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錄丨張明楷:財產犯罪的認定方法

來源：澎湃政務、平安北京、法青苑等

原標題：《張明楷教授走進首都公安法制教育大講堂》

為進一步增強民警對法律的理解運用能力，提升民警的理論水平和適用法律的準確性，近日，北京市公安局邀請全國知名法學家、清華大學法學院博士生導師、市局法律專家咨詢委員會專家委員張明楷教授走進首都公安法制教育大講堂，就“財產罪的認定”進行專題授課。

講座中，張明楷教授清晰闡釋了財產犯罪的保護法益，以及民事糾紛與侵犯財產罪的關系，詳細介紹了財產犯罪認定的基本方法，著重結合司法實踐、中外法律的異同和具體翔實的案例，深入淺出地講解了盜竊罪和詐騙罪在認定上的關鍵點，以及區分盜竊與侵占、盜竊與詐騙等犯罪的核心要素，并就遺忘物、封緘物、埋藏物、隨身攜帶物的認定和占有轉移的判斷進行了詳悉解析。整個講座主題鮮明、內容豐富、層次清晰、闡釋透徹，對于公安執法辦案工作具有很強的指導性和啟發性。

市公安局相關負責人表示，侵財案件無論大小都事關人民群眾的利益和安全，北京市局始終堅持以民生為導向，堅持“大案”“小案”并重，切實加大偵查和攻堅力度，著力實現精準有效打擊，同時，還持續深入推進執法隊伍專業化建設，積極開展多層面、多渠道、多形式的規范執法培訓，練“內功”、強素質，幫助辦案民警不斷提升證據意識、程序意識、訴訟意識，不斷加深對證據收集應用、案件定性、法律適用等問題的理解把握，努力提高辦案的精準度及執法質效，以專業化促進規范化，切實增強人民群眾的安全感、幸福感和滿意度。

講座稿件如下（根據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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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罪的認定

——張明楷教授在首都公安第190期

法制教育大講堂上的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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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很高興有機會來到北京市公安局和大家就財產罪的認定作一個交流。今天我主要講三個問題，首先是把認定財產罪的基本觀念與方法作為一個問題來講，然后分別講一講盜竊罪與詐騙罪中的主要問題。

認定財產罪的基本觀念與方法

（一）如何理解財產犯罪的客體或保護法益

這個問題很重要，每一個罪的構成要件具體該怎么去解釋，實際上取決于刑法規定這個罪的目的是什么，這個目的就是客體或者保護的法益。傳統觀點認為財產犯罪的客體是所有權，但我認為這個觀點是比較落后的。例如，如果認為盜竊毒品構成犯罪，那么就不能說盜竊罪保護所有權，因為誰都不可能對毒品具有所有權，連占有權都沒有，但是盜竊毒品的行為明顯構成盜竊罪，這就說明在沒有所有權、甚至也沒有占有權的情況下，也存在值得財產罪保護的法益，這就是占有。

關于占有，不是所有的占有都值得保護，這里存在一個相對關系，合法的占有都需要保護，非法的占有相對于所有權人、行使權利的人來說是不受保護的。例如，甲盜竊了乙的財物后放在自己家中，丙又到甲家中盜竊了這個財物，我們認為丙是構成盜竊罪的，這里的丙侵犯的就不是乙的所有權了，而是甲對財物的占有；如果乙從甲家里盜走了財物，就不構成犯罪。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所有權與占有權分離的情況很普遍，不像計劃經濟時代占有與所有不分離，市場經濟時代只有實現了對財物的占有后才能進一步使用、收益，比如現在債權人向債務人討債很難，其中債權人的財物被債務人占有了之后，債務人能使用財物并收益，而債權人卻無法收益，因此占有顯得更重要。例如，行為人從別人手里借款5萬元，把自己的一輛奧迪小汽車質押在對方手里，約定還款期限為一周，一周后行為人無力還款，就偷偷到對方家里把車開走。這種行為無論在哪個國家都構成盜竊罪，但是在我們國家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認定盜竊數額？是汽車的本身價值50萬元嗎？當然不是，這里的盜竊數額要根據行為人主觀上想要獲利的數額來認定，行為人盜竊這輛自己所有的小汽車的目的是要讓對方損失5萬元的債權，同時讓自己獲利5萬元，因此認定盜竊數額為5萬元。

（二）民事糾紛與侵犯財產罪的關系

建議大家不要總是糾結民事侵權與侵犯財產罪區別的問題，民事違法和刑事違法不是對立的關系，可以這樣認為，刑法分則中除了危害國家安全之外的所有犯罪，都是廣義的民事違法，比如民事侵權行為中的故意傷害行為就沒有把犯罪排除在外。我們經常講民事欺詐與詐騙的區別，這個問題永遠都講不清楚，這里不存在區別的問題，因為民事欺詐中本來就包含了詐騙罪，那么我們需要做的就是把詐騙罪從民事欺詐中挑出來，依據的標準就是刑法關于詐騙罪的犯罪構成，如果這個民事欺詐行為符合詐騙罪的犯罪構成，那么就構成詐騙罪，不用再去考慮它是不是民事欺詐了。好比財物是一個大概念，汽車也是財物，我們沒辦法討論汽車和財物有什么區別，只能討論什么樣的財物叫汽車。

因此，我們不需要考慮民事欺詐與不當得利、詐騙罪的關系，只需要看這個行為是否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最近比較火爆的刑民交叉概念，在我看來一點意義都沒有，刑法民法分離以來就是如此，這二者不是交叉關系，而是包容關系。有的律師說，我的當事人的行為是不當得利，所以不構成犯罪；另一些律師說，我的當事人的行為是侵權行為，不構成犯罪，這樣的說法都不能成立。民法里不當得利、無權處分的行為，在刑法上是完全有可能構成犯罪的。例如，被害人離開家到外面打工去了，他家的房前屋后種滿了樹，一個人過來收購樹木，被害人的鄰居指著那些樹對這個人說，“這些樹是我的，都賣給你，5萬塊錢”，這個人付完錢就把樹都砍走了。就這個案件，民法學者提出，被害人回家后如果認可鄰居的行為，鄰居又返還了賣樹的5萬塊錢那就沒事了；但是從刑法的角度來講，鄰居的行為觸犯兩個罪，對被害人的樹來說構成盜竊罪，對收購樹的人來說構成詐騙罪，因為收購樹的人購買的樹屬于贓物，在不承認贓物適用善意取得的國家，購買的贓物是需要被追繳的。這里鄰居盜賣樹木的行為觸犯盜竊與詐騙兩個罪名，屬于想象競合，應當從一重處理。因此，大家不要糾結一個行為是不是民事侵權行為，直接判斷它是不是構成犯罪即可。

（三）認定財產罪的方法

認定侵犯財產罪，第一步要找到被害人，被害人是誰這一點很重要；第二步要確定被害人被侵害的內容是什么，內容一定要具體，比如說損失的財物是杯子，還是銀行卡里的10萬元，還是現金5萬元；第三步要看具體損失是被告人的哪一個行為造成的，比如說銀行卡里的10萬元沒有了，就要看是哪一個行為導致這10萬元沒有了，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第四步再去判斷這一行為在刑法上屬于什么犯罪。請注意，我在這里不是對財產罪提出什么新的犯罪構成，而是從客觀上講，按照這樣的四步判斷法進行判斷，財產罪就不難處理了。

例如，東城區曾經發生過這樣一起案件，被告人利用他人遺忘在自動取款機上的銀行卡取款4000元，并把銀行卡密碼改成六個0，第二天又拿著這張卡到銀行找到銀行職員，謊稱原來的持卡人是自己的熟人，要求銀行職員把錢轉到自己卡里27000元。對于這個案件，我們不能籠統地講被害人就是持卡人、損失就是31000元，必須看被害人的每一筆損失是什么行為造成的。行為人利用他人遺忘的銀行卡從自動取款機里取款4000元的行為，我的觀點是構成盜竊罪（按照司法解釋的規定構成信用卡詐騙罪），行為人盜竊的是銀行的錢，而不是持卡人的錢；有人可能會提出疑問說銀行并沒有損失啊，這是因為銀行馬上把自己的損失轉嫁給持卡人了；第二天行為人到柜臺將卡里的錢轉到自己的銀行卡里，這個行為是典型的信用卡詐騙。總結起來，行為人實施了兩個行為，前一個是盜竊，后一個是信用卡詐騙。

大家注意不要接受有關“后行為是前行為的延伸”的說法，按照這種邏輯，前行為是撿到一張銀行卡，后面利用撿拾的銀行卡取錢的行為就是侵占；好比一個人買刀后殺人了，把他殺人的行為說成是買刀行為的延伸，買刀的行為不構成犯罪，殺人的行為也就不構成犯罪了，顯然這是極其錯誤的。犯罪是侵害法益的行為，同時一定是造成損失的行為，按照這個道理來分析拾得信用卡后取錢的行為，被告人撿拾信用卡的行為沒有造成財產損失，財產損失是他使用銀行卡的行為造成的，那就說明使用銀行卡的行為侵犯了法益，那么就對這一行為進行評判。

大家也不要有區分主從行為的觀念，有的人認為這個行為主要是什么，就按什么定罪，這是不對的，拿現在有很多人常提到盜竊詐騙交織的行為來說，例如，兩個人坐在一起聊天，被告人故意轉移被害人的注意力，趁機把被害人的財物拿走逃跑。對于這個案件，有人認為要看主要行為是盜還是騙，然后按照主行為來定罪。在我看來，這個案件中的騙不是詐騙罪中的騙，只是一般意義上的騙，詐騙罪中的騙一定要使被害人產生錯誤認識，基于這種錯誤認識而交付財物，但是這個案件中根本就不是如此。再如，行為人到一個老太太家中對老太太謊稱她女兒車禍受傷，老太太情急之下沒關家門就離開了，行為人趁機進入家里把財物拿走。有人認為這也是盜騙交織，但是這里完全就沒有詐騙，只有盜竊。所以不存在盜騙交織，所謂盜騙交織只能是盜或者是騙，盜竊與詐騙是對立的關系。

在上述認定財產罪的方法中，第一步、第四步問題不大，關鍵在第二步、第三步容易出現問題。第二步容易出現的問題是，不具體地判斷被害人的財產損失是什么；第三步容易出現的問題是不直接去判斷造成財產損失的行為是什么，而總是想著最前面的那個行為。

另外，在認定財產罪的過程中，可以考慮從構成某個沒有爭議的犯罪開始，一步一步地去判斷。比如對于一個暴力取財的行為，我們如果能確定肯定構成敲詐勒索罪，那么就先把敲詐勒索罪定下來，然后再判斷有沒有可能構成更重的搶劫罪；有時候也可以先考慮是不是構成比較重的搶劫罪，如果不構成搶劫罪，然后再考慮是不是構成比較輕的敲詐勒索罪。這個思路就是，由確定的罪向有爭議的罪去判斷，這樣就不至于走一些彎路。

在認定財產罪的時候，我們要把刑法關于財產罪這章具體犯罪的規定，作為基本的法條去思考，不要因為別的章節有一些罪影響了我們對財產罪犯罪構成的理解和認定。例如，刑法規定了強迫交易罪，那么不能認為只要行為構成強迫交易罪，就不構成其他犯罪，比如行為人在大街上拿著刀子強迫另一人花兩萬元從他手里買一只圓珠筆，否則就殺了他。這里就不能只定強迫交易罪，而是要更進一步定搶劫罪。強迫交易罪與搶劫罪不是對立的犯罪，不要總想著如何把它們區分開來，只有對立的犯罪才需要討論區分，不是對立的犯罪就不用討論區分。又如，盜竊與故意殺人罪，似乎不用討論如何去區分，但是這兩個罪完全可能構成競合關系，比如從一個正在發病的心臟病病人口袋里扒竊速效救心丸藥物，導致病人死亡，這里就存在盜竊罪與故意殺人罪的想象競合。

盜竊罪的認定

盜竊罪在我們國家通常被認為是秘密竊取，但是在我看來，秘密竊取并沒有說出盜竊罪的核心特征。盜竊罪在整個大陸法系國家沒有爭議的定義是：違反被害人的意志，將他人占有的財物轉移給自己或第三人占有。這里并沒有提到秘密竊取，特別是現代社會安裝攝像頭很普遍，沒有什么秘密可言。例如，行為人到存車棚里偷摩托車，他明知道有保安盯著攝像頭，但是行為人不管有沒有攝像頭，也不管有沒有人盯著，騎上摩托車就跑，這樣的行為認定為搶奪嗎？顯然不合適，我認為應當認定為盜竊。

盜竊的對象只能是他人占有的財物，人不可能盜竊自己占有的財物。例如，啤酒廠夏天做促銷活動，購買人拿著印有標記的啤酒瓶蓋就可以領取獎品，被告人啤酒零售商買了一卡車啤酒，他把啤酒買回去后一瓶一瓶的打開，發現瓶蓋有獎勵標記的啤酒就留下來，沒有獎勵標記的就蓋上再把啤酒賣出去，后來案發。承辦案件的檢察院就這個案件從下到上請示到省級檢察院，多數人都主張認定盜竊，理由就是行為人采取了秘密竊取的手段。這樣的觀點明顯是錯誤的，被告人把啤酒買回來后就是自己的財物了，人怎么可能偷自己的東西呢？竊取的含義就是，將他人占有的財物轉移給自己或別人占有，這個占有的判斷就決定了盜竊和侵占的區別。

如何判斷占有？一般情況下，占有還是比較好判斷的。刑法中的占有與民法中的占有是有區別的，刑法中的占有指的是事實上的占有，要根據一般社會觀念去判斷，也就是說社會上一般人認為這個東西是誰的，那么這個東西就由誰占有。相關的理論很復雜，沒有必要展開來講，這里僅舉例說明。例如，我住的小區北門就是清華大學，鄭州一個人在那賣山藥，平時他就把一袋袋捆好的山藥放在小區北門外的一條長椅上，長椅旁邊立一個牌子，上面寫著“每袋10元”，他自己就騎著三輪車拉著一部分山藥到清華大學的西北小區去賣，兩地相距2公里。對于這種情況，如果有人在我家小區北門賣山藥的攤位不給錢就拿走了山藥，這種行為是否構成盜竊？當然是盜竊。聯系到一般社會觀念，大家都認為山藥是鄭州某某人放在這里賣的，那就是這個人所占有的財物。

關于認定財物是否屬于占有物、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盜竊的問題，我覺得我們公安司法人員要根據很多案例找感覺，不同的環境下得出的結論可能不一樣。例如，被害人有一到家就脫鞋子的習慣，通常把鞋子脫下來后就放到家門口外的鞋柜里，有一次被害人回家脫鞋子的時候隨手把手機放在鞋柜里，沒拿手機就進屋子了，后來行為人把手機拿走，這個也構成盜竊，因為被害人家門外的鞋柜里面的任何物品都是被害人占有的。再如，現在快遞員送快遞時大部分都是將快遞放在家門口的，這時快遞當然是戶主占有的財物，不能因為快遞放的時間比較長就認為是遺忘物。又如，清華的學生下課了到食堂買飯時用錢包占座位，不能認為這里的錢包是遺忘物，應當認定為占有物。

財物的占有狀態要根據客觀事實去判斷，至于被害人有沒有占有的意思不重要，但是有一種情形需要大家注意，在難以認定占有的場合，如果被害人有強烈的占有的意思，是可以認定占有的。例如，被害人在四樓陽臺休息時錢包不小心掉到樓下的馬路邊，被害人立刻叫家人下樓去撿錢包，自己就在四樓陽臺盯著馬路邊的錢包，此時被害人對掉在樓下馬路邊的錢包具有強烈的占有的意思，這種情況下應當認定錢包就是被害人的占有物，不能認為是遺忘物，如果此時有人路過時不顧被害人阻止、喊叫而執意撿走錢包，其行為就構成盜竊。

如果財物的原主人失去對財物的占有，而且財物當然地轉移給第三人占有，這種情況下被告人偷走財物的行為，也能構成盜竊。例如，客人到你家做客，把財物落在你家里，但是快遞員把財物拿走了，這一行為當然是盜竊。我們不能說快遞員拿走的是遺忘物，就認為快遞員的行為不構成盜竊。這個財物相對于客人來說是遺忘物，但是財物當然由你來占有，因為財物是落在你家里的。再如，對于落在出租車上的財物歸誰占有的問題，乘客將行李箱放在出租車后備箱里，下車時忘了拿走，這個行李箱就由司機占有，如果后來的乘客下車時把自己的行李箱連同前一個行李箱一起拿走了，那么他的行為就構成盜竊，而不是侵占。這里涉及的是關于占有轉移的問題。我們在判斷財物的性質時，關鍵問題是需要判斷財物歸誰占有，而不是遺忘與否；進一步而言，對于遺忘物我們不能從一般意義上去理解，而是要把它放在刑法中去理解，刑法中的遺忘物指的是，非基于本人意愿而脫離占有的物，其核心含義就是脫離占有物，對于這一點大家一定要注意。

前面所講的很多內容都是關于盜竊與侵占的區分的問題，兩者之間最根本的區別在于財物占有這個核心，盜竊罪是將別人占有的財物變為自己或第三人所有，侵占罪是將自己占有的財物（代為保管物、遺忘物、埋藏物）變為自己所有，對于侵占罪的對象代為保管物、遺忘物、埋藏物，一定要從占有物與脫離占有物的角度去解釋，這樣解釋的話，盜竊與侵占就既沒有重疊也沒有漏洞。另外，關于遺忘物與遺失物的關系問題，我建議大家不要想著怎么去區分這兩者，民法中用的是遺失物的概念，與刑法中的遺忘物是一回事。有的觀點認為應當對兩者進行區分：遺忘物是指被害人把財物遺忘在某個地方事后能記得起來的，遺失物是把財物遺忘在某個地方事后記不起來的。假如這個觀點能成立，以此為標準的話那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就是被害人記憶力的好壞導致刑法對他的保護程度不一樣，也就是說被害人的記憶力、生理狀況決定了被告人的罪責，這是講不通的。

關于存款的問題，對于儲蓄卡里面的錢如何認定性質，理論上爭議很大。存款的概念需要區分開來對待，一種是作為銀行債權的存款，一種是作為現金的存款?，F金被行為人存入銀行后就是銀行的錢了，不再是行為人占有的錢了，行為人通過存錢的行為把對10萬現金的物權變成了對銀行10萬元的債權，任何人都不得以自己在銀行有存款為由，到銀行里去偷拿對應數額的現金，這種行為肯定構成盜竊，這一點沒有爭議。比如前面講到的東城的那個案件，一定要區分存款和存款對應的現金。再如，湖北曾經有這樣一個案件，行為人利用技術手段把別人存折里的5萬元存款轉移到自己的存折里，其實質就是轉移存款這個債權，這一行為如果同時構成相關計算機犯罪，就屬于想象競合，從一重處罰。

詐騙罪的認定

首先大家需要明確的是，在刑法中詐騙罪里的騙，區別于一般意義上的騙，兩者不是一個意思，很多情況下被害人說自己被騙，很可能不是騙而是盜竊。對詐騙罪的構成要件進行分析，大致可以分解成四個步驟：行為人實施欺騙行為——使被騙人產生認識錯誤——被騙人基于認識錯誤處分財產——行為人取得財產同時被害人遭受財產損失。下面我們一步一步地來分析。

第一步，行為人實施欺騙行為

這里的欺騙行為可以按照傳統說法，就是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這一點比較好理解。

第二步，使被騙人產生認識錯誤

這里的認識錯誤必須是關于處分財產的認識錯誤?；氐角懊婺莻€老太太被騙的例子，行為人騙老太太說她女兒出車禍，需要注意的是這里的因果關系，老太太不可能因為知道女兒出車禍了而決定把自己家的財產處分給行為人，在這里老太太沒有處分意識與處分行為，行為人在這里的騙就不是詐騙罪中的騙，他取得老太太家中財物的原因是盜竊而不是詐騙。另外，詐騙罪中的被騙人一定是有辨別是非能力的人，不包括很小的孩子、嚴重的精神病患者。例如，行為人騙小孩用10塊錢從小孩子手里買他脖子上戴著的金項鏈，應當認定為盜竊罪而不是詐騙罪，根本原因就在于小孩子沒有處分財產的意識；也不存在騙單位的說法，例如，行為人找到一個熟人銀行行長要求貸款100萬元，因為不符合貸款條件，后來行為人按照行長的建議提供了假材料，行長明知道是假材料還安排了放貸，行為人因此獲得100萬元貸款，這個案件只能認定行長構成違法發放貸款罪，不能定行為人構成騙取貸款罪，因為行長并沒有被騙，100萬元貸款并不是基于被騙而發放的。有人認為應當認定詐騙罪，理由是雖然行長沒有被騙，但是銀行被騙了，但是這同樣講不通的，因為銀行不是人，是不可能被騙的。

第三步，基于認識錯誤處分財產

這里的處分不是民法上的處分，而是指轉移占有，這一點是區別盜竊與詐騙的關鍵，盜竊罪中被害人沒有處分意識與處分行為，詐騙罪中有處分意識與處分行為；同意他人拿走財物也是一種處分行為，我們常講詐騙罪中的直接性要件，意思就是行為人實施了欺騙行為，使被騙人產生認識錯誤，被騙人基于認識錯誤處分財產，不需要被告人再實施另外的行為就能取得財產。有沒有處分意識非常關鍵，但是關于如何理解處分意識，在理論上爭議很大。下面通過舉例來說明我的觀點，例如，行為人在超市購物時把方便面箱子拆開，塞進一只相機后再封上，拿到收銀臺去結賬，收銀員認為是一箱方便面，就以方便面的價格收款，這里收銀員沒有意識到方便面箱子里有相機，他對于相機沒有處分意識，所以對行為人的行為應當認定為盜竊。但是如果只是財物數量上的差別，還是可以定詐騙的，例如，行為人把便宜的相機條形碼貼到昂貴相機上，然后去付款，收銀員盡管不知道存在這樣一個價格差，但是對相機有處分意識，所以這時應當定詐騙而不是盜竊。

第四步，行為人取得財物

同時被害人遭受財產損失，需要強調的是，有些詐騙罪中的被騙人與被害人可能不是同一人，這里涉及到盜竊罪的間接正犯與詐騙罪的區別，區別的關鍵就在于被騙人是否具有處分被害人財產的權限，這個權限要按照社會一般觀念去判斷。例如，被告人敲門對住家的保姆謊稱，“你家主人讓我過來拿西服到我的干洗店干洗”，保姆信以為真就將西服交給被告人，主人回家后發現西服不見了，這時保姆才知道被騙。按照一般社會觀念，保姆是有權將衣服交給洗衣店去洗的，這里的被騙人是保姆，被害人是主人，被騙人與被害人不一致。有人認為被害人是保姆，理由是主人可以要求保姆賠償，但是問題是如果主人不是被害人的話，怎么能要求保姆賠償呢？這從邏輯上講不通的，所以必須承認主人是被害人，主人的財產損失是被告人行為造成的。再如，被告人在洗衣店上班時，發現一樓陽臺上晾曬著西服，就對洗衣店員工說，“一樓陽臺上掛著西服，主人交代說沒時間送來干洗，你去取過來”，員工就把西服拿過來了，這里的被告人就是盜竊罪的間接正犯，因為員工是沒有權利處分西服的，他只是被告人實施盜竊的工具。

關于虛假訴訟的問題，其實虛假訴訟大部分都構成詐騙罪，因為虛假訴訟是通過偽造證據欺騙法官，通過法官之手來處分財產。例如，一個真實的案例，甲偽造了一個50萬元的欠條，拿著欠條到法院對乙提起民事起訴，法官據此判決乙歸還被告人50萬元，這里甲的行為不僅構成虛假訴訟罪，還構成詐騙罪。這個案件中的被騙人是法官，被害人是乙，被騙人與被害人不一致，同時被騙人法官具有處分被害人財產的權限，這就是典型的三角詐騙。被騙人與被害人不一致的時候，如何判斷被騙人是否有處分被害人財產的權限，這就需要考慮被騙人與被害人的關系、被騙人是不是協助被害人處理事務等等因素綜合判斷，不需要去看民法典，犯罪的問題本來就不是根據民法去認定的。大部分的虛假訴訟罪都同時觸犯詐騙罪，只不過存在既遂未遂的問題，國外只要是法官判決生效就構成既遂，而不是等到判決執行才構成既遂，因為判決是有執行力的，它使被害人負擔了一個必須履行的債務。

再談談詐騙罪中的財產損失問題。詐騙罪必須造成財產損失，如果被害人沒有財產損失就不構成詐騙罪。如何判斷財產損失，我們國家司法實踐中的做法是，離開財產的主人去判斷財產損失，意思就是把財產拿到市場上去評估值多少錢，來判斷是否有損失，對此我不贊同。財產是為人服務的，是用來實現人的目的的，被害人交付財產后如果目的沒有實現，那就應當認為有財產損失。例如，商場里意大利進口的純羊毛西服正在促銷，標明原價40000元、跳樓價5000元，我信以為真就買了一件，回家后發現并不是進口的而是國產的，也不是純羊毛的，實際就是值5000元，我認為應當認定賣西服的人構成詐騙罪；有人提出疑問說“張老師你花了5000元，也買到了一件價值5000元的西服，你沒有財產損失啊，怎么認定詐騙罪呢？”問題是我不想穿了，有人又說“你可以把西服賣了啊”，但是為什么要求我把西服賣掉呢？我又不是做生意的。又如，北京市前幾年有一個案件，行為人冒充中宣部到一些單位推銷書籍，很多單位信以為真就買了不少書，我認為行為人這種行為也構成詐騙罪，同樣有人說“你花了幾千塊錢也得到了價值幾千塊錢的書，你沒有財產損失啊”，但是問題是單位不需要這些書啊，這個案件最終認定為詐騙罪。上面這兩個案件之所以構成詐騙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被害人交付財產后，其目的落空了。

最后再列舉兩個國外的案例。例如，一個老太太只吃德國奶酪，不吃西班牙進口奶酪，店主把西班牙進口奶酪說成是德國奶酪并降低價格賣給老太太，老太太吃了之后發現不是德國產品，就把店主告了，最終法院判決店主構成詐騙罪。又如，被告人舉行演唱會，廣告宣稱演唱會收入將用于建設公益圖書館，于是很多人買票來聽演唱會，后來發現被告人并未將演唱會收入用于建設公益圖書館，而是據為己有了，這里的被告人也被判決構成詐騙罪。這兩個案例中，被害人的目的沒有實現。在我們國家要完全采取這樣的做法目前還是很難，但不是沒有可能。我的觀點是，如果被害人交付財物后獲得的東西對他來說沒有任何意義，或者用處太小，還是建議要認定為詐騙罪。再如，國內某省份的一個真實案例，行為人冒充醫生到一個地方體檢，謊稱他人有乙肝，以此為由賣出大量乙肝藥品，后來查明接受體檢的人沒有人得乙肝，被騙人買來的藥根本就沒用上，我認為這樣的行為應當認定為詐騙罪。

由于時間關系，今天我的授課就到這里，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