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性不管制與中國科技產業崛起

兩月前在中大聽過一場講座，嘉賓是來自美國喬治城大學商學院的劉立之老師，給我諸多啟發。她帶著新著《從點擊到繁榮：中國電商的政治經濟學》來中國十余所高校做分享，與中國平臺經濟的研究者探討中國電商崛起的時代密碼。

劉立之提出了“建制外包”這樣一個充滿洞見的核心概念，她認為2000年之后的電商發展過程中，存在基礎制度缺位，監管能力有限的問題，但政府沒有選擇一關了之，而是通過默許或合同，將部分政經和社會職能外包給以平臺企業為代表的“私有監管中介”（Private Regulatory Intermediaries）。這就形成了一種新的格局，平臺成為制度建設的主力，而政府的默許與支持構成關鍵的政治背景。

對于生活在中國的消費者來說，對上述概念的生活化理解應該不難，所以不再贅述。而在建制外包這個概念之外，我認為她提到的另一個相關概念更有意思，即“戰略性不管制（Strategic Non-Regulation）”，這個說法實際上是建制外包過程中的政府態度/行為描繪。

在中國，存在一個與“戰略性不管制”相呼應的現實政治表達，是2018年9月李合肥在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座談會上提出的“包容審慎監管”。兩個概念的內涵幾無二致，都指政府面對新經濟、新業態、新技術時，不要一棍子打死，在不挑戰安全底線的情況下，應該給予更大的探索發展空間。

有意思的是，9月11日李合肥前腳剛提出包容審慎監管，9月12日吳小平就提出了“私營經濟退場論”，作為回應，9月13日《經濟日報》在時評版頭條就刊發了題為《對“私營經濟離場論”這類蠱惑人心的奇葩論調應高度警惕——“兩個毫不動搖”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的文章，可見官方反應之迅速。而在當年11月1日，為了表明態度，高層更是召開了民營企業家座談會。

回到包容審慎監管這個提法，這并不是領導人富有前瞻性的表態，恰恰是一種事后經驗的歸納。無論是長期來以對電商發展的鼓勵，還是在運營商和微信之間力挺微信力挺，以及選擇支持滴滴發展而不是保護城市出租車利益集團，這些行為表明在2020年之前，高層的“包容審慎監管”態度是一以貫之的。

所以，筆者在聽完講座后就認為，劉立之在新著中對電商崛起的看法，其實可以應用在整個新經濟發展的分析上。

不過，上周末在讀到江小涓教授的學術自傳后，筆者才發現上述判斷還是過于“保守”了，所謂“戰略性不管制”其實可以理解為內置在改開進程中的一項“傳統”。

江小涓雖然沒有提及“戰略性不管制”或“包容審慎監管”這樣的概念，但她在事實上總結出了出現“戰略性不管制”決策所依賴的諸多前提條件，反之，一旦某個條件不存在了，戰略性管制就會占領政策舞臺。

書的第三章提到了一個案例，1978年之后迅速崛起了一批制造電風扇的鄉鎮企業，并造成了“低水平”競爭格局。1982年，輕工業部組織專家研究并下發控制電風扇行業盲目發展的文件，文件中甚至規定了哪一些企業可以生產，哪一些企業應該停車。然而，諷刺的是，到了1985年，中國電風扇生產企業四強中，有三家都是未經批準的“違規”自行建設企業。

讀到這里時，筆者也想起另一個案例，即2000年初，深圳市委市政府一度圈定了一批重點扶植企業名單，打算支持他們盡快進入世界500強。結果，若干年之后，名單上的企業沒有一家晉級500強之列，反而，騰訊、比亞迪、順豐等不在名單中的公司，給深圳長了臉。

當然，仔細對比上面兩個案例，還是有所差異的，前一個是強制監管，后一個是大力扶植，但類似點在于，政府對企業，對市場的判斷充滿彈性，會貼合市場發展去制訂最新的政策，而不是陷入教條主義，或趕盡殺絕，或無腦補貼。

在書的第五章，作者結合自己的工作經歷，對政府決策的感悟進行了“學術化”歸納，也就是構成“戰略性不管制”的幾個前置條件。

首先，重視“試點”本身是改開以來的重要經驗和辦法。從早期的農村承包制，到建立經濟特區，再到2020年前對新經濟的監管態度，高層其實對基層、地方、一線的態度一直都比較包容，這就客觀上形成了一種戰略性不管制的執政原則，久而久之就變成了一種傳統。

其次，江表示，當多數學者有定見時，決策層往往會認真傾聽和對待。筆者認為，學者意見是一方面，但官員與學者的互動本身可能更加重要。

書中提到了2009年前后中組部和清華大學、哈佛大學共同組織高級干部培訓班的情況。筆者認為，當時官員們在國內外的考察與交流中，不僅大大拓展了視野，同時也將一線執政的經驗與學者的理論研究做了很好的對話，大有形成一個公共政策的“決策共同體”的架勢。

要知道，從80年代到本世紀前20年，中國公共政策界的主流觀點深受歐美“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影響，后者主張建立小政府-大社會的格局，這就在客觀上促使學界和頻密與學界互動的政府官員們更愿意去放權，避免過多的管制。李合肥執掌經濟大權時，曾力推“放管服”，也是這一政策思路的體現。

第三點，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管制還是不管制，高層的意愿和意志幾乎是壓倒一切的。作者舉了一個例子，當學者們還在討論環保和發展之間的矛盾如何協調時，高層定調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爭議戛然而止。

沒有人可以預知未來，尤其是面對新興產業和技術，但以后見之明來看，從1978年到2018年的40年間，戰略性不管制在高層決策中占據了相當分量，國家在有干預能力的前提下選擇不管制，從而發展出了從紡織業、白色家電、手機，再到互聯網、新能源等一波又一波的新興產業。

就連芯片也是一樣，當芯片大基金的頭頭腦腦集體進班房后，這個產業反而迸發出了一定的活力。

可以說，中國科技產業的崛起是在戰略性不管制的背景下實現的。當然，公允來說，政府的介入并非都是負面的，而是必要的，只不過其中的尺度非常難把握，正如江著中提到的，“連阿里巴巴、騰訊、百度這些今日的巨型企業，成長初期也得到過地方政府的諸多支持”。

正向來看，政府介入的過程多數是不斷調整的，就像深圳市看到自己圈定的名單根本帶不動時，果斷選擇了支持市場中崛起的其他企業。

年初杭州“六小龍”熱議背后是地方政府在發展高科技中應該扮演何種角色的討論，方向上或許激進了一些——過于放大政府服務和支持對科技企業競爭成敗的作用，但總體上，政府應該建立起一種服務思維、生態思維，而不是定向的支持或干預，基本是有共識的。

最后，筆者認為，任正非先生在人民日報頭版文章末尾的建議，代表了李瑞安的立場，也呼應了李合肥的政策。從這一點出發，2018年11月和2025年2月的兩場民營企業家座談會，雖然背景信息大有不同，參加的人也有不小的變化，中間還隔著“特殊三年”的強監管周期，但座談會釋放出來的核心信息，都落在了同一靶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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