迻譯 | 我的外公是法西斯分子？

一本舊家庭相冊帶我踏上了追溯意大利在利比亞黑暗殖民史的旅程

去年八月一個悶熱的午后，我?guī)湍赣H整理外公外婆家塵封多年的紙箱——這間房子的清理工作我們已拖延多年。

我的外祖父阿爾菲奧·萊奧塔（Alfio Leotta）是位退休公交車司機，他去世時我才9歲，享年82歲。外祖母則在我2012年高中畢業(yè)三個月后離世。他們的住所位于西西里島第二大城市卡塔尼亞（Catania）一處昔日的富人區(qū)，屋內陳設仍保持著生前的原貌。

在整理"丟棄"與"保留"物品的間隙，一本破損的家庭相冊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和母親坐在地板上翻看這疊泛黃的黑白照片，本期待能找到些她與舅舅兒時的合影，或是外祖母風華正茂時的倩影。

然而映入眼簾的——占據相冊整整六頁的——竟是外祖父作為駐利比亞士兵時期的影像記錄。這些照片大多平淡無奇：有他在的黎波里濱海大道（Tripoli corniche）眺望的側影，也有他撫摸駱駝的瞬間。唯有一處細節(jié)令我猝不及防：每張照片里，他都身著典型法西斯軍裝。

"我以為你知道外公在利比亞打過仗。"母親的話讓我腦海中突然閃現出童年畫面：餐桌上，外公用面包蘸著里科塔薩拉塔奶酪（ricotta salata）喂我，這種硬質咸奶酪在我們城市隨處可見。

咀嚼時，他會花幾個小時講述自己曾生活過的"另一片意大利海岸"——二戰(zhàn)期間與德國士兵并肩作戰(zhàn)的地方。當時我太小，既無法理解也記不清這些故事。直到看到老照片，那些零散詞匯才重新浮現："的黎波里塔尼亞（Tripolitania）"、"昔蘭尼加（Cyrenaica）"，后來我在大學修讀中東研究時才明白，這些指的是現代利比亞的地理區(qū)域。

和母親整理照片時，我們發(fā)現背面潦草的手寫注釋標注著地點與日期，有些甚至追溯到1938年。"可這遠早于戰(zhàn)爭爆發(fā)啊。"我們困惑地對視。外公總說自己19歲被征召到利比亞參戰(zhàn)，那是納粹和法西斯軍隊與盟軍爭奪北非控制權的戰(zhàn)場。顯然，地中海南岸并非他首次涉足。

帶著暈眩與不安，還有強烈的好奇，我抱著相冊開始探尋外祖父戰(zhàn)前在利比亞的蹤跡。成長過程中，意大利殖民史始終像條腳注——學校只教我們1911年從搖搖欲墜的奧斯曼帝國手中奪取利比亞，企圖用遲到的殖民力量追趕英法在非洲的擴張，直到二戰(zhàn)摧毀了這一切。1945年后，教科書對殖民統(tǒng)治及其對當地的影響只字不提。

隨著調查深入，我驚覺意大利的殖民遺產始終潛藏在我的家族與周遭環(huán)境中。父母摯友明明在利比亞長大，卻多年避而不談；牙醫(yī)宣布將赴利比亞的牙科學院任教，用意大利語教學且免簽證，年薪是當地平均水平三倍。這些碎片讓我突然意識到，直面家族晦暗往事中的微觀世界何其重要。

兩代人后的今天，當我的祖國在喬治婭·梅洛尼（Giorgia Meloni）的極右翼政府領導下遭遇令人沮喪的法西斯主義回潮時，這種歷史清算顯得尤為迫切。如今，切換意大利電視頻道時，仿佛置身于反烏托邦的旅程——某檔批判法西斯主義起源的新節(jié)目竟贏得親法西斯陣營的喝彩；而受梅洛尼政府公開操控的意大利國家電視臺RAI，對阿卡·拉倫齊亞（Acca Larentia）新法西斯紀念活動僅作輕描淡寫的報道。當時數百人行著羅馬式敬禮的集會現場，唯有一位高呼"抵抗運動萬歲"的抗議者挺身打斷，此人旋即遭監(jiān)禁。

我從未料想會在自家衣櫥里發(fā)現這樣的歷史骸骨。不知還有多少意大利人正以同樣天真的眼光看待家族與社區(qū)的過往——那些如今被鼓吹要我們贊頌的歷史。

即使在意大利國內，該國在利比亞的殖民定居計劃仍鮮為人知。當多數歐洲列強完成非洲殖民布局數百年后，意大利才匆忙加入這場瓜分盛宴。歷史教科書始終將意大利人（包括士兵）定義為"brava gente"（善良百姓）。

這個被廣泛接受的神話將殖民者塑造成無害、天真甚至懵懂的形象，以此粉飾戰(zhàn)爭罪行，并與其他歐洲列強（尤其是殖民時期的暴行）形成對比。但正如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亞和索馬里的殘酷軍事行動，其對利比亞的入侵同樣兇殘無情。

"意大利將利比亞視為'第四海岸'，即本土的延伸，這與法國對待阿爾及利亞的方式如出一轍。"利比亞作家兼教授阿里·阿卜杜拉提夫·阿赫米達（Ali Abdullatif Ahmida）在其著作《利比亞大屠殺》中如此論述。他的研究揭示：意大利殖民目標是在該國東部肥沃的綠山地區(qū)安置50萬至100萬意大利移民，特別是來自中南部無地農民——正如我的祖輩們。

殖民者們在推進其殖民計劃時遭遇了利比亞民眾的普遍抵抗，這一歷史細節(jié)在意大利教科書中幾乎從未提及。1922年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領導的法西斯政權上臺后，實施了更為殘酷的計劃——用殖民者取代原住民。

學者阿赫米達的研究揭示，意大利殖民者在蘇爾特沙漠建立了多個集中營，約十萬利比亞人在此被關押。其中既有殖民抵抗者，也有大量無辜牧民——他們被強行驅逐只為給殖民者騰出土地。1938年首批兩萬意大利殖民者抵達利比亞，這也正是我祖父來到這片土地的年份。這是否意味著他也是殖民者中的一員？

約三分之二的被囚禁利比亞人死于集中營。這段殘酷歷史既未在我的家族中被討論，也未在意大利國民記憶中集體反思。全民性的歷史認知缺失與學術研究的匱乏，使意大利始終難以直面殖民罪行。自二戰(zhàn)和殖民時代終結以來，意大利的官方敘事始終強調本國人民是法西斯主義和德國納粹的受害者。

我的母親對國家這段歷史完全無知，她從未思考過父親為何在利比亞生活，也未曾對此產生疑問。某個下午，我們邊喝咖啡邊重拾家族記憶，試圖拼湊歷史碎片來理解過去，期望能與之達成和解。

當母親回憶與祖父朱塞佩·萊奧塔（Giuseppe Leotta）相處的童年時光時，突然提到這位外曾祖父能說流利的希臘語。

"怎么會？"我問道。

"他曾在羅德島（希臘島嶼）擔任憲兵，你不知道希臘部分地區(qū)曾被意大利統(tǒng)治過嗎？"母親答道。

我當然無從知曉，因為這些歷史既未出現在課本，也從未被家人提及。1911年，意大利為增強在東地中海的影響力，占領了多德卡尼斯群島。墨索里尼執(zhí)政時期，該群島成為新一輪"意大利化"改造的試驗場。至1940年，通過強制重新安置計劃，當地25%人口已被取代為意大利人。一支殘暴的警察部隊被派駐當地"保護"殖民者及其財產，我的曾祖父正是這支警察部隊的一員。

通過母親逐漸模糊的記憶和她兄長的幫助，我們了解到曾祖父受到當時法西斯宣傳的蠱惑——那些鼓吹意大利人應奪回羅馬帝國故土的論調——正是他促使祖父踏上了前往利比亞的征程。與父親一樣，祖父加入殖民安全部隊，自認為是在保護移民，并在另一片地中海沿岸"馴服"反抗者。

這些殖民者堅信，既然利比亞曾屬羅馬帝國，他們不過是在收回與生俱來的土地（這讓我不禁聯想到當前巴以沖突中的類似論調）。復興羅馬非洲的構想，正是殖民主義合理化宣傳的核心部分。盡管意大利法西斯的殖民實驗隨著1943年二戰(zhàn)戰(zhàn)敗而告終，但許多殖民者選擇留下，后續(xù)移民潮更持續(xù)至1970年代。

59歲的喬凡娜·君塔（Giovanna Giunta）是我母親在卡塔尼亞小學的同事，她仍清晰記得的黎波里家中陽光斑駁的庭院與阿拉伯風格裝飾。其祖父母來自西西里島的卡塔尼亞和錫拉庫薩，1912年舉家遷往利比亞追尋更富足的生活。整個家族成員，包括父母、叔伯和表親，都在這片北非土地上出生成長。

當問及利比亞記憶時，君塔表示："就像在意大利任何地區(qū)長大一樣。我們只和意大利人社交，父母禁止與阿拉伯兒童玩耍。除非工作需要，我們不會學習他們的語言。"她父親因在美國軍事基地工作，成為家族中唯一精通阿拉伯語的人——那是他與"沒有技能的利比亞勞工"打交道必需的工具。

二戰(zhàn)結束后，英法短暫接管利比亞。1951年利比亞宣布獨立，意大利在1956年協議中支付戰(zhàn)爭賠償金，并將所有國有財產移交新政府。這項經濟協議曾短暫承認殖民者后裔身份并賦予居留權，但1970年卡扎菲（Moammar Gadhafi）突然宣布沒收全部資產并強制驅逐，未給予任何補償。短短三個月內，超過1.4萬名意大利人被強制遣返。

1970年10月7日，在利比亞度過一生的君塔和家人成為被驅逐者中的一員。當時她年僅5歲，卻對這個人生創(chuàng)傷時刻記憶猶新。"每人只允許帶一個行李箱，"她回憶道，"我們被送上開往那不勒斯的輪船，在難民營住了近兩個月。就像電視里看到的難民，我們不該遭受如此苛待。"

這個鮮少被公開討論的話題，在老一輩人口中總夾雜著驕傲與怨恨。被貼上"利比亞意大利人"標簽的驅逐者們認為遭遇不公，而利比亞人視此為對殖民統(tǒng)治的自然反制。

羅馬的利比亞遣返意大利人協會主席里科蒂（Francesca Ricotti）向筆者控訴："驅逐方式野蠻無理。我們被迫放棄全部財產，僅能攜帶有限現金。意大利政府未盡保護之責，最初過分的順從被卡扎菲（Gadhafi）視為軟弱。"

在故土意大利，他們卻被視為背負國家極力掩蓋的恥辱史的移民。里科蒂補充道："利比亞人誤將我們等同于殖民者。我們不過是響應政府號召追尋更好生活的普通人，與當地人和諧共處。留居非因法西斯主義，而是享受優(yōu)渥生活。"

當被問及是否對殖民歷史懷有負罪感時，里科蒂辯解："1920年代的利比亞貧困潦倒，缺乏水源，農業(yè)原始。待我們離開時，它已成為地中海最發(fā)達國家之一，城市風貌不輸意大利。我們或許有過錯，但也推動了國家發(fā)展。"

這種將殖民歷史浪漫化的敘事，在意大利及英法等前殖民國家仍居主流。懷舊濾鏡下的殖民記憶，往往裹挾著受害者情結，刻意淡化暴力本質。

2011年后利比亞陷入分裂，意大利借機通過歐盟移民管控計劃重拾地中海影響力。梅洛尼政府時期，兩國簽署諒解協議恢復實質聯系：利比亞獲數百萬美元資金阻截移民，同時意大利能源企業(yè)得以開發(fā)當地資源。

后卡扎菲時代，1970年代被逐的意大利移民甚至重獲自由出入利比亞的權利——盡管僅限游客身份。里科蒂和君塔家族成員或已故地重游，或籌劃行程，耄耋老者臨終仍念念不忘重返"故土"。這些歸客從容重構記憶，未見絲毫自省。

1951年，利比亞人口約為150萬。阿赫米達的研究及其著作中呈現的數據證實了意大利實施的種族清洗運動——這場運動可能使當地人口減少了近10%。相較于其他歐洲列強棘手的殖民遺產，意大利在利比亞的殖民統(tǒng)治及其暴力手段卻鮮受審視。

歷史學家阿赫米達提出的"北非殖民種族滅絕"論中，利比亞堪稱最有力的例證。然而近一個世紀以來，這個案例始終被刻意忽視。國家層面的研究幾乎無法開展：阿赫米達詳述了他試圖查閱利比亞殖民檔案卻屢遭拒絕的經歷，就連"利比亞返意僑民協會"的檔案也淪為意大利當局事后篡改歷史文件的犧牲品。除少數例外，意大利社會至今仍在回避其殖民時期的暴行，特別是利比亞相關的歷史。

我永遠無法確認外公及其父親是否意識到他們深度參與了意大利的殖民迷夢。今年一月大屠殺紀念日前夕，由已故傳媒大亨、中右翼總理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創(chuàng)立的意大利商業(yè)電視臺Mediaset，在廣告時段播放了"記憶萬歲"紀錄片項目的片段。這個由納粹集中營幸存者后代講述祖輩故事的項目本應值得尊敬，但此刻的政治氛圍中，人們對其他集中營（特別是意大利建造的）的集體失憶令我深感憂慮。

我時常揣測外公作為殖民定居者是否對利比亞經歷心存愧疚。畢竟1945年抵達的黎波里時他還只是個少年，戰(zhàn)后也明智地選擇不再返回。但回憶兒時餐桌旁聽他講述的故事，那些關于"啟蒙"利比亞人的救世主敘事，那些在海灘享用古斯米、騎駱駝的歡樂時光，從未流露過悔意。

母親向我保證他是個好人，絕不可能在利比亞傷害任何人。但我深知，僅僅是作為殖民體系中的存在，就已成為種族滅絕計劃的共謀。后輩拒絕承認這種共謀關系，正是問題所在。

極具諷刺的是，戰(zhàn)后他選擇與約瑟芬娜·阿爾梅拉斯（Josefina Almerares）結為連理——這位西班牙難民之女為逃避弗朗哥（Francisco Franco）1936年政變后的法西斯統(tǒng)治逃離安達盧西亞，最終卻棲身西西里島的另一種右翼獨裁之下。這究竟是出于愛的本能選擇，還是通過接納法西斯受害者來贖罪？隨著最后見證者的逝去，這些疑問將永無解答，這正是我們亟需在家庭內部展開對話的原因。當前盛行的歷史修正主義，終將成為未來必須面對的難題。

最近牙醫(yī)咨詢我是否該接受利比亞的工作邀約，他以居高臨下的語氣說："雖然那是個蠻荒之地，但教育落后人群是我們的責任。"這讓我意識到，意大利乃至整個西方世界的思想去殖民化依然任重道遠。

合上家族相冊時，我開始考慮搭乘意大利航空（ITA Airways）新開通的每日航班重訪的黎波里。我想循著老照片中外公的足跡，漫步他可能每日經過的海濱大道——但這次行走，我希望帶著對"意大利人"身份在利比亞土地上特殊含義的清醒認知。盡管旅程短暫，卻承載著沉重的歷史包袱。但或許正是通過這樣的重訪，能為自己和外公卸下些許負擔。

原文：My Grandpa, the Fascist?；來源：New Lines Magazine；作者：Stefania D’Igno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