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位歌手“下海”OnlyFans，真窮還是哭窮？

最近，紐約市議會通過了第368號決議，呼吁為藝術家提供公平的報酬，議會還支持通過2024年美國國會提出的《音樂家生計工資法案》。

據了解，《音樂家生計工資法案》將確保藝術家在流媒體平臺上獲得公平報酬，創建一個新的流媒體版權稅，直接支付給藝術家。這個新版權稅將作為現有版權費之外的額外收入來源。

同一時間，據《音樂周刊》六月刊報道，曾獲得全英音樂獎最佳女歌手的英國歌手Kate Nash在OnlyFans上發起“Butts For Tour Buses”運動之后，開始重新受到大眾關注。報道中，Kate Nash再次公開質問音樂產業對藝術家權益的長期忽視，并呼吁對行業進行結構性改革。

那么，在流媒體時代，即便是有作品、穩定有聽眾的藝術家，也可能陷入債務泥潭嗎？這究竟是個別藝術家的落魄趣聞，還是整個音樂產業系統性失衡的縮影？

知名音樂人，為什么屢屢喊窮？

去年秋天，Kate Nash在結束北美和歐洲巡演后整理賬目時，才意識到自己基本上要負債了，尤其是在她正為推廣最新專輯《9 Sad Symphonies》而努力的情況下。

對于一位從事音樂創作近二十年，并且能夠售罄演唱會的資深音樂人來說，毫無疑問是令人擔憂的。

回顧Kate Nash的職業生涯，2007年，她憑借其獨立流行專輯《Made of Bricks》一舉成名，獲得了業界的廣泛認可。這張專輯不僅讓她贏得了商業上的成功，也收獲了批評界的高度贊譽。

之后，她陸續發行了幾張專輯，色，并在演藝領域不斷拓展自己的邊界，甚至在Netflix劇集《GLOW》中出演角，展現了多才多藝的形象。

直到去年11月，當她發現一堆未付款的賬單時，才意識到，她或許需要另尋生路。在這種困境下，她做出了一個令人沒那么意外的決定：加入OnlyFans。

畢竟，Kate Nash曾被譽為“第二個Lily Allen”，同樣擁有特立獨行的嬉皮氣質和敢于表達的鋒利個性。她在音樂中直言不諱、用詞大膽，對性取向的公開也從不遮掩。而Lily Allen早在去年秋天就已加入OnlyFans，Kate Nash的此番選擇也不意外。

不過與Lilly Allen相比，Kate Nash似乎更狂野、更直接。

除了上傳一些腳部照片，Kate Nash還嘗試了一些帶有色情喜劇元素的食物視頻，以及臀部的性感照片，并戲稱這一系列內容為“Butts For Tour Buses”。字面意思，是“拿屁股換巡演大巴”，聽上去些許荒誕，卻像一記響亮的耳光，打在早已失衡的音樂產業的臉上。

從藝20年、流媒體平臺月度聽眾107萬、手握多首經典曲目、全英音樂獎最佳女歌手，看似成功藝人的BUFF已經疊滿了。但現實卻是，所謂的“成功音樂人”更像被榨干的內容螺絲，連身體都成了產業鏈的一環，頗為心酸。

這一舉動在社交平臺上引發了不少激烈的爭議，尤其是在Reddit和Instagram上，許多人對她的選擇表示批評。一些聲音認為，她的行為可能會向年輕女性傳遞一種危險的訊息，即使天賦異稟，最終仍不得不將自己商品化，而相比藝術創作，展露身體似乎更能帶來成功。

然而，Kate Nash顯然對此毫不在意。

她認為，通過出售性感照片來支付巡演的賬單，對她來說，簡直一舉兩得。她不僅在六天時間內，順利償還了所有債務，同時還能為自己的巡演籌措資金。她堅信，女性如果能夠掌控并界定自己的身體與界限，那么這一做法便不僅僅是一次營銷活動，而是一種自我主權的體現。

Kate Nash有種到什么程度呢？

去年11月末，她甚至穿著內衣橫穿倫敦，在Live Nation辦公室前進行抗議聲討，矛頭直指Live Nation和Spotify兩大行業巨頭，指責這些公司通過低版稅和巨額利潤壓榨藝術家，使得草根音樂人難以生存。

今年4月，Kate Nash在BBC播客《Woman’s Hour》中表示，她于2007年發布的熱門單曲《Foundations》在Spotify上的播放量超過了1億次。“當我得知這個消息時，我簡直無法相信自己還不是百萬富翁！我對音樂產業的現狀感到震驚，無法理解這個行業為何允許這種情況的發生。”她說道。

不過，據Spotify回應稱，Kate Nash的代表作《Foundations》為她的版權方帶來了約50萬英鎊的收入。遺憾的是，他們無法介入Kate Nash與其版權方之間的合同條款，無法得知她具體的分成方式，并強調平臺本身并未在付款上出現問題。

在她看來，也希望借著爭議讓人們關注到她真正想探討的話題：為什么以音樂謀生變得如此艱難？

事實上，Kate Nash并非唯一一位對音樂行業收入分配提出質疑的藝術家。

今年3月，嘻哈大佬Snoop Dogg宣布與區塊鏈音樂流媒體平臺Tune.FM展開合作，并在接受采訪時公開批評Spotify。他透露，自己在Spotify上獲得了10億次播放量，但收益卻少得可憐，甚至不到45,000美元。

Spotify對此也迅速作出了回應，表示10億次播放實際上為版權所有者帶來了數百萬美元的收入，稱Snoop Dogg的指責可能源于與版權商之間的分賬問題。

同樣，英國經典黑金屬樂隊Cradle of Filth的主唱Dani Filth也曾公開批評Spotify，認為該平臺已經將整個音樂行業變成了一個無利可圖的產業。他們稱與平臺的合作大多依賴于播放量，而非專輯銷量，這使得許多藝術家無法從中獲得合理的回報。

可以看到，不管是產業里征戰20年的藝術家，流媒體平臺月聽眾3000萬之多的嘻哈大佬，依靠流媒體版稅過得都沒那么滋潤。問題的核心，不僅是流媒體版稅的低廉，還有流媒體與唱片公司之間復雜的分賬體系。

如文化記者GOMEZ SARMIENTO所說：“音樂產業可能會變成一個只有富人，或者那些擁有強大財務保障的人才能夠進行創作和表達的地方。”

在商業利益的驅動下，藝術家們不僅被經濟壓力壓垮，甚至連創作的自由也在不斷流失。

音樂人收入為何陷入惡性循環？

隨著流媒體平臺的崛起，錄音版權的價值已經大幅縮水。業內數據顯示，平臺為藝術家支付的每次播放費用僅為0.003美元至0.005美元之間，這一報酬遠遠低于藝術家實際付出的創作成本。

今年4月，美國勞動委員會主席Carmen De La Rosa透露，紐約市目前有超過14,000名音樂人，他們為娛樂行業帶來了數十億的收入，卻依然低于最低工資標準，無法獲得應有的回報。

表面上看，問題似乎并不復雜。知名藝術家通過自帶粉絲基礎和巡演收入，或許能夠彌補流媒體帶來的收入損失？但現實遠非如此簡單。雖然巡演的確為藝術家提供了一定的收入來源，但并不能有效地彌補流媒體收入的巨大差距。

以Kate Nash為例，她強調，盡管她的巡演并不奢華，但幕后所需的投入極為龐大。每一場演出都需要雇傭樂隊、工作人員、巡演經理、技術人員、燈光和音響工程師。盡管她的票房跟七年前差不多，但巡演所需的其他一切成本都增加了。

并且，她拒絕削減對團隊成員的報酬，這也意味著在巡演結束后常常面臨財務虧損。

Kate Nash也并非唯一一位面臨巡演經濟壓力的藝術家。

近年來，包括The Black Keys,、Animal Collective和Santigold在內的許多音樂人被迫完全或部分取消巡演。Santigold曾致信樂迷，解釋說巡演成本的不斷上升——再加上隨著疫情消退舉辦演出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已將許多藝術家逼到了極限。就連 Coachella 音樂節、新奧爾良爵士音樂節和紐約州 Governors Ball 音樂節去年的門票銷量，也比往年有所放緩。

那么問題又回到了流媒體上，低報酬與高成本的巡演運營相互疊加，最終導致收入來源的惡性循環。

另一方面，過去音樂人的收入來源和行業結構也和現在截然不同。

文化記者GOMEZ SARMIENTO在今年5月的NPR播客中提到，回溯到1990年代，音樂人有多種途徑賺取收入，如錄制專輯、銷售實體專輯、電臺播放、參與電影或廣告等，同時也可以通過巡演和銷售周邊商品獲得可觀的收入。

在那個時代，音樂人即便沒有巨額財富，也能過得相對舒適，經濟壓力并不如今天如此沉重。

然而今天，音樂人不僅需要創作與巡演，還必須在社交媒體平臺上保持高頻的活躍度，諸如TikTok、Instagram等社交平臺的更新和粉絲互動，已成為他們維系公眾關注和提升商業價值的必修課。許多音樂人即便得到了好評，經濟壓力依然無法得到緩解。

例如，美國民謠歌手Lizzie No的專輯《Halfsies》讓她躋身《Rolling Stone》“音樂未來”特刊的25位藝術家名單中，但如此大的好評也不足以支付她的開銷。

Lizzie No分享了自己長達10個半月的巡演經歷，“連續十個月半沒休息，我實際上并沒有賺到什么錢”，當她回到家時，雖然網絡上充斥著好評，口袋卻空空。為了應對生活開銷，她不得不再次踏上巡演之路，重復著不斷掙扎的生計壓力。

不過，隨著Lizzie No加入OnlyFans，她的賬號也開始呈現一些未發布的音樂作品。Lizzie No表示，政治抗議是她藝術創作的核心，她不斷探索如何利用自己的巡演影響力來推動生育、社會和環境正義的議題，但這些想法并非總能獲得線上社區或主流音樂行業的認可。

Lizzie No認為，OnlyFans為她提供了一個無需任何過濾器的表達空間，同時平臺的聲譽也使她能夠收取遠高于Patreon等主流創作者經濟平臺的費用。

這種知名藝術家仍面臨經濟問題的情況，并非音樂行業獨有，電影行業也發生過。比如2023年轟動全球的7·13好萊塢大罷工，也是好萊塢63年來首次全行業罷工。

美國影視演員協會(SAG-AFTRA)表示，過去10年，流媒體的興起導致演員收入受到侵蝕，人工智能也對創作型從業者的生存構成威脅。經過1個月的談判，雙方未就包括上述關切在內的問題達成一致。該協會投票決定舉行“歷史性的”罷工，為行業爭取更好的保障。

然而，GOMEZ SARMIENTO表示，相比影視行業，音樂行業卻缺乏類似的工會支持和集體力量。由于音樂行業的高度分散性，藝術家們通常與不同的公司和機構合作，缺乏統一的聲音和凝聚力。這使得他們很難像影視行業的演員和編劇那樣通過工會組織起來，集體爭取公平的待遇和權益。

因此，藝術家收入的惡性循環源于流媒體、唱片公司分配不均、演出的頭部集中、小型場館運營成本上司等深層次問題。未來，音樂行業亟需進行深入的改革，提升藝術家的集體力量，推動行業結構的優化，確保藝術家能夠在透明健康的環境中進行創作，并獲得應有的回報。

結語

當Kate Nash的臀部成為比格萊美提名更有效的“巡演融資工具”，我們目睹的不僅是藝術家的個體困境，而是整個內容創造體系的崩壞。

流媒體的微薄版稅與巡演的高昂成本，在唱片公司、平臺等行業鏈條的失衡中，共同壓垮了創作者的經濟基底。但愿隨著像《音樂家生計工資法案》這樣的政策增多，能促成制度性糾偏，并推動音樂行業分配機制的變革。

畢竟，人類文明的璀璨浪漫，從來也不是用“屁股”點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