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萬人小縣卻有3萬人參加紅軍，建國時僅剩千人，三人成開國將帥

1949年12月，賀龍率華北野戰軍第十八兵團等部入川，在解放西南各省之后，賀龍與家人們一起居住于重慶。

有一天，賀龍攜妻子從外歸家，看到有一位老婦人正蹲在他們家門口，身旁還帶著一群孩子。

賀龍見狀，趕緊快步向前，將老婦人攙扶起來。當他看到老婦人的面容時，頗感意外，原來這是他老家桑植的一位親戚，姓鐘。

賀龍看到老家來人，非常激動，他問道：“鐘二姐，你怎么來了？也不讓人先寫封信來告訴我，來來，咱們進去說！

賀龍和妻子攙扶著鐘二姐走進院子，她身旁的孩子們也紛紛起身，跟著鐘二姐走了進去。

賀龍見這么多孩子，十分疑惑，便問道：“二姐，這群娃娃是……

鐘二姐聽到賀龍問起來了，便立刻把孩子們叫到身旁，她摸了摸孩子們的頭，然后說道：“孩子們，這是你們的賀爺爺，趕緊都跪下來，給賀爺爺磕頭！

賀爺爺！”孩子們齊刷刷地跪下，一邊喊著，一邊給賀龍磕頭。

這一跪可把賀龍嚇一跳，他趕緊說道：“二姐，這到底是怎么回事？趕緊讓孩子們起來呀！

鐘二姐并沒有讓孩子們起來，而嘆了口氣，然后搖了搖頭，說道：“弟弟呀，你還記得當年跟著你一起去鬧革命的桑植子弟嗎？

賀龍一聽，頓時語塞，過往的記憶又重新涌入腦海，原來這些孩子都是烈士們的后代??！

一、10萬人小縣，3萬人參加紅軍

二十世紀初的中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社會極其動蕩。不忍看著故鄉人民餓死凍死的賀龍振臂一呼，拿起兩把菜刀鬧革命，帶領著三千桑植子弟們奪取了反動派的武器，建立了一支農民革命武裝。

桑植子弟們在軍閥林立的舊社會中打拼，幾經起伏，終于在賀龍的堅強領導下，闖出了一番天地，在討袁護國、護法戰爭和北伐戰爭中屢建戰功！

1927年的“四一二”事變后，賀龍毅然選擇與廣大工農群眾站在一邊，率部參加了南昌起義，之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賀龍率領的部隊在南下途中遭遇了巨大的損失，當初跟隨著賀龍出征的三千桑植子弟也僅剩八人！

然而，這次慘痛的失利并沒有澆滅桑植父老的一腔熱血，他們毅然決然地再次將自己的孩子送入革命隊伍。

1928年3月，賀龍從上海返回自己的故鄉桑植，在他的號召下，又有三千桑植子弟加入工農紅軍。

賀龍帶領著這支新生的紅軍隊伍發動了著名的桑植起義，他們僅用1個小時便攻克了桑植縣城，之后在桑植縣建立了革命政權。

4月下旬，反動派主力部隊與桑植的地主武裝近萬人對桑植地區展開進攻。

桑植子弟雖在賀龍的指揮下浴血奮戰，但是無奈敵我兵力差距太過懸殊，三千人的隊伍大部分犧牲，僅有約300人跟隨著賀龍殺出重圍，進入了山區打游擊。

賀龍率部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堅持游擊作戰近兩個月，后來他們趁著敵人西撤的機會，返回桑植，又拉起了一支1500多人的隊伍。

7月初，中共湖南省委成立湘西前敵委員會，賀龍當選為書記，當地的工農武裝也正式整編為紅四軍。

1928年底至1929年春，賀龍帶領著紅四軍接連攻克建始、鶴峰、桑植等縣城，創立湘鄂邊根據地。

在這一連串的戰斗當中，桑植子弟無不沖鋒在前、浴血奮戰，犧牲因此也非常巨大。

雖然很多桑植子弟犧牲了，但是桑植父老對工農紅軍表現出了無比的信任，越來越多的桑植子弟集結在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之下，在此期間有近萬名桑植子弟加入到紅軍隊伍當中。

當時的桑植縣流傳著一支民歌：“擴紅一百，只要一歇；擴紅一千，只要一天；擴紅一萬，只要一轉。

從這支民歌當中，我們就能看出，當時的桑植人民是多么信任賀龍，是多么擁戴工農紅軍。

1930年夏，賀龍率紅四軍東下洪湖地區，并于7月初與紅六軍成功會師，湘鄂邊根據地與洪湖根據地遂連成一片，湘鍔西蘇區就此創立。

會師后，紅四軍、紅六軍前委召開聯席會議，紅四軍改稱紅二軍，與紅六軍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二軍團。

隨后，紅二軍團為配合紅軍第一、第三軍團攻打長沙，渡江南下出擊常德，連克公安、石首、南縣等城鎮，但是在津市、澧州、石門地區作戰失利，12月9日被迫回撤至楊林市。

紅二軍團在楊林市立足未穩便又遭反動派軍隊襲擊，損失慘重，只好撤至鶴峰地區。

接著，紅二軍團依托五峰、鶴峰，進攻石門，在一度占領石門的情況下，遭遇反動派優勢兵力的追堵，死傷大半。

紅二軍團南下失利，損失慘重，也因此縮編為紅三軍。

反動派趁著這次機會于1931年1月、3月、9月接連對湘鍔西蘇區發起三次“圍剿”。

為支持賀龍的反“圍剿”斗爭，桑植子弟再次集結起近萬人奔赴戰場！

在家鄉父老的鼎力相助下，紅三軍發展至1.5萬人，并且成功擊退反動派。

1932年6月，反動派調集起10萬人的兵力向湘鄂西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

由于敵眾我寡以及裝備上的劣勢，紅三軍戰至彈盡糧絕，被迫撤出湘鄂西蘇區，向湘鄂邊轉移。

紅三軍在湘鄂邊輾轉戰斗了近兩年，至1934年1月，人數已銳減到3000人。

就在紅三軍最為危急的時候，桑植人民再次義無反顧地向賀龍和紅軍伸出了援手，又有1400多名桑植子弟加入紅三軍，紅三軍也恢復了紅二軍團的番號。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主力紅軍為擺脫反動派軍隊的包圍追擊，被迫實行戰略性轉移，開始了長征。

紅二軍團為了掩護中央紅軍長征，在賀龍的指揮下，于永順縣城以北的龍家寨地區，殲滅國民黨軍2個旅大部，接著乘勝占領大庸（今張家界市）、桑植并沿沅江東進占領桃源等城，一舉開辟了以永順、大庸、桑植為中心的湘鄂川黔蘇區。

1935年1月，紅二軍團與紅六軍團協同作戰，又相繼取得陳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園、芭蕉坨等戰斗的勝利，共殲滅國民黨軍2個師、1個師部和1個旅，紅二軍團的人數也升至1萬多人。

9月，反動派集結起130個團的兵力向湘鄂川黔蘇區發動新的“圍剿”，為了保存實力，紅二軍團于11月從桑植出發，開始了長征，而此行又有約3000多名桑植子弟加入到了紅軍隊伍當中。

至此，桑植這個僅有10萬人的小縣，已經有3萬多人參加了紅軍，這幾乎是這個縣全部的青壯年，桑植父老可以說是把整整一代人都奉獻給了紅軍！

在這些桑植子弟出征時，有不少人的孩子都還未出生，還有不少孩子才蹣跚學步。

雖然村子里的老人都把這些孩子當作自己的孩子撫養，但是畢竟這么多張嘴，終歸還是養不過來，有很多孩子都夭折了。

解放后，一部分孩子被歸來的戰士們認領，可是還有很多一直沒有等到自己的父親。

其中鐘二姐一家就撫養了七個孩子，他們都是無家可歸的孤兒，于是當鐘二姐得知賀龍在重慶的消息，立刻帶著孩子們前來投奔，希望他能想想辦法。

賀龍看著這些孩子，滿眼都是他們父親的樣子。

當初他們的父親跟著自己出征，卻埋骨他鄉，再也沒有回來。這么多年他也沒有再回家鄉看看，愧疚之情縈繞在他的心頭。

于是賀龍對鐘二姐說道：“你放心，這些孩子以后就是我的孩子了，我一定好好養育他們！

這些孩子都是烈士的孩子，按理說可以向國家申領撫恤金，但是賀龍不愿意增加國家的負擔，于是就把他們當作自己的子女一樣帶在身邊。

好在這些孩子都已經十五六歲了，比較懂事，并沒有給賀龍造成太大的負擔。

當初，3萬桑植子弟們跟隨著人民軍隊出征，經歷了大大小小無數的戰斗，到建國之時，僅僅剩下了1000人左右！

1955年授銜時，其他革命老根據地都有一兩個“將軍縣”，像江西的永新、湖北的紅安、湖南的平江、安徽的金寨等地，一個縣就出了幾十個、上百個將軍。

但是桑植子弟們由于大多數都犧牲了，因此只出了一位元帥——賀龍、一位中將——廖漢生、一位少將——朱紹田。

二、開國中將：廖漢生

廖漢生與賀龍的關系非常深遠，廖家與賀家是世交，廖漢生七歲時，賀龍就做媒為他定下了娃娃親，對象是賀龍二姐的女兒，賀龍因此也成為了廖漢生的舅舅。

當初賀龍兩把菜刀鬧革命時，廖漢生的父親廖蘭湘就跟隨著賀龍浴血奮戰、出生入死，最終犧牲在戰場之上。

也因為父親的關系，廖漢生從小就知道賀龍的名字，并且對他特別崇拜。廖漢生一心想跟隨父親的腳步，加入到賀龍的麾下。

1928年3月，賀龍返回家鄉桑植擴紅，年僅16歲的廖漢生立馬就跑過去報了名。

賀龍見廖漢生年紀較小，便饒有興趣地問道：“你是哪家的伢子？小小年紀就來參軍？

廖漢生從來沒見過賀龍，他見有軍官問話，便馬上抬頭挺胸，非常認真地回答道：“我是廖家的！

賀龍一聽，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問道：“你父親叫啥？

廖蘭湘！”廖漢生無比驕傲地回答道。

賀龍聽罷，點了點頭，然后伸出手在廖漢生的肩膀上拍了拍，說道：“好！好?。?/strong>

之后，賀龍上下打量了廖漢生一番，便轉身離開了。當時的廖漢生并不知道眼前的人就是他所崇拜的賀龍舅舅。

雖然賀龍與廖漢生有親，但是他對廖漢生一點都沒有特別照顧。

廖漢生后來一直在賀龍大姐賀英的游擊隊中工作，幾年下來還是一名游擊隊隊員，而當時跟他一起參軍的發小朱勝文已經是賀龍手下的一名師長了。

這令廖漢生產生了不小的心理落差，于是非要讓賀英帶著他去找賀龍。在見到賀龍時，廖漢生竟然直接當面質問道：“我以前和朱勝文差不多，為什么他已經是師長了，我卻什么都不是？

賀龍聽罷，勃然大怒，大聲呵斥道：“你現在給我回游擊隊去！以后，就留在游擊隊！

廖漢生立刻意識到自己說錯話了，只好聽從命令，趕緊返回了游擊隊。

雖然賀英的游擊隊連番號都沒有，屬于當地的民兵組織，但是賀英的戰斗經驗豐富，在當地威望極高，廖漢生跟著她能學習到更多東西。只不過，當時的廖漢生并沒有理解賀龍的良苦用心。

后來，賀英的游擊隊遭遇敵人的包圍，賀英、賀戍姐兩姐妹在掩護隊員們撤退時壯烈犧牲，廖漢生的妻子肖艮艮也被敵人俘虜，游擊隊幾乎全軍覆沒。

游擊隊所在的長灣村也被敵人摧毀，廖漢生帶著僅剩的幾名隊員，幾經周折，終于找到了賀龍。

賀龍在得知噩耗之后沉默了好久，然后他走到廖漢生的身邊，拍著廖漢生的肩膀，沉重地問道：“賀英姐姐他們犧牲了，那你應該怎么辦？

此時的廖漢生悲憤交加，他斬釘截鐵地回答道：“我一定要把革命繼續下去，為犧牲的同志們報仇！

賀龍聽完后，非常欣慰，他對廖漢生說：“好！那你回去繼續招人，重新組建游擊隊，要勇敢地和反動派戰斗下去！

廖漢生在回去之后，以游擊隊副隊長的身份又拉起了一支不小的隊伍，之后經過大大小小數十次戰斗，殲滅了許多反動組織，自己的名聲也越來越響。

1933年7月，廖漢生調任紅三軍軍部書記員，并且在賀龍、關向應的介紹下加入中國共產黨，實現了他一直以來的夢想。

在廖漢生加入紅三軍的時候，正是紅三軍最為艱難的時候，但是他始終堅定地與賀龍站在一邊，無論遭遇多大的困難都不離不棄，最終與賀龍一起走出了困境。

1935年11月，賀龍率領紅二軍團從桑植開始長征，當時廖漢生任紅二軍團第六師政委，第六師約有3000人，幾乎都是桑植本地人。

當時師部居住在一位房姓的老鄉家里，戶主的兒子就在第六師當兵。當他們出發時，桑植父老紛紛前來送別，許多熟悉的人都拉著廖漢生的手說：“我的兒子就拜托您了！

我的丈夫就拜托您了！

我的弟弟就拜托您了！

廖漢生看著這些前來送行的家鄉父老，一個個的都答應了下來。

在廖漢生的帶領下，三千桑植子弟爬雪山、過草地，與反動派軍隊進行英勇的戰斗，許多人都犧牲在了長征路上。

抗日戰爭爆發后，第六師被改編為八路軍一二〇師三五八旅七一六團，廖漢生任政治委員，率部開赴抗日前線。

1937年9月，七一六團奉命深入日軍側后，打擊日軍運輸隊，截斷日軍補給線。

七一六團主力在廖漢生率領下，于10月18日、21日兩次在雁門關以南黑石頭溝地區設伏，共斃傷日軍800余人，摧毀汽車近60輛，一度切斷了繁峙至忻口間交通，為國民黨軍在忻口的防御作戰提供了巨大支持。

之后，廖漢生率領著七一六團跟隨一二〇師在山西省西北部進行反擊日軍大規模圍攻和收復失地的作戰。

一二〇師在師長賀龍的率領下英勇奮戰，共斃傷日軍1500余人，繳槍200余支、汽車14輛、騾馬100余匹，收復寧武、種池、五寨、岢嵐、保德、河曲、偏關等7座縣城。

以廖漢生為代表的桑植子弟也在這場著名的戰役中，立下了赫赫戰功。

1938年10月下旬，廖漢生率領七一六團夜戰滑石片，與兄弟部隊一起合力殲滅日軍一個大隊，有力地支援了晉察冀邊區，粉碎了敵人的多路圍攻。

1939年初，七一六團作為一二〇師的主力挺進冀中，在廖漢生的率領下，七一六團連戰連捷，有效鞏固了冀中抗日根據地。

同年4月，七一六團與第四、第五團合編成獨立第二旅，廖漢生任副政委。

4月23日清晨，七一六團三營被日軍包圍于齊會村，日軍多次試圖攻入村內，未能得逞。惱羞成怒的日軍隨即向村內施放毒氣并焚燒房屋，三營指戰員們不得不邊戰邊退，最終被日軍包圍至村東一角。

就在千鈞一發之際，廖漢生指揮第七一六團一營和二營對敵實施反包圍，七連更是突入村內與三營匯合，增強了村內的防御力量。

日軍被內外夾擊，遂釋放大量毒氣，妄圖以此固守待援。

廖漢生不幸吸入毒氣，但是他依然堅持指揮，并且及時阻敵增援,最終斃傷日軍700余人，俘7人，繳獲山炮1門、輕重機槍20挺、步槍200余支。

之后，廖漢生又以代理旅長的身份率部參加陳莊殲滅戰，在與兄弟部隊的配合下，斃傷俘日偽軍1380余人，挫敗了日偽軍尋殲八路軍主力的企圖。

1940年，廖漢生重任七一六團政治委員，并在晉西北夏季反“掃蕩”戰役中率部與兄弟部隊一起收復縣城5座，作戰250余次，殲斃日偽軍4500余人。

接著，廖漢生率部參加了舉世聞名的百團大戰，在八路軍總部的統一指揮下，重擊了日偽軍的反動氣焰，有力地配合了國民黨軍正面戰場的作戰，極大地振奮了全國的抗戰信心。

1941年，廖漢生返回延安，進入八路軍軍政學院、政治學院學習。

1942年，進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并且參加了延安整風。

在延安學習工作一段時間后，廖漢生奉命南下，任新四軍第五師第三軍分區政治委員兼中共襄南地委書記，鞏固、發展了襄南抗日根據地。

抗日戰爭勝利后，廖漢生任江漢軍區副政治委員、政治委員兼中共江漢區委書記，率部抗擊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攻。

1946年4月，廖漢生調北平軍調處執行部工作，不久奉命返回延安。

解放戰爭開始后，廖漢生任晉北野戰軍副政治委員，參與指揮晉北戰役。此役共殲國民黨軍8000余人，擊落飛機1架，解放10余座城鎮，控制了同蒲鐵路南起忻縣、北至大同以南近200千米地段，孤立了大同國民黨軍。

1946年11月，廖漢生任晉綏野戰軍第一縱隊政治委員，率部開赴陜甘寧邊區，執行保衛黨中央、保衛延安、保衛陜甘寧邊區的任務。

1947年3月，廖漢生先后擔任陜甘寧野戰集團軍副政治委員、西北野戰軍第一縱隊政治委員，率部參加了延安保衛戰，爾后轉戰陜北，參加了青化砭、羊馬河、蟠龍和隴東、三邊、榆林、沙家店、清澗等戰役。

1948年2月29日，宜川戰役開始，廖漢生率部風雪兼程趕到瓦子街作戰地域，頑強阻擊敵軍主力突圍，保證了整個戰役全殲敵整編第二十九軍的勝利，取得了“西北大捷”。

在戰略進攻階段，廖漢生率部參加了西府、澄合、荔北、冬季等戰役。

1949年2月，廖漢生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軍政治委員，率部進軍大西北，參加陜中、扶眉等戰役，9月解放青海，任青海省軍政委員會主任。

建國之后，廖漢生在建立人民政權、民族團結、剿匪平叛、筑路生產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在1955年授銜時被授予中將軍銜。

后來，在河北、天津發生特大洪災期間，廖漢生又率領部隊積極參與抗洪救災，幫助兩地居民度過困難時期，重建家園。

1979年6月，廖漢生享受了參加革命軍隊以來的第一次休假，利用假期，他決定返回闊別44年的家鄉桑植看一看。

經歷過多年戰爭，當初跟隨他參加長征的桑植子弟大多數都犧牲了。

回想起當初桑植父老送別紅軍時，他所答應下來的承諾，廖漢生愧疚萬分。

返回家鄉的第二天，廖漢生前往了桑植縣烈士陵園憑吊英烈。

在瞻仰完烈士陵園出來后，一路上不斷有父老鄉親聚攏在他身邊詢問他自己的親人犧牲在哪里，什么時候犧牲的，但是廖漢生卻怎么都說不清，只有眼淚不斷地從他的眼眶中流出。

最后，廖漢生登上縣供銷社門前的高高石階，對著不斷聚攏上來的父老鄉親們深深地鞠了一躬，表達了自己對家鄉父老的歉意。

1980年，廖漢生主動從領導崗位退下來，然后深入學習研究法律，積極參與普法工作。

除此之外，廖漢生在晚年還積極推進農村的改水工作，開展除害防病工作，開展健康教育，為農村的健康衛生工作提供了非常大的助力。

2006年10月5日6時30分，廖漢生將軍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

三、開國少將：朱紹田

1929年初，當時年僅17歲的朱紹田參加了工農紅軍，給當時任紅四軍軍長的賀龍當警衛員。

同年7月，賀龍帶著朱紹田參加了南岔戰斗，他也第一次見到了賀龍高超的指揮藝術。

當時，國民黨軍湖南警備第一軍獨立旅旅長向子云率部經南岔進攻桑植。

賀龍在研究了地形之后，決定讓敵人先渡過澧水，迫使他們背水作戰。

賀龍先是把二團部署于澧水東岸，待敵人抵達南岔后，二團主動對敵發起進攻，然后佯裝敗退。

敵人一路追擊二團至澧水岸邊，此時伏擊的紅四軍主力一齊殺出，敵軍背靠澧水，無路可退，被我軍斃傷大部，繳槍數百支。

7月中旬，不甘心失敗的向子云卷土重來，率2000余人，在大庸（今張家界市）、桑植、慈利三縣地主武裝的配合下，經桃子溪再次進攻桑植，揚言活捉賀龍。

賀龍面對來勢洶洶的敵人，巧妙地擺出“空城計”。

他先佯裝將紅四軍主力撤出桑植縣城，然后偷偷埋伏于城南城北，待敵人進入后，我軍趁其不備，將進入城內的敵軍悉數殲滅。

城外的敵軍見狀倉皇逃竄，被我軍一路追至澧水岸邊。

賀龍帶著朱紹田親自追擊向子云，當時向子云正渡到河中間，賀龍大喊一聲：“尚子云休走，你要捉的賀龍來了！

尚子云受到驚嚇，跌落河中，最終溺死。

此戰，我軍殲滅敵軍2000余人，繳獲槍支1000余支。

在賀龍身邊不斷學習，令朱紹田很快就成長為一名出色的指揮員，不久后就調任到戰斗部隊擔任政委，并且參加了長征。

抗日戰爭時期，朱紹田歷任任八路軍一二〇師第三支隊特務大隊主任、冀中軍區第六支隊政治委員、晉綏軍區第八軍分區游擊隊政治委員、延安溫家溝兵工廠政治委員、中原軍區第三軍分區政治部副主任。

解放戰爭時期，他又歷任中原軍區第三軍分區政治部主任、獨立一旅副政治委員、晉綏軍區第五旅政治部副主任、第十軍分區副政治委員、第十旅政治委員、第一野戰軍十九師政治委員。

抗美援朝時期，朱紹田任中國人民志愿軍鐵道兵師政治委員，在回國后任解放軍第五十文化速成中學政治委員。

1955年，朱紹田被授予少將軍銜。

1992年10月20日，朱紹田少將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0歲。

四、永遠不忘桑植子弟

中國古詩有云：“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從賀龍元帥兩把菜刀鬧革命開始，三萬桑植子弟前仆后繼，不斷地加入人民隊伍，為中國革命的最后勝利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桑植子弟所發揮的作用，絕對不只是體現在軍銜之上，他們大無畏的犧牲精神永遠根植在人民隊伍當中，是無數中華兒女的榜樣。

當桑植父老把自己的親人托付給人民軍隊時，他們就做好了自己的孩子或者丈夫犧牲的準備，他們從來不是為了建功立業，也不是為了光宗耀祖，只是希望能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竭盡所有的力量，讓中國能擁有一個美好未來。

他們的精神早已超越了家族的小愛，而是對整個國家民族的大愛。

正是這種無私的愛，支撐著三萬桑植子弟一直戰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們是共和國偉大的奠基者，他們的功績永世不滅，讓我們永遠銘記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