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大順：在考古遺址，與龍邂逅

從“萬年龍”說起 —— 郭大順

我曾于2000年寫過一篇《千禧年說萬年龍》的小文，介紹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史前時期主要是西遼河流域史前文化龍的發現和有關龍起源的研究成果，進入新世紀以后，隨著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開展，對龍的起源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

萬年龍的考古證據主要是遼寧阜新查海遺址發現的距今約8000年前后的龍形石堆塑。此人工堆塑的龍形象位于遺址中部，長19.7米，可分辨出頭、身、尾，西南-東北走向，由于擺塑于方向相同的一條石脈上，石質的色澤質地又相近，形象不夠顯著，不過，置身于聚落中心周圍以房址群環繞的類似廣場的空間，頭尾緊鄰遺址最大的兩座房址，身體下方又揭露出遺址唯一一群共10座墓葬，都突顯此龍形堆塑的特殊與尊貴。該遺址還同時出有陶器上浮雕的龍紋和蛇吞蛙裝飾。附近同一文化類型的內蒙敖漢旗興隆溝遺址也出有一對豬頭骨下以陶片和石片擺塑出彎曲身體的豬首龍。以這類擺塑技法成形的龍，還在距今6000年前后相鄰各區域諸考古文化中發現，最著名的是河南濮陽西水坡墓主人周圍以貝殼擺塑的龍，湖北黃梅縣焦墩遺址發現有以河卵石擺塑龍，近年報到了江蘇南京高墩區薛城遺址以峴殼堆塑的龍形象。查海、興隆洼遺址與龍形堆塑共出的還有玉玦、玉管和玉匕形器等選料、工藝、造型都甚為講究的玉器。并據此提出了“萬年文明起步”的觀點。此外，前幾年在查海遺址群的他尺營子遺址更發現一件同時期的長方體石雕件，正面陰刻有帶獠牙的神人面圖像，圖像的布局緊湊，上下相托，主次分明，講究對稱和立體感，其背后思維觀念的復雜程度與龍形象的出現有同步性。

稍晚的龍形象，有距查海遺址西北部100多公里的內蒙古敖漢旗小山遺址屬于趙寶溝文化的刻劃龍紋，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也出現類似龍形象的彩陶圖像。小山遺址的刻劃龍紋見于遺址中心房址的一件大型陶尊上，為多種動物的神化，特別可貴的是，各類動物的總體雖因抽象而變形，但頭部仍保持著原型，可辨認出有鳥龍即鳳和豬頭龍、鹿頭龍以及另一已漫患不清的動物。此件陶尊紋飾的刻劃技法，除了各類動物的神化形象，還有以流暢的線條表現龍在天空遨游的狀態，以密集的網格紋表現龍體的不同層次，特別是圖案的布局顯示出由近而遠的透視效果，而且這些高超的藝技都不是在平面上而是在陶尊外鼓又內弧兩個曲度甚大的腹面上施展完成的，在這件史前藝術作品背后，我們似乎看到了6000年前繪畫雕刻大師的身影，是他或他們將龍的形象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并影響后世。無怪乎有學者對照流行于漢魏及以后的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像”，稱這件陶尊上的刻劃圖案為“四靈紋”。

碧玉C形龍 現藏 中國國家博物館

紅山文化玉豬龍 現藏 遼寧省博物館

距今5500年前后是中華文明起源時期也即跨進古國的時代，龍題材在這一時期也最為發達。表現為發現數量大、類型多，分布廣，特別是龍的形象已有定型化的趨勢。如牛河梁紅山文化墓葬隨葬的玉雕龍和女神廟的泥塑龍，彩陶上的龍鱗紋圖案。新近赤峰彩陶坡遺址在一座房址中發現一件蚌殼雕刻的龍。而以玉雕龍最為多見。大約同時期長江中下游的崧澤文化晚期、凌家灘文化以及稍后的后石家河文化也有玉龍發現，而且形象與后世龍形象更為接近，如湖南澧縣孫家崗墓葬隨葬的透雕玉龍。

這里要特別提到紅山文化的玉雕龍，因為玉雕龍作為紅山文化最具代表性且對當時及后世影響最大的一種文化因素，也是中國龍起源的典型標本。

黃玉C形龍 現藏 翁牛特旗博物館

紅山文化玉雕龍有兩類，一是“C”形龍，一是環體龍。“C”形龍至今無正式考古發掘品，已知收集有出土地點的兩件，都在內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中北部，那里是距今6000年前趙寶溝文化分布較為密集的地區，趙寶溝文化又以鹿為主要捕獵對象，陶器上以鹿為主要裝飾題材。“C”形玉龍的首部長吻，梭形目，都具鹿的特征，背部飄舉的長鬣應與鹿角有關，額部上下的網格紋也是趙寶溝文化陶器上的常見紋飾，趙寶溝文化又擁有“四靈紋”陶尊那樣藝術水平甚高的作品，所以有學者以為“C”形龍來自趙寶溝文化，此說可信。

現在要重點介紹的是紅山文化最為多見的環體玉龍。

環體玉龍多稱為“玦形龍”，其實這類玉龍頭尾間的切口有相當一部分是只在外緣開口，內緣仍是相連的，并不具備玦的基本特征而仍為玉環，是在玉環一端雕刻龍首而成形的，故稱“環體玉龍”較為適合。

環體玉龍發現數量多，已達20余件，是紅山文化玉器中發現最多的種類之一。依規模以大、中型為主，個別則體形甚小。它們在海內外廣有收藏，其中如天津歷史博物館和法國巴黎吉美美術館收藏的環體玉龍，個體大，用料精，雕紋細而流暢，都為其中的精品。尤其是牛河梁第二地點一號冢第四號墓擺放在墓主人胸部的一對玉龍，一大一小，一精一粗，對比鮮明，因為是經正式考古發掘的出土品，學術價值更高。

環體玉龍在制作上施用了制玉最高水平的圓雕工藝。紅山文化玉器多以片狀成形，包括玉鳥和玉龜，作圓雕的動物形玉較少，已知只有一件玉龜殼較為精工，其它兩件草蟲和幾件蠶蛹，雖也可歸入圓雕，但個體較小，制作較為粗簡。而環體玉雕龍，不僅頭部和龍體全部為圓雕，而且一般個體較大，用料較精，刻紋流暢，有的還增加了減地陽紋手法，是紅山文化玉器中從用料、制作工藝到造型最為考究的一類。充分顯示出紅山先人對龍題材的格外重視。

關于環體玉龍的原型。龍不是一種具體動物，更與恐龍無關，是古人在通神時以他們日常生產生活中最熟悉的動物作為助手，為此對各類動物進行了抽象化的藝術加工，其原本形象倒往往令今人難以捉摸，從而不斷有對各類動物原型的推測。紅山文化玉雕龍是豬龍還是熊龍就是大家較為關注的一個題目。本來環體玉龍的特征十分明顯：體軀肥碩，首部甚大，短立耳，圓睛，吻部有多道皺紋，一件玉龍的唇間并有獠牙表現。對于其原型，原推測為豬，是為玉豬龍，并與定居農耕生活相聯系。后因遺址多有熊題材發現，如牛河梁第十六地點墓葬隨葬有雙熊首玉梳背飾，女神廟有泥塑熊，積石冢更出有熊的下顎骨，英國劍橋大學飛茲廉姆博物館也收藏有人與熊合體的玉熊人等，特別是將豬與熊的特征作進一步的細部對比后發現：豬耳寬而扁，耳頂端為尖狀，而熊耳短而肥厚，耳頂端圓或尖圓，豬眼睛多為梭形，熊眼睛多為圓形。紅山文化的環形玉龍大多為耳肥厚而短，耳頂端圓或尖圓，目為圓形，總體具熊的特征而不同于豬，那件刻有獠牙的玉龍，獠牙在唇間，而史前時期各地所見豬的獠牙都伸出到唇外，如趙寶溝文化那件陶尊的“四靈紋”豬首和凌家灘07M23填土所出巨型玉豬等，故紅山文化的環體玉龍多數是以熊為原型的，為玉熊龍。考慮到紅山文化所在的東北文化區，長期從事以漁獵為本的經濟生活，對熊的特殊重視和崇拜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有學者還對眾多環體玉龍的演變過程進行研究。由于目前所知的環體玉龍，考古發掘品都為紅山文化晚期或后世墓葬所出，其它為收集品，相互之間的具體年代和詳細的排列比較尚待更多科學發現。不過在與紅山文化分布區相鄰的吉林農安左家山遺址第二期出土一件環體石雕熊龍，時間距今6000年前，而紅山文化的環體玉龍目前所知考古發掘品都在5500年的紅山文化晚期，要晚于左家山石雕龍，故左家山的這件石雕龍被視為紅山文化玉雕龍的前身。由此也證明，玉雕龍是在東北地區當地起源的。

左家山遺址出土石雕龍 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談到紅山文化玉龍對后世的影響，都會想到從商代到春秋戰國時期甚至更晚，都有紅山文化玉器的再現，而環體玉龍是最多見的一類，已知河北張家口桑乾河上游的陽原姜家梁晚于紅山文化的小河沿文化墓葬就隨葬一件玉雕龍，新近在附近宣化洋河南發現紅山文化積石冢，內隨葬有典型環體玉龍等紅山文化玉器。更晚所見，河南三門峽西周晚期虢國墓、陜西韓城梁帶村春秋晚期芮國墓、陜西鳳翔戰國中期秦墓都有完整的紅山文化環體玉龍發現。除直接流傳以外，還有與后世龍不間斷演化的前后傳承關系，陶寺遺址和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彩繪龍紋，二里頭文化陶器上刻劃和綠松石鑲嵌的龍形，商代玉龍和青銅器上的盤龍紋，都多卷體，只是龍體增加了鱗紋裝飾，其前身都可追溯到紅山文化玉龍。

二里頭綠松石龍頭部特寫

還可以從組合關系看紅山文化環體玉龍的重要地位。在遼寧朝陽半拉山第12號墓發現的環體玉龍，緊相依靠的是一件石鉞下壓一件玉璧，“鉞璧龍”的固定組合一目了然。有類似組合的，是遠在環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為“鉞璧琮”，相互比較，環體玉龍在紅山文化玉器中的地位，相當于良渚文化的玉琮，而玉琮在良渚文化玉器中等級最高，具有群體標識物的意義。故有從玉龍與玉琮各自的傳播路線追尋古史傳說五帝時代前后期代表人物的遷徙蹤跡。

類似的組合關系還可舉出龍與鳳的合體器。鳳鳥在紅山文化也較為多見，原型有鷹和鴞，而龍鳳合體及其所體現的一獸一鳥并存共融的神話意境，也已在紅山文化出現，這就是出土于牛河梁第二地點第23號墓的一件龍鳳玉佩。這件龍鳳玉佩，為在長約10、寬約8厘米的小小長板狀體上布置兩個動物，除了仍如其他動物型玉器那樣，將重點放在頭部，身體簡化以外，還意外地采用了一橫一豎這樣超大幅度的變化手法，使整體圖案看起來既十分緊湊而疏密適度，又不失龍與鳳彼此之間應有的對稱，其巧妙布置的藝術構思，完全是神來之筆。龍和鳳都以減地陽紋與較粗的陰線雕出，形象的神化程度已與后世的龍鳳差別不大。此龍鳳玉佩出土位置在腹部正中，是系于腰帶上的裝飾，出土狀態為橫置，正面朝上，鳳（鷹）在上，龍在下，神話專家以為，這種鳳上龍下的狀態為歷代所延續，寓意“頂天立地”。

由組合關系自然會聯想到文化交流在龍的起源過程的作用。這其中有群體內部或文化區內的交流，也有區間的接觸和相互影響。趙寶溝文化的“四靈紋”，有學者推測這是將各部落的崇拜神物并列以反映諸部落走向聯盟的過程；紅山文化的“壇廟冢”與玉龍鳳在西遼河流域突然出現，是紅山文化與中原仰韶文化等北南碰撞交匯產生的文明火花，其中就有吸收中原仰韶文化先進的彩陶技法結合當地傳統創造出來的標準彩陶龍鱗紋。仰韶文化彩陶花卉圖案與紅山文化龍形象的結合，即花與龍的結合，還為中國人現代民族意識里的“華人、龍的傳人”找到根脈。至于后世不斷變化的龍形象，如聞一多先生所說，是諸多動物特征的集合體，反映的是更大范圍的多元文化的結合。

回想40多年前提出中華五千年文明起源，是以龍的起源為主要證據的，此后的進展，除了近萬年龍形象的發現和 “萬年文明起步”的提出以外，主要是加深了對中華文明自身道路與特點的認識。古人以動物為助手，神化為龍，以達到通神的目的，說明龍是在人與天地神靈溝通過程中產生的，是古人與大自然和諧共生理念的產物。東北地區龍的起源較早也較為發達，就與東北漁獵人對自然界依賴性大，從而敬畏、尊重程度更高有著直接關系。

紅山文化玉龍鳳佩 現藏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但無論是玉龍還是彩陶龍，無論龍的個體造型和龍與鳳的組合，它們都是在距今5500年前后跨進古國時代基本定型的，后世的龍雖然多有變化，各有時代特征，但都延續著5000多年前龍的基本形態。古國階段的時代特點是在形成個性的同時又頻繁交匯進而走向最初的文化共同體，是由“文化認同”達到“共識的中國”時期。龍從堆塑、刻劃、玉雕、彩繪，定型化，在諸區域文化既各有起源，又有北南之間的交流和傳播影響，龍的形象不斷演化，卻始終為先人所共同認可。可見，龍是中華民族“文化認同”最生動的圖像記憶，也是“共識的中國”最悠久的標識象征。

（2023年12月寫成于海南省東方市匯藝藍海灣）

轉自：人民日報文藝 原標題：福暖四季 龍騰九州 | 在考古遺址，與龍邂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