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當為母？一千多年前的母權(quán)爭奪戰(zhàn)

東晉成帝咸和五年，原散騎侍郎賀喬遺孀于氏，為奪回原繼子的母親身份上表陳情，要求朝廷諸公答復(fù)其“不解六條和所疑十事”。這場一千多年前的母權(quán)爭奪戰(zhàn)，到底是怎么回事兒呢？

于氏和其丈夫賀喬雖然生活和諧，但婚后多年一直無子。賀喬的胞兄賀群擔心弟弟絕嗣，也同情弟婦的不幸。和母親商議后，一邊為弟弟納妾，一邊將妻子陶氏剛生下的嫡三子賀輝過繼給賀喬。

不幸的是賀輝出生百日后夭亡，其后賀群又將陶氏生下的四子賀率過繼于賀喬。賀率周歲后，賀喬的妾張氏為其生下一子賀纂。只是到賀率六歲時賀群病逝，原本平靜的家族也開始生起波瀾。

為了家庭內(nèi)部和睦，賀群在世時不允許家中之人議論賀率的出身，也不允許自己妻子陶氏親近賀率。當其亡故后，被壓抑數(shù)年的陶氏一邊找各種機會告知賀率，自己才是其生母。一邊在家族里制造輿論，賀率應(yīng)當歸宗本生。

作為一個母親，孩子一出生就被奪走送人，而且近在眼前也不能相認。其中的煎熬和痛苦以及認回親子的意愿，是可想而知。除此之外，對于過繼后又生親子，古代常規(guī)的做法也是讓過繼子歸宗。

所以陶氏的言行，在賀家內(nèi)被普遍支持。在這種氛圍下長大的賀率，一方面自嫌過繼子身份，一方面也覺得不歸宗也贏不過弟弟。咸和四年賀喬病重，賀率主動提出了歸宗的想法，不過其嫡母于氏不同意。

于氏不同意大致有兩個原因，一是賀率已過繼二十多年，于氏在他身上投入很多感情，這不是能輕易舍棄的。二是于氏無子，如果這個繼子返宗，她日后就要仰庶子和小妾的鼻息度日了。

但讓于氏憤懣的是，她的丈夫賀喬雖未明確表態(tài)，但想讓賀率歸宗，“吾母兄平生之日所共議也，陌上游談之士，遽能深明禮情？當與公私共論正之”。賀喬的默許讓賀率歸宗之事再無阻礙，當年賀率即返回本生家居住。

賀喬病故后，不甘心的于氏想再爭取一次，遂上表朝廷要求重議賀率歸宗之事。于氏也明白自己的要求不怎么占理，所以她選擇了一個更為強勢的方法，質(zhì)疑當時的倫常禮法，即六不解和十所疑。

于氏的前三不解來自于《儀禮·喪服》。

她認為賀率是在賀喬生前過繼的，而禮制中的“為人后”是人死后才過繼的主喪者。另外依據(jù)禮制的解釋和規(guī)定，“后”乃大宗之意，即只有大宗才可以立后，而她的丈夫?qū)儆谛∽冢瑖栏駚碚f沒有過繼立后的資格。

所以于氏認為賀率的身份當為“養(yǎng)子”，進而她又提出了后三不解。

“黃雞生卵，烏雞伏（孵）之，但知為烏雞之子，不知為黃雞之兒”，于氏借用這個諺語來說明“養(yǎng)恩”大于“生恩”。換句話說對于賀率，自己的養(yǎng)育之恩，比陶氏的生育之恩更重。

禮法允許“為人后”的目的是保全家族大義（祭祀和宗祧），所以因“為人后”而生成的母子之情，不如因多年親養(yǎng)而來的感情。于氏還以當時已不少見的重復(fù)立后來佐證，為了家族爵位和財產(chǎn)，父（母）子關(guān)系可以反復(fù)變更，這樣的不義之舉都要被保障，自己和賀率之間的養(yǎng)育恩情又為什么要被割斷呢？

于氏提出“六不解”，實際是想表達一個全新的觀念，“養(yǎng)子”不是“為人后”（嗣子），而且養(yǎng)恩重于生恩。所以賀率是過繼做自己的“養(yǎng)子”，而不應(yīng)當被視為“為人后”。所以既便自己的丈夫已有親子（賀纂），自己（包括亡夫）和賀率之間的關(guān)系也不應(yīng)當被斷絕。

隨后于氏又用“十所疑”，來進一步論證自己的觀點。

第一疑，于氏借用《論語》和《詩經(jīng)》里對養(yǎng)恩、生恩的描述，表示先賢并未說過生恩大于養(yǎng)恩。所以賀率雖為陶氏所生，但不能為報答生恩，而舍棄自己對他二十多年的養(yǎng)育之恩。

夫人道之親，父子、兄弟、夫妻皆一體也。其義，父子首足也，兄弟四體也，夫妻判合也。夫惟一體之親，故曰兄弟之子猶己子，故以相宗也。今更以一體之親，擬族人之疏，長養(yǎng)之實，比出后之名。此妾二疑也。
《通典·卷六十九》

第二疑，于氏認為自己和賀率的關(guān)系，不僅有多年的養(yǎng)育之恩，還有“兄弟之子猶己子”。這種厚重的關(guān)系，并不能簡單的用“為人后”來類比。因為以立嗣為目的的“為人后”，可以選擇血緣、關(guān)系疏遠的旁支族人。

這一疑明顯強詞奪理，因為過繼選擇原則本就要求先立血緣關(guān)系更近的族人。當然也可能是筆者對原文理解有誤，請各抒己見。

第三疑，于氏認為賀率當初是奉生父賀群之命過繼，現(xiàn)在賀群死了，陶氏和賀率就可以不顧夫命、父命？

這一疑其實是于氏最重要的論據(jù)，因為賀率的嗣父（賀喬）確實沒有明確表態(tài)讓賀率歸宗，賀率作為兒子是無權(quán)在變更父（母）子關(guān)系上做決定的。

第四疑和第九疑，于氏列了六個實例。

其一，諸葛亮由于無子，過繼其兄諸葛瑾的兒子諸葛喬。有親子諸葛瞻后，諸葛亮不僅未讓諸葛喬歸宗，也沒改變諸葛喬嫡長子的身份。這個實例不僅跟于氏情況相仿，也是于氏的最終目的，她想留下賀率并繼承家業(yè)。

這個實例看著很像那么回事兒，但讓諸葛喬過繼的，以及其后決定不讓諸葛喬歸宗的，都是諸葛喬的“父”。此例并不能證明作為妻的于氏，有同樣的權(quán)力。

其二，衛(wèi)桓公本為妾室(戴媯)所生，后被莊公嫡妻莊姜收養(yǎng)長大，其后也未歸宗。于氏認莊姜能因共同的丈夫得妾室之子，那么她也可以因共同的公公得夫兄之子。（筆者不明白于氏舉這個例子以及相關(guān)說辭的用意，還請讀者賜教）

其三，漢武時有“甲”拾棄兒“乙”養(yǎng)大，后乙犯罪甲匿之。雖非親生、非同姓，但董仲舒依然認定二人為父子，故依父為子隱可免甲之罪。于氏的意思是，連異姓都能因相養(yǎng)被確認為父子，她和賀率之間的母子關(guān)系憑什么不被認可？

其四，某“甲”將兒子“乙”送予“丙”，乙被丙養(yǎng)大后，甲稱自己乃乙之父，乙怒而杖之。甲到官府狀告兒子毆打父親，董仲舒認為甲未養(yǎng)乙，所以父子關(guān)系早已斷絕，不當依父子律來判罰。于氏舉這個例子的用意就很明顯了，陶氏一天都沒有養(yǎng)過賀率，憑什么做他母親？

其五，是東漢秦嘉絕嗣而亡，其妻徐淑乞子而養(yǎng)。徐淑病亡后，養(yǎng)子歸本生。但朝廷依舊將其錄于徐淑名下，并命其還繼秦氏之祀。

其六，三國時期吳國名士周逸，他本為左氏子，抱養(yǎng)他的周氏后又生親子。面對時人嘲諷，周逸至死不歸宗復(fù)本姓，以報養(yǎng)育之恩。

和之前諸葛亮的例子差不多，這些判決案例最多只能證明養(yǎng)育之恩被前朝、前人重視。可以用它們來勸說賀率、賀家族人放棄歸宗之念，但不能說明繼子不能歸宗，更不能說明“妻”有權(quán)決定繼子去留。

在第十疑中，于氏從《儀禮·喪服》中抽取規(guī)定，通過對比論證自己的觀點。

子為父母服喪時，如果子為繼子，父母為本生父母，則子必須降服。父母為子服喪時，不論子是親生還是過繼，父母喪禮規(guī)制不變。于氏想以此證明，古賢認為養(yǎng)恩大于生恩。筆者覺得這更說明，父親地位重于子女。

綜上可以看出，于氏雖然列出了很多理由，但大多都有些牽強附會。但即便如此，其“強大”的立論，還是迫使朝廷擺出了大架勢。晉成帝令太常博士杜瑗、廷尉陳序、尚書張闿、丹陽尹等臣會同各部司意見，共議此案。

杜瑗比較同情于氏，他雖然拿不出什么理論依據(jù)，但幫于氏找了個更出名的事例“趙氏孤兒”。戰(zhàn)國時期，趙國程嬰死后，雖然趙武與他沒有血緣關(guān)系，但趙武為程嬰服齊哀三年（父卒子為母所服之禮），以報答程嬰養(yǎng)育之恩。

陳序的想法很簡單，不扯有的沒的，就依朝廷律文。“養(yǎng)人子男，后自有子男，及閹人非親者，皆別為戶”，所以條文一套，就算是賀率不想歸宗也得走人，“按喬自有子纂，率應(yīng)別為戶”。

尚書張闿頗為反對于氏的觀點。

這位專業(yè)搞禮法的，直接就指出了于氏的理論硬傷，“養(yǎng)子”和“為人后”原本就不分，“云'乞養(yǎng)人子而不以為后'，見於何經(jīng)”。然后又挑明了于氏的手法，不過是為了自身目的，通過自行定義來胡攪蠻纏，“故欲因今世乞子之名，而博引非類之物為喻”。

丹陽尹附議了張闿的觀點，對于這類問題他兩人的看法很簡單，以“父”為本位，無子則為其繼嗣，有子則嗣子歸宗。“子”和“母”其實都是實現(xiàn)、延續(xù)父權(quán)的工具，所謂的生恩、養(yǎng)恩其實都不重要。

最終于氏敗訴，賀率歸宗。但筆者覺得重點不是于氏有沒有道理，而是在禮法高于律法、男尊女卑的古代，于氏這名女子不僅敢、而且可以挑戰(zhàn)朝廷的禮法制度，這才是這個故事神奇的地方。

備注：本文相關(guān)史料出自《通典 · 卷六十九》中的《養(yǎng)兄弟子為后后自生子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