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訂制的人生

2007年12月29日，內蒙古呼和浩特市，上海戲劇學院內蒙表演班的考試圓滿結束。

這個班是內蒙古宣傳部和上戲合作開辦的定向培養班，主要招收少數民族學生，為內蒙古的文藝事業發展培養人才。

定向委培生，就是用人單位委托高校，幫助本地區、本單位培養人才。學生們畢業后，需要回到委托單位分配工作。

整個招生活動非常順利，上戲一共挑選了25名學生。可能是因為內蒙對表演人次需求太急迫，這些學生們的文化課錄取線，只有：

179分。

少數民族考生還能加10分，這么算下來169分就能上了。

巧了不是，不知知網的北影翟博士，當年高考分數剛好是這個分數線的兩倍。可惜他是漢族，還是山東考生。

上戲內蒙班的招生現場，除了受到當地官員熱情招待的招生組，還活躍著兩個校友：

巴音和涂門。

按照上戲的說法，兩位校友除了積極推薦優秀苗子，還通知了偏遠的學校。

是夠遠的，遠在北京十一學校讀書的那爾那茜都通知到了。

雙方上一次合作招生，還要追溯到遙遠的1982年。就在那一年，巴音和涂門進了第一屆上戲內蒙班，和一個叫敖登高娃的姑娘成了同學。

2012年9月，剛畢業的那爾那茜在微博上@她的“學姐”母親敖登高娃，說：

快給姥姥看看。

好的崗位和好的升學路徑一樣，只通過母嬰傳播？

1

每一次涉及教育公平的事件，都會觸動國人的敏感神經。

此前的仝卓，從往屆生搖身一變成為應屆生，還成功入黨，調查組說，這都是仝卓繼父的功勞。

仝卓的繼父，山西省臨汾市人大常委會的辦公室副主任。從北京轉學到臨汾，再到遷移戶口、改名字、入黨、往屆變應屆，一個副處級干部就全搞定了。

這兩天因為財稅問題屢上熱搜的李雪琴，有國家游泳二級運動員的證書，卻說自己不會游泳。

也不怪大家懷疑，她的母校遼寧本溪市高級中學很多年前就曾被調查過。一個中學體育特長生占比10%也就罷了，擁有25名游泳特長生的這所學校：

沒有泳池。

晚自習上到11點半的李雪琴到底是在哪兒練的游泳，到現在都是個謎。

后來的調查里，一個游泳運動員證書只要7，8萬，足球只要4萬。調查組讓考生們自己簽承諾書放棄加分，否則就參加復核考試。

李雪琴母校那一年共計87個體育特長生，58人選擇放棄加分。25個游泳特長生里，24個放棄了加分。

遼寧后來曾經公開審理過其中一起案件，被告人有三個：

學校校長、體育老師和當地足協副主席。

這三個人再加上錢，你家孩子高考可以多出20分。

但這些在上戲內蒙班面前集體黯然失色。升學路徑有問題的人，我們見得多了，但像那爾那茜這種，幾乎把所有問題都聚齊了，不多見：

如果她是北京戶口，北京學籍，那算空掛學籍； 如果她是內蒙戶口，內蒙學籍，那算人籍分離； 如果她是北京戶口，內蒙學籍，那算高考移民； 如果她是內蒙戶口，北京學籍，那算學籍掛靠。

2

中國人用考試選拔人才的1000多年以來，公平，一直是上上下下的共同訴求。

史學大師何炳棣研究了歷代四萬多名進士和舉人的家庭出身，他發現一半的進士，祖上三代沒有做官經歷。

誰在科舉時搞事，那都是找死。

咸豐八年，順天府鄉試放榜那天，同學們驚訝發現，平時不讀書愛去找小姐姐的平齡中舉了。

學生們憤憤不平的聲音，被當時的御史孟傳金報給了皇帝。很快，三位大臣組成的聯合調查組，就開始查案了。

經查，平齡直接買通了負責謄抄的官員，修改了試卷內容。

說來也巧，平齡很快死在了監獄里。那是不是就要大家罰酒三杯，下不為例了？

但權臣肅順上報皇帝，要求繼續查。這一查不要緊，200份試卷里面，有問題的多達50份。

其中一個叫羅鴻繹的考生，本身是個有錢的財主，拿著幾百兩銀子先找到自己當侍郎的老鄉，老鄉找到自己的同僚，同僚找到時任主考官一品大員柏葰的家人，家人再找到柏葰。

于是羅鴻繹就這樣考上了大清朝的舉人。

最后，沒收什么錢的柏葰，被直接拉去菜市口砍頭，原因竟然只是賣了家里人一個面子。

這還是清朝末年即將亡國，不算太血腥。放在剛建國的順治十四年，順天府科場舞弊案，主考受賄的七位官員被砍頭，家產抄沒，全家發配寧古塔。

同樣是那一年，江南參與舞弊的主考官，兩人砍頭，十七人絞刑，其余流放者不計其數。

科舉制度好不好，爭議是挺大。但要是說它不公平，那就扯淡了。人家舞弊案都有調查組。

3

古今中外，有權有勢的人，天然希望壟斷教育資源。

1946年，抗戰勝利后清華大學第一次全國范圍招生，北京、天津和成都三個考點的報考人數突破12000人。那一年，有三個特殊的落榜生：

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的女兒梁再冰； 文學院長馮友蘭的女兒馮鐘璞； 校長梅貽琦的女兒梅祖芬。

林徽因不信閨女考不上清華，翻出考卷看了后沉默不語，讓梁再冰去了錄取分稍低的北大。馮鐘璞去了南開大學外語系，梅祖芬去了清華預科班。

后來很多人說這說明推倒科舉制后，中國的教育公平大進一步。可實際上，推翻科舉制后，中國的教育經歷了大倒退。

蠔腩看過統計，19世紀末中國有書院兩千多處，其中所容納的讀書人近十五萬。至辛亥革命前夕，全國中學七百多所，學生七萬兩千人：

少了一半還多。

讀書又成了特權。桐城派末期文人吳汝綸的日記里說，一個新式小學學堂的年學費，竟然相當于現在十幾萬人民幣。

因為大師涌現，大家對那個時代有光環感，但大量百姓是文盲的事實，被一筆帶過了。

不光是舊中國，《洛杉磯時報》曾經做過一個統計，假如父母任意一人畢業于哈佛，那么孩子被哈佛錄取的概率，要比普通學生：

高5倍。

2009年，《芝加哥論壇報》曾經披露過一份影響力名單，有800名被稱作“第一類”的學生，成功申請了厄巴納香檳分校。

這些學生要么父母是州議員，要么爹媽是校董事會成員，或者出生于給學校捐款的土豪家庭。

日本皇儲文仁親王從小就被傳因為不聰明而成績不好，在他要上高中時，他所在的中學突然宣布和東京排名前五的筑波大學附屬中學合作，雙方接收對方的初中生：

不需要考試。

到了上大學的時候，本來皇儲是想上東京大學的，奈何一方面推薦入學的學生，也必須參加日本高考，另一方面民眾強烈反對東大給開后門。

所以皇儲直接本校直升筑波大學作罷。根據筑波大學生物系推薦入學的標準，文仁親王先是和兩名日本頂尖研究人員一起發表論文，擔任第一作者。

而后又以個人名義，參加了在京都召開的國際昆蟲學會議，在這個昆蟲學領域規模最大的國際會議上，文仁親王向大家展示了一篇論文：

《皇居のトンボ研究》

蠔腩不懂日語，翻譯過來應該就是《我的天皇爸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