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衛星｜評27歲成都女子家門口遇害案：誰來擔責？

今天上網刷視頻，偶然看到“27歲成都女子被害案”沖上熱搜。經鑒定，兇手是精神病人，無需承擔刑事責任。被害女子的母親在網上血淚控訴，呼吁修改立法，對待精神病人也可以像對待正常人一樣判處死刑；被害女子的代理律師也出鏡發聲，指出兇手毫無悔改和懺悔之意，應當修改立法、將其予以嚴懲。

評價案件，特別是由案件來評價立法，關鍵要選好公允和妥當的立場。如果僅站在“置身事外”立場，就難免“站著說話不腰疼”，輕飄飄的一句話就把別人的身家性命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而如果僅選擇“置身事內”角度，又難免有失片面，不夠客觀。所以，我認為，評價成都這個案子，以及由這個案子引發的對完善立法的思考，既要置身事外也要置身事內；由置身事外而保持基本的冷靜、清醒和理性，又經置身事內直面利益沖突，做好法律體系內的利益平衡。

這就像我國著名清史研究專家朱維錚在給美國歷史學家卜正民（Timorhy Brook，《哈佛中國史》主要作者）闡釋“為什么中國的歷史也需要外國人研究”這個問題時，所舉的例子那樣：“你想象中國是一個僅有一扇窗戶的房間。我坐在房間里面……你坐在房間外面……。我可以告訴你屋內的每一個細節，但無法告訴你房間所處的位置。這一點只有你才能告訴我。”

先說說置身事外立場對成都這個案子及相關法律規定的看法。說這個很可能會挨罵，但我還要堅持說。因為，沒有歷史，就沒有現在；沒有現在就沒有未來。同樣，不梳理清楚現有的法律體系，無法明確今后完善的方向。

精神病人不負刑事責任，是刑法的明確規定。同時刑法還規定了監護人應對精神病人嚴加看管；必要時，由政府予以強制醫療。刑法的規定是實體性和原則性的，沒有關于強制醫療具體實施程序的規定。為與刑法規定相配套，2012年修改刑訴法時，專門增加用一章說內容，規定了“精神病人的強制醫療程序”。其中對強制醫療的條件、對象，審理程序，解除強制醫療的條件和程序等都作明確規定。

結合實際運行情況看，強制醫療機構是公安機關的安康醫院，安康醫院的條件不會比監獄強到哪里去。

從上面相互配套的規定看，精神病人不是不需承擔責任，而是要接受強制醫療。強制醫療也是法律責任，只是不是刑罰而已。

但規定是死的，人是活的。精神病人更是活的。據觀察，有些精神病人“上了勁”，就像吃飽而又發了瘋的牛犢子，三五個男勞力都摁不住他。對于其中的“武瘋子”，要么已經傷人殺人，要么隨時可能會傷人殺人。

如果結合實踐情況看，問題就更復雜。有些精神病特別是頑固性的“武瘋子”是很難完全治愈的，今天解除了強制醫療，明天可能就復發了。而這個復發很難被人察覺。有些解除強制醫療的程序實施的不夠規范，把不該解除的，給解除了。有些精神病人的監護人“有資源”、“有關系”，偷偷把精神病人接了出來。我就曾親眼看到過類似情況。

綜合上述實踐復雜情況，怎么評價成都案件，以及怎么完善相關立法，更要換個置身事內的角度考慮。

的確，刑法只管有自主意識和自主選擇的人，不可能把沒有意思和選擇的精神病人人，投進監獄甚至判處死刑。打個比方：精神病人就像是純粹的物體和工具，沒有正常人的自主意識和自主選擇。精神病發作期間，更符合動物特征而不具有“社會人”特征。他既不知道何為懲罰、何為改造，更無法區分好賴。所有加在他身上的刑罰，除滿足了被害人的報復本能外，沒有其他實際功效。懲罰無功效，改造無功效，預防更無功效。

達到懲罰、改造和教育這些目的，都要讓他具有正常人的意識。而這些，均是通過另一種法律責任，也就是強制醫療實現的。由此，我們說，強制醫療，是醫療也是懲罰；治不好，就永遠關著，直到治好為止。

這只是預防精神病人傷人殺人的途徑之一。但既不是最有效的，更不可能成為最主要的。法律責任該施予能認清責任的人。

我們在設計法律制度時，忽略了一點，那就是精神病人的監護人如果沒有充分履行監護職責，該承擔什么樣的責任？難道僅有民事的賠償責任嗎？僅有民事的賠償責任，有足夠的壓力讓他們擔負起應有的監護責任嗎？“老子就是沒錢，愛咋樣咋樣，我是死豬不怕開水燙。”“小孩得了病，我也治不好也管不了，他愛咋樣咋樣吧。我是豬八戒滑西瓜皮，滑哪兒算哪兒了。”……抱有這種心態的監護人少嗎？

看看刑法的其他規定。有義務盡職盡責的國企工作人員，簽訂合同失職失責的，要承擔刑事責任；有義務恪盡職守的國家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的，要承擔刑事責任；虐待家庭成員的，要承擔刑事責任；有義務盡到看護職責，而虐待被看護的病人的，還要承擔刑事責任。

無論怎么看，也該有增加一條刑法分則條文，專門規定精神病人監護人的刑事責任。“放任精神病人傷人殺人不管，類似于放虎出籠，比照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配置刑罰；因為偶爾的失職而導致精神病人傷人殺人的，類似于忘了鎖上虎籠子，至少比照過失致人重傷或者死亡罪配置法定刑。”以此倒逼監護人履行監護職責。同時，修改刑訴法關于強制醫療程序的規定，擴大強制醫療對象，降低強制醫療適用條件，提高解除強制醫療標準。“治不好，關到死。”

由此，構建完善的精神病人及其監護人的法律責任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