底層的容忍度都會有一個極限值，如果造成更大范圍的生存危機，美國的社會維穩恐怕就不一定有那么輕松了。

現在已經有人在反思美國的制度，認為只有改變美國的制度，才能解決美國的問題，提出了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救美國”的口號。

雖然美國這樣清醒的人還是太少，這樣的深度思考還只是星星之火，誰知道會不會有一天形成美國版的燎原之勢呢？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