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3日凌晨3點鐘左右,北京衛戍區司令吳忠、第二政委吳德,受邀來到周總理在大會堂的辦公室。周總理向二吳傳達完“九一三”的情況后,靜靜等待他們心情恢復平靜、觀察他們的態度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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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周總理要求吳忠、吳德,設計好首都進入緊急戰備狀態的具體方案。當周總理問到,有什么想法和要求沒有,可以提出來一起討論。吳忠、吳德相視一眼后,給出一個名字:“楊俊生,我建議增加楊俊生同志參加此次組織指揮工作。”
周總理按下心中躁動,不動聲色地問道:“為什么?他可以信任嗎?”周總理的想法很簡單,“九一三”事關重大,越少人知道越少,知道內情的指揮班子同樣要盡量精簡。他問楊俊生可不可以信任,其實是問吳德、吳忠這兩位衛戍區軍政一把手:你們可以擔保他沒問題嗎?
吳忠說:楊俊生是衛戍區政委,絕對是可以信任的,有他參加組織指揮工作,便于部隊執行接下來的任務。吳德表示自己同意吳忠的說法,并介紹起楊俊生的情況。周總理同意了吳忠、吳德的建議,不過由于情況緊急,沒有召見楊俊生談話,而是讓二吳聯系楊說明“九一三”。
之后,吳德、吳忠、楊俊生三人一塊擬定緊急戰備的部署方案,并下達執行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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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禁讓人疑惑,吳德和吳忠為何如此保舉楊俊生?他有何特別之處?于1916年出生在江西瑞金一鄉村的楊俊生,32年入團、34年參軍,35年入黨。他隸屬于中央紅軍第一軍團第二師,以連指導員職務隨軍參加兩萬五千里長征。
抗戰開始后,楊俊生在八路軍115師343旅685團做連指導員,于平型關戰斗中身負重傷。戰前,101把截敵先頭部隊的任務交給685團團長楊得志,楊把伏擊線前沿位置交給2營營長曾國華,曾把最前沿的任務交給麾下最能打硬仗的5連,由5連連長曾憲生和連指導員楊俊生具體指揮。
平型關戰斗中,曾憲生和楊俊生打響第一槍。日寇要搶奪附近的戰略高地時,曾、楊帶人沖出戰壕,同日寇進行白刃戰。曾憲生有“猛子”的外號,此戰連殺10名敵人,打到最后體力不支但戰斗還沒結束時,就拉響手上唯一的手榴彈,跟敵人同歸于盡。
連指導員楊俊生的表現同樣不俗,身負重傷,浴血指揮戰斗。戰斗結束時,5連只剩30多人。楊俊生跟“1”很有緣,解放戰爭他長期是晉冀魯豫野戰軍1縱1旅旅長,直到1949年3月2野第16軍成立,他擔任軍參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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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俊生在北京衛戍區任職的過程頗為曲折,66年后一次卸任、兩次擔任。他卸任到再任的中間,接替未到職的向守志出任二炮司令。可惜任職才8個月,楊俊生就回北京衛戍區任職了。這其中的故事,就是吳德、吳德愿為楊俊生打保票的原因。
楊俊生1968年9月到二炮任司令兼黨委書記,1969年5月又被調回北京衛戍區工作,如此頻繁的工作調動,引起外界的議論紛紛。很多人懷疑他是無法適應新崗位才被調離的,可是他在1955年9月,擔任過志愿軍炮兵指揮所司令一職。
因此,楊俊生擔任剛成立兩三年的二炮司令,完全是沒問題的。從吳忠、吳德在“九一三”,向周總理提出的那一建議來看,這樣非正常的頻繁調動,應該是跟101有關的。楊俊生的前任向守志,未能真正到職也是跟101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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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九一三”的后續處理來看,吳德、吳德舉薦楊俊生是非常妥當的。他們共同協助周總理穩定住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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