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在今天的公共語境中，“生育自由”幾乎被默認是女性的權利代名詞。人們談論的是墮胎權、身體自主權、避孕權，甚至人工生育權。
可在這一切中，始終有一個角色沉默而隱形：男性。
我們很少認真問一句：一個男人是否有權決定自己是否成為父親？
答案是：在現(xiàn)行法律結構中，沒有。
男性是否當父親，并非由他決定；卻總由他負責。
在中國的民法體系下，只要孩子出生，法律就立即啟動父母的“共同撫養(yǎng)義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1071條明確規(guī)定：
“非婚生子女與婚生子女享有平等權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視。” “生父母對非婚生子女有撫養(yǎng)、教育的義務。”
這個表述在保障孩子權益上毋庸置疑，但在邏輯上，它把父親的法律義務建構在孩子“出生之后”的自然事實之上，而不是建構在父母雙方的“生育共識”之上。
這意味著：孩子出生是單方面決定的結果，責任卻變成雙方面共享的義務。
而決定的一方是女性，責任的一方則包括男性，甚至往往是主要承擔者。
現(xiàn)實中已經(jīng)有不少判例可以說明：
在江蘇蘇州的案例中，女方在分手后未告知男方自己懷孕，自行生育。三年后起訴男方承擔撫養(yǎng)費。男方辯稱“我不知情，也未同意要這個孩子”，但法院并不采納，理由只有一個：DNA匹配就是撫養(yǎng)責任的起點。男方是否知情、是否愿意、是否溝通過，統(tǒng)統(tǒng)不構成免責理由。
在這個意義上，生育變成了一種可以單方面強加的父權綁定。
這種局面不僅存在于中國，在許多海洋法系國家也同樣存在。
以英國為例，在傳統(tǒng)普通法體系下，男性只要在生物學上被確認是孩子的父親，就會自動獲得“法律父親”的身份，并需承擔經(jīng)濟撫養(yǎng)義務。這種制度并不區(qū)分婚內(nèi)或婚外關系。
而在美國，情況更為極端。多個州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如下判例：
一位男性在遭受未成年女方性行為引誘（statutory rape）后，女方懷孕，孩子出生。男方雖然是受害者，但法院依然判定他承擔撫養(yǎng)責任。
例如，在美國Kansas州的 Hermesmann v. Seyer（1993）一案中，一位16歲少年被22歲女保姆誘奸并懷孕。雖然女方被判定有性侵行為，但法院仍裁定少年需支付撫養(yǎng)費。理由是：孩子的權益獨立存在，不能因為其父親的“被害身份”而被剝奪養(yǎng)育資源。
在另一個案例中，美國加州的一位男性發(fā)現(xiàn)其前伴侶在未告知的情況下使用他捐贈的精子進行人工受孕并生子。盡管事前有“非親權同意協(xié)議”，法院仍支持女方要求男方支付部分撫養(yǎng)費用，理由是協(xié)議并未滿足州法律的正式條件。換句話說，即使你不想生、寫了字、簽了字，只要手續(xù)沒到位，也得當?shù)?/strong>
在英美法系中，這種法理依據(jù)常以兩個術語表達：
Strict Liability for Paternity（親子責任的嚴格責任原則）：只要是你生的，無論過程如何，都必須養(yǎng)。
Best Interest of the Child（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所有判決以孩子權利為首要考量，成人的私權讓步于未成年人的法定權益。
這兩條原則看似正義，實則在邏輯上塑造了一種**“不問意愿，只談后果”的父權陷阱**。
進一步地，這種法律邏輯所帶來的并不只是權利和義務的錯位，更是一種結構性的性別話語失衡。
在所有生育事件中，女性掌握著整個鏈條的主控權：是否懷孕、是否保留、是否生下、是否告知男方、是否追責。
而男性擁有的，只是一項最末端的義務：付款。
女性可以選擇成為母親，或選擇不成為母親（墮胎權）；
男性不能選擇成為父親，甚至也不能選擇不成為父親。
這正是所謂“男性沒有生育權”的法律語境本質(zhì)。
當然，我們不否認這些法律設計的初衷，是為保障孩子利益與女性安全。但今天，隨著人工受孕、生育選擇、非婚生育、代孕等技術與實踐的發(fā)展，這種“以母為主、以父為義務”的結構，已經(jīng)不再適應現(xiàn)實。
是否應當在法律層面承認“男性也有生育表達權”？是否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允許“父權聲明退出機制”？是否可以建立一種雙方協(xié)商前提下的“責任共擔框架”？這些都已經(jīng)是現(xiàn)代法律無法回避的議題。
例如，法國在2010年提出過一項議案：允許男性在孕期的前三個月內(nèi)提出書面“拋棄父親身份聲明”，在符合法定程序和知情條件下，可以免除未來經(jīng)濟撫養(yǎng)責任。盡管該法案未通過，但已經(jīng)引發(fā)廣泛討論，成為“父權表達”入法的可能路徑之一。
我們常說：“性別平等”，但平等不能只是一種單向爭取。它必須是雙方都能說話、都能表達、都能共擔的結構。
如果女性的“生育自由”是值得捍衛(wèi)的，那么男性的“父權自決”也應該擁有哪怕一寸的法理空間。
否則，所謂的平權，終將淪為另一種性別特權的合法外衣。
生育從來不只是一個人的事，它是身體的、社會的、法律的三重纏繞。
現(xiàn)代社會講自由，也講責任，但如果自由是單方面的，而責任是雙方面的，那我們就制造了最不平等的“自由”與最扭曲的“平等”。
當一個男人無法決定自己是否成為父親，他就不是一個法律意義上的“權利主體”，而只是一個被動“財務義務人”。
而這是所有文明法治社會，都應該有所反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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