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電影《007:幽靈黨》全球熱映,丹尼爾·克雷格所扮演的詹姆斯·邦德與性感的“邦女郎”瑪德琳經過一番驚險打斗后,逃出爆炸的英國秘密情報局,在倫敦泰晤士河畔與“幽靈黨”的直升機對射。
對全世界影迷來說,泰晤士河無疑是一條充滿了故事的河流。而詹姆斯·邦德也早已成為一個獨屬于英國的“文化符號”。
從《007》系列電影、《哈利·波特》到《速度與激情6》《變形金剛5:最后的騎士》,再到更早的《羅馬假日》,泰晤士河就像是一條巨大的、流動的銀幕,吸引全球頂級的電影制作團隊,在此造就無數個影史經典時刻。
詹姆斯·邦德在泰晤士河霸氣飛奔的同年,這座城市發生了兩件大事。
一件是,曾在杜甫草堂品茶、錦里賞糖人的戴維·卡梅倫成功連任首相,他的妻子薩曼莎·卡梅倫一心希望開創屬于自己的時尚事業;另一件則是,以影視制作、時尚設計、廣告傳媒為代表的倫敦創意產業增加值突破400億英鎊,貢獻了這座城市超過11%的GDP,推動英國經濟社會實現強力復蘇。
如今,十年的時間過去了。全球頂尖創意人才在倫敦匯聚,每5個倫敦人中就有一個從事文化創意產業工作。更多的“詹姆斯·邦德們”和“哈利·波特們”在此誕生,又如流水般從泰晤士河涌向海外。
倫敦的創意產業成為了僅次于金融業和房地產的第三大產業,連年創造超過500億英鎊的經濟效益,在世界文化創意中心的網絡中占據著耀眼的坐標。
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流水的“詹姆斯·邦德”與鐵打的倫敦文化創意產業背后,那些“魔鬼的細節”與“產業的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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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向標效應”
從瑪麗奎特的超短裙革命,到朋克搖滾,再到先鋒戲劇,倫敦一直被視為全球的藝術與文化之都。
不過,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倫敦的創意產業才開始形成“引領全球”的氣候。就和很多城市的產業發展一樣,如果起初缺乏前瞻性的“頂層設計”與產業認知,其萌芽之路將會變得更加漫長。
1997年,時任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雄心勃勃地成立了創意產業特別工作小組,在產業政策制定中首次將發展創意經濟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這對于倫敦創意產業的發展來說,無異于“在北海邊畫了一個圈”。
同時,這也是全球發達經濟體將目光轉向“創意經濟”的一個風向標事件。由此,倫敦成為了全球“創意產業”的“首發地”,迅速從制造業為主的“工業城市”轉向“創意中心城市”,虹吸了英國全國超過三分之一的創意人才,全球的文化產業資本也加速涌入。
憑借對于產業更為前瞻的認知與設計,1998年,英國首次提出“創意產業”這一概念,并正式提出建設“創新驅動型經濟”;1999年,又通過城市復興計劃,改善人居環境,發展創新經濟,吸引創意人才聚集。
那是一個全球各地都還在“追求”工業產值的年代。那一年,中國實現了鋼產量的歷史性突破,?年產量達到1億噸。
2004年,倫敦又在宏觀規劃中明確了城市中心發展要強化綜合功能,中央活動區(CAZ)戰略應運而生,隨后便展開了“最高強度”的城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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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河上的倫敦塔橋 圖片來源:新華社
無論是“創新驅動型城市”還是“中央活動區”,這些開創性的“頂層設計”為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提供了豐沃的土壤。
很多時候,各地的決策者、投資者容易陷入這樣一個認知誤區——文化創意是“曲高和寡”的行業,投入周期長、總體產值低,屬于“附帶產業”。
然而,以倫敦、紐約、巴黎為代表的全球領軍城市早早就認識到這是一個可以為城市提供可持續發展動力的支柱型產業。“它是社會、經濟、消費、文化等實現‘包容性增長’的關鍵因子。”
正如“世界創意經濟之父”約翰·霍金斯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專訪時所言,“當前的城市發展正在告別追求更多人口、更大面積的線性增長模式,轉向‘人與環境共同進化’的模式。”
顯然,文化創意產業,為這種進化提供了不可忽視的助力。
作為全球創意產業概念和理論最早的開創者之一,約翰·霍金斯當年協助布萊爾政府完成了英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頂層設計”,為倫敦等國際城市開啟了社會經濟轉型發展的序幕。
值得關注的是,2001年,約翰·霍金斯著作《創意經濟》出版發行,成為該領域的開山之作,他首次提出了創意產業的分類方式(Howkins Model),這成為后來許多國家產業分類的重要依據。
在約翰·霍金斯看來,“創意產業,雖起始于毫微之間,卻在社會經濟轉型發展的過程中扮演著愈來愈不可或缺的角色。對一座有抱負的城市而言,唯有大力發展創意經濟,才能逐漸擺脫以往‘重規模’的城市發展路徑,實現城市發展理念的‘范式轉換’。”
正是憑借如此前瞻的“范式轉換”與“頂層認知”,倫敦創意產業在過去二十多年間搶占了諸多寶貴的發展先機,將風向標效應發揮到了極致。
“產業聚合度”
除了率先探索創意產業“頂層設計”,將其上升至國家戰略,謀得發展先機,倫敦還通過精準的“空間供給”及“政策賦能”,打造出高聚合度的創意載體與創意集群,賦予這座城市文化創意產業的底色。
當許多城市還在焦慮產業的“物理聚集”時,倫敦通過一系列更尊重市場規律及人的需求的規劃措施,早早實現了創意人群與創意產業的“化學聚合”。
例如,通過規劃創意企業區(Creative Enterprise Zone)和創意生產走廊,為初創中小型創意企業、創意個體持續供給孵化器、加速器等“空間要素”。
其規劃的過程高度尊重市場需求——通過土地集約與混合利用,鼓勵混合用途開發,探索差異化、精準化的空間開發路徑。
這是諸如南岸藝術區、東倫敦這樣的創意集群興起的關鍵,也是倫敦文化創意產業實現高聚合度與規模化效應的關鍵。
像是倫敦西區,在方圓不足1平方英里的范圍內,聚集了40多家劇院,上演標志著英國最高水平、最經典的戲劇,其劇院密度遠高于紐約百老匯,更是有四分之三的全球游客為了西區來到倫敦。
此外,作為一條“城市銹帶”,南岸藝術區,經過數年精細化的城市更新,最終成為一條年接待游客超3000萬,創造幾十億英鎊GDP,坐擁泰特現代美術館、莎士比亞環球劇場、英國國家劇院等25座世界級文化建筑的“文化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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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特現代美術館 圖片來源:泰特現代美術館官網
在約翰·霍金斯看來,“創意經濟,歸根結底還是和人的需求,以及人的創造力相關。城市決策者應創造更優的人居環境、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文化基礎設施保障,實現創意人群與產業的聚合。”
為了更好地促進創意人群與創意產業的“共生”,倫敦出臺過一系列針對性的專項扶持計劃:包括實施就業保留計劃、能源賬單救濟計劃、反彈貸款計劃、商業利率減免等措施,同時設立文化種子基金,為社區主導的文化項目提供小額資助;還通過“倫敦創意人活動”(Creatives for London),聘請更多的藝術家和創意人員參與到城市更新項目中來,開拓更多細分市場。
其背后,體現的是一種著眼于微、更加務實的人與產業融合發展的思維。從本質上來看,產業高聚合度折射的是——創意人群與城市發展的“深度同頻”。倫敦始終認為,草根文化以及根植于社區的小型文化組織,是文化創意生態獨特且重要的組成部分。
2023年,倫敦經濟委員會發布了《不走尋常路的文化》(Culture off the Beaten Track)報告,提出支持小型博物館、畫廊、劇院、音樂場所等草根文化組織發展;確保小型文化組織代表加入市長文化領導委員會(The Mayor's Cultural Leadership Board)并參與倫敦文化政策制定與重要活動事務......
“資本的稟賦”
2019年,倫敦創意產業達到了倫敦經濟總量的12.6%,成為僅次于金融和房地產的第三大支柱性產業。2010年至2019年間,倫敦創意產業總增加值(GVA)增長了46.1%,增量為英國所有地區中最高。
與此同時,倫敦創意產業的稅收貢獻尤為突出。以2019-2020財年為例,倫敦創意產業繳納利潤稅、所得稅、商業稅共計130億英鎊,占倫敦所有稅收的8%。
倫敦創意產業的高度發達,離不開前瞻的頂層設計與產業高聚合度,更離不開其得天獨厚的資本稟賦——國際金融中心的領先地位與高度活躍、自由的資本市場。
此前《經濟學人》智庫(EIU)發布的《2023年全球創意城市指數報告》中,倫敦在文化吸引力、商業環境、數字化創新3項核心指標中得分最高,綜合排名全球第一(與紐約并列)。
商業環境與數字化創新,均離不開文化金融資本的持續注入。以倫敦金融城為例,在這最昂貴的“一平方英里”,匯聚起英格蘭銀行、倫敦證券交易所及500余家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
依托大規模、自由的資本流動渠道以及精準、高效的金融工具,倫敦的文化創意產業,尤其是以電影、游戲、電競等為代表的“燒錢項目”可以相對輕松地獲得“金融活水”,更好地發揮出產業“乘數效應”。
“全球資本匯聚,使得(倫敦)資本市場體系不斷豐富和充實,政府基金、風險資本、實體企業資本以及個人投資,對科技創新提供多層次金融支持,”倫敦發展促進署大中華區首席代表趙冰冰此前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專訪時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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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河與倫敦金融城景色 圖片來源:新華社
目前,約有1600多家金融科技公司總部設在倫敦,在全球排名第一。倫敦同時也是金融科技獨角獸企業的聚集地,擁有超過40家金融科技獨角獸。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領域的創新企業與文化創意企業持續“碰撞”“共生”,造就了獨特的產業發展環境。
而在約翰·霍金斯看來,“創意經濟的發展早已超越了文化產業、創意產業,擴展到整個經濟領域。尤其是近年來,伴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前沿技術的興起,這一‘超越’趨勢愈發明顯。”
值得關注的是,除了資本的高度聚集、流動,倫敦的資本生態文化依然占據領先優勢。
“倫敦的資本生態文化中,大家評判項目投資成功與否,不僅考慮盈利因素,而且高度重視ESG。資本退出渠道靈活多樣,兼有成熟的資本生態文化,使得資本在倫敦投資科技創新時更有耐心而非急于尋求快速退出,基金持有項目可達20年甚至50年,而不是追求賺快錢,這種投資心態和邏輯對于科技創新非常重要,”趙冰冰分析指出。
當前,以時尚、設計、電影和游戲為代表的倫敦創意產業已然成為這座城市社會經濟轉型發展的“黏合劑”與“助推劑”。2010至2023年間,其創意產業的增速甚至高于英國整體經濟增速。
正如約翰·霍金斯說的那樣,“一座擁有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城市,一定是具有創造力的城市。創意經濟就像是一個巨大的‘觸發器’,貫穿了不同的發展周期,對社會、經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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