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實融合下的新質生產力發展：發展優勢、內在邏輯與實踐方向

Articles|China Economist Vol.19, No.6, November-December 2024

引用

周亞虹,郎旭華.數實融合下的新質生產力發展：發展優勢、內在邏輯與實踐方向[J].China Economist,2024,19(06):91-120.DOI:10.19602/j.chinaeconomist.2024.11.04.

Title

數實融合下的新質生產力發展：發展優勢、內在邏輯與實踐方向

作者簡介

周亞虹 郎旭華*

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郵箱：langxuhua@mail.shufe.edu.cn。

摘要：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的深度融合（以下簡稱“數實融合”）發展，正在成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新增長極。數實融合下的新質生產力發展，具有要素提質增效、深化分工協作、拓寬市場空間和創新資源配置等四方面優勢。它們貫穿從微觀企業生產過程到宏觀經濟運行機制革新的各個方面，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內在動力。以產業高質量發展為主線，數實融合的這些獨特優勢貫穿于新質生產力發展邏輯始終，即在產業層面深化專業化生產、在產業鏈層面重構產業關聯、在產業集群層面實現資源聚合，最終通過創新資源配置，形成更大范圍、更強協同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從而構建起了一個相互串聯、彼此貫通、結構立體的新質生產力發展體系。面對當前中國數實融合下新質生產力發展存在的問題，要著力通過完善要素市場化機制、產業創新機制、新產業與新業態投融資機制和相應的制度體系框架，充分釋放數實融合發展的技術優勢、系統優勢、協同優勢，為新質生產力的更好發展提供堅實支撐。

關鍵詞：新質生產力；數實融合；發展優勢；實踐方向

一、引言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明確指出“健全促進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制度”，并進一步從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加快構建促進數字經濟發展體制機制、完善促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等若干方面作出新的戰略部署。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加快建設數字中國，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數字經濟，始終是中國的一項重要戰略部署。以發展實體經濟為核心發展數字經濟，也是中國順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的必然選擇。面向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需要更加突出整體性、系統性、協同性，更加注重實體經濟發展的核心地位、更加注重數字經濟賦能實體經濟提質增效的重要作用。可見，數實融合正在成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新增長極。

促進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必然要求，數實融合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進一步凸顯。從總量看，2023年中國數字經濟占GDP比重達到42.8%，對GDP 增長貢獻率達66.45%；從結構看，2023年產業數字化占數字經濟比重進一步提高，達到81.3%，第二產業數字經濟滲透率首次超過25%，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融合發展持續拓展深化①。同時，數字經濟的發展有助于打破地理空間的固有局限，更好挖潛本地優勢資源稟賦、聚合形成區域內特色產業集群、不斷優化區域間產業協同布局，從而在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推動產業深度轉型升級等方面成為催生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抓手。

對于數字經濟與新質生產力發展之間的關系，理論界已有了熱烈探討。李曉華（2019，2023）、胡瑩（2024）、孫紹勇（2024）等學者普遍認為，新質生產力顛覆性創新、產業鏈條新、發展質量高的一般特征，同數字技術的融合性、滲透性特征內在相合，因此，數字經濟發展形成的新技術、新要素、新業態等是新發展階段經濟發展新動能的具象表現，數實融合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時代特征。就發展實踐來看，任保平和王子月（2023）認為數實融合下形成的數字新質生產力是新質生產力的一種具體表現，也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礎要素；沈坤榮等（2024）認為數字技術的持續創新對生產方式的變革，是推動新質生產力形成和賦能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方式；洪銀興（2024a，2024b）則指出數字經濟的發展在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中具有重要作用，為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發展條件。現有研究盡管對數實融合下的新質生產力發展有了較為全面的認識，但在整體性、系統性上還有待進一步發展。本文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科學認識數字經濟的發展優勢所在，以此為基礎系統構建數實融合下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內在邏輯，并站在全局高度分析當前中國更好打通新質生產力發展存在的難點、堵點、卡點，進而為實現數實融合下先進生產力質態的涌流和迸發提供有益的政策思路和建議。

二、數實融合下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四大優勢

數字經濟最早源于互聯網大規模商用所形成的一系列網絡經濟活動（Tapscott, 1996），隨著信息技術的深化發展和深度應用，社會經濟活動逐步數字化、智能化，形成了以ICT技術廣泛應用為核心特征的一系列經濟活動，包括數字技術的應用迭代、數字化資本的形成積累、數字化產品與服務的生產流通活動等（Kotarba, 2017），形成了數字經濟信息化引領、開放化融合和泛在化普遍的典型特征（梅宏，2022）。數字經濟的這三大特征，從市場發展廣度和參與產業活動深度兩個方面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并在要素、產業、市場等多個層面形成了催生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獨特優勢。

（一） 要素提質增效的優勢

傳統的生產力發展以規模化生產為主要特征，重在實現總量提高，主要通過生產資料、勞動力等實體性要素的大規模積累來開展社會經濟活動；而數實融合下的新質生產力發展則重在提升單位生產效率，在要素層面通過數字技術創新的滲透性、革命性改造提高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質量，來實現單位時間內的生產效率和產能利用率的躍升。這種要素提質增效優勢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通過生產管理活動中各類生產要素的重構組合，推動要素提質增效。一方面，人工智能、區塊鏈、大數據和云計算等數字技術的普及和應用，實現了生產過程的自動化管理和智能化控制，通過對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數據化和精準分析，實現了價值創造和實現過程的全局統籌和無損傳導（洪銀興、任保平，2023），顯著減少了因管理科層、人際溝通等因素導致的信息損耗，從而有效提高生產效率；另一方面，數據的要素化有助于激發要素創新能力，通過分析計算對生產要素的投入比例和生產方式進行重組，實現以更少的生產要素投入獲得更高的價值回報，從而提升產能利用率。

第二，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賦能傳統生產要素的提質增效。從生產資料的角度看，傳統機器設備同傳感器、工業軟件等的結合有助于更好滿足差異化、個性化的柔性生產需要，在提高要素利用率的同時實現供求兩端“產銷一體”；從勞動力的角度來看，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的廣泛使用催生出更多善于從事復雜腦力運動、靈活適應市場環境的高素質勞動者，從而通過人力資本結構升級進一步消除了劣質低效的傳統生產要素的無用損耗，實現產品質效的躍升（黃卓等，2024）。

（二） 深化分工協作的優勢

生產社會化是市場經濟運行的重要特征。數字技術的泛在聯結為不同產業的關聯帶動提供了技術基礎，同時也開辟了一個全新的數字空間，通過信息化引領實現更大范圍、更廣層次、更強協同的分工協作，從而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質效躍升到新的高度。這種新的分工協作體系具有新的特征。

第一，從企業內部的生產過程來看，企業生產資料使用的社會化特征日趨明顯。企業的分工協作體系日漸依賴于包括生產數據的收集、原料數據的加工提取與需求數據的社會化分析等環節在內的數字產業，特別是工業軟件產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發布的《中國工業軟件產業發展研究報告（2024）》，2023年，中國工業軟件市場規模約為2414億元，同比增長12.3%，工業軟件企業關鍵工序數控化率達到62.2%，企業數據社會化使用的產業生態正在加快形成。

第二，從企業間的分工協作來看，社會化數據信息網絡以及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的社會化流通突破了企業既有的組織形式與空間限制，形成了頭部企業運營核心業務，眾多外包企業參與生產經營的網絡化協作方式。在這種分工協作方式中，頭部企業與外包企業既通過發展各自的主營業務實現專業化生產活動，同時又基于互聯網提供的要素流動便利深化了生產社會化進程，形成了更高水平、更大規模的商品生產活動（王璐、李晨陽，2022）。以服務外包為例，2023年，中國企業承接服務外包合同額同比增長了17.6%，其中離岸信息技術外包、業務流程外包、知識流程外包執行額同比增長13.1%、17.8%和18.4%，數字化產品和服務需求逐漸成為重要支柱。

（三） 拓寬市場空間的優勢

傳統生產力的發展受制于地理空間、文化習俗和制度環境等差異，容易形成市場分割和資源錯配，從而限制市場空間的擴張和經濟發展規模的增長。數字經濟中算力、算法的發展與優化，使得社會大生產可以利用云計算、邊緣智能等技術實現分布式生產、智能化生產，從而在推動不同產業開放式融合生產的過程中實現新質生產力的發展。

在這一過程中，“場景”是數字經濟表達產業活動中各類生產組織形式和生產關系的具體形式。基于算力提升和算法驅動，新場景在不斷生產出來的同時，不同應用場景間數字化融合創新又反過來延展和拓寬了產業發展的現實增長空間。一方面，通過數據要素在泛在數智化網絡中形成的技術“可供性”，數字技術得以有效地將產業需求與社會認知背景、生產組織形式等有機結合，形成場景落地應用的可行方案（Melville, 2010）；另一方面，場景的數字化迭代更新，有助于現實中不同產業的生產特征、聯系方式、發展定位的動態優化（Woodruff, 1997），進一步加強產業的前向、后向和側向關聯，從而在推動產業價值共創方式的深刻變革的過程中，持續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四） 創新資源配置的優勢

數字經濟的技術特性，決定了它可以通過從現實場景中提取、整理、計算、加工數據，實現經濟活動中各類生產過程、流通過程的全面塑造。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集群式和交互式發展，不僅塑造了實體經濟中產業發展方式和協作模式的全新形態，而且也形塑了市場資源配置的全新方式，為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了堅實基礎。

一方面，在要素端，以科技創新體系的運行為核心，創新市場生產要素配置機制。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1）產業數字化轉型中形成的海量數據，有力推動了科研范式的變革、提高了科技創新活動的知識生產和轉化效率，推動產業從過去的規模競爭轉向質量競爭，從而加速人才、資本等高質量生產要素向產業活動前端集聚；（2）數字技術豐富了知識擴散的渠道和模式，平臺組織的產生顯著加強了產銷兩端匹配的即時性、精準性，促進生產要素的加速周轉和精細化配置，進而帶動柔性生產等一系列生產組織形式的變革；（3）數實融合改變了知識應用的方式，通過要素支持體系、產業協同體系、數字化治理體系的生態構建，形成體系內部、體系之間的要素形成與配置的完整閉環，從而服務于新質生產力的形成和發展。

另一方面，在產業端，以產業體系現代化建設為核心，創新區域資源協同配置機制。（1）在數字技術的泛在融合作用下，本地優勢企業、龍頭企業的輻射作用能夠推動產業鏈的延伸，在產業鏈供應鏈對接合作的過程中實現要素集聚，形成集研發、制造、服務于一體的產業集群，從而完成以區域內資源聚合為特征的第一次配置；（2）數字技術的溢出和擴散效應，有助于實現產業鏈上下游企業的技術應用水平的提高，從而在帶動價值鏈向中高端邁進的過程中深化分工協作，完成區域資源在產業鏈上的第二次配置；（3）數字技術的無邊界特征有助于不同區域間不同產業邊界的消解和再造，推動不同產業間業務、組織、管理和市場等資源的整合，從而形成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反哺各地區優勢產業發展，完成區域間資源的第三次配置。

由此，數實融合下的新質生產力發展，通過要素提質增效、深化分工協作、拓寬市場空間、創新資源配置等四方面的優勢，從微觀企業生產過程到宏觀經濟運行機制革新，推動了高質量發展下的社會經濟形態重塑。

三、數實融合下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機理：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四重邏輯

新質生產力是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的先進生產力質態，與實體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息息相關。數字經濟的高創新性、強滲透性、廣覆蓋性，在推動實體經濟高質量、高效能、體系化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這為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從產業、產業鏈、產業集群、產業體系四個發展維度，我們可以全面認識并考察數實融合下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機理。

（一）立足要素提質增效的優勢，在挖掘要素稟賦潛力的過程中形成本地特色產業

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立足本地的自然資源種類、土壤類型、地形與氣候等因素，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的賦能作用，形成與本地自然資源相適應的生產力發展布局。數字經濟的要素提質增效優勢，既有盤活產業存量的作用，又有激發產業發展增量的作用。直接作為生產要素的數據：（1）能夠挖掘傳統發展模式中難以發現的潛在需求，并將閑置要素、零散要素和一些過去認為無關的要素進行整合，實現生產要素的“增量補充”（武宵旭、任保平，2022）。（2）可以統籌生產場景中的實時數據，通過生產管理流程的變革提升“存量生產”過程中的生產效益和商品質量。而對于起到間接作用的數據：一是可以作用于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等傳統生產要素，使得勞動者的勞動技能得到發展更新、生產資料得到充分利用和更新迭代，從“存量”中發掘要素潛力；二是能基于市場需求和生產過程的數據分析，找到供求適配、特色鮮明、優勢明顯的產業發展路徑，并通過數智技術的開放創新推進產業創新，挖掘要素稟賦發展“增量”。

在數字經濟發展中形成本地特色產業是構筑地區發展競爭優勢的重要環節，對于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十分重要。根據中國軟件行業協會公布的《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發展指數報告（2024）》，2023年中國制造業數字化轉型仍然呈現出“東部和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強，西部和東北地區相對薄弱”的格局，且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水平同各地區制造業發展基礎密切相關，有著明顯的集群分布特征，特別是在鋼鐵、化工、能源、建材等重型工業領域，數字化轉型尚不充分。這些領域有望成為數實融合的新賽道、新熱點。

（二） 立足深化分工協作的優勢，在優化產業協同的過程中形成效能高、韌性強的產業鏈

不同地區特色產業的發展，有助于充分發揮各地區的經濟發展優勢，形成本地的優勢企業、龍頭企業。同時，地區產業優勢的輻射效應也為同地區以外企業的聯結和合作提供了可能。數字經濟泛在互聯、開放融合的特性，首先通過聯結不同地區產業發展過程中先進生產工藝的示范效應和溢出效應，在優勢產業特色化發展的過程中，不斷深化與地區產業相關的上下游企業的產業鏈分工水平，從而帶動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向中高端邁進；其次，支持數字經濟發展的新型基礎設施體系，打破了傳統的社會分工僅限于局部地域、勞動者地區分布較為集中的發展特征，在支持產業協同聚合的過程中為新技術、新要素提供有力載體；再次，服務業通過數字經濟的賦能和滲透作用，為產業鏈上各企業提供資金融通和智力支持，進而推動技術研發—成果轉化—產業應用—市場開拓的完整產業發展鏈條的形成，構筑產業鏈的內在發展韌性。

產業鏈的高效能和強韌性是中國產業發展增強沖擊抵御力、激發內生增長動力、提升社會服務能力的體現，也是推動中國新質生產力穩健發展的重要內容。數字技術的出現，使得產業鏈協作鏈條的堵點被成功打通，形成了新的發展活力。以希音（Shein）等跨境服裝電商的“小單快返”模式為例，通過將客戶下單、生產材料流轉、庫存監控、生產、質檢、物流配送等環節集中到企業微信上，通過數據集成打通產業鏈協作鏈條，實現了以“短周期、快周轉、小批量、即時銷”為特點的服裝銷售新模式，避免了因服裝生產積壓造成的高昂倉儲成本④，從而始終確保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分工協作的高效協同。

（三） 立足拓寬市場空間的優勢，在促進資源聚合的過程中形成具有質量引領力的產業集群

以新一代數智技術、Web3.0互聯網和數據要素為核心構成的數字空間，拓寬了實體經濟創新增值、降本增效的新發展領域。首先，數字空間為實體經濟中的各個產業提供了廣闊的實驗場景，幫助實體經濟實現從研發、設計到生產的全周期仿真模擬。數字空間的無時空、無邊界、開源性特點，有助于凝聚社會力量，以開放式融合構建產業創新網絡，最終形成完備的產業創新生態系統。其次，數字空間對場景、人才、資金、數據等要素的資源聚合作用，突破了傳統產業發展的地理空間局限，從更大范圍、更深層次推動解決實體經濟關鍵核心技術的“卡脖子”問題，通過要素集群化、技術集群化構建起的資源空間來實現高質量、高效能產業集群新形態的形成。再次，數字空間對實體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生產管理、技術創新、發展模式上的迭代再造，有助于實現數字技術聯結之下各產業的研發、設計、制造、營銷、協同能力，從而通過產業基礎高級化和產業鏈的現代化，形成具有質量引領力的產業集群“節點”，構筑起具有良性產業生態的發展空間。

事實上，“集鏈成群、成群競爭”是當今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背景下中國產業數智化重塑、梯度化轉移的發展需要，也是發展高質量、高效能、強韌性的新質生產力的必由之路。目前，中國產業集群分布呈現東密西疏、南多北少的格局，東部地區重點產業集群超過半數，尤以港口、航運、貿易等領域為主，但仍需在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鏈主引領與鏈員企業協同發展、供應鏈集成服務與協同安全體系等方面予以進一步發展優化。

（四） 立足創新資源配置的優勢，在產業數字化與數字產業化的良性互動中形成具有完整性、先進性、安全性的現代化產業體系

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共同構成了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前者為實體經濟提供技術、產品和服務支持，后者則推動了各類產業發展模式的全面改造升級。二者的創新發展和共同作用，推動了產業和要素兩端資源的創新性配置，從而為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提供堅實支撐。從要素端來看，數字產業化通過數字技術創新及其對數據要素的產業化、商業化應用，催生出實體經濟中產業發展的新業態新模式（任保平，2023）。由這些新業態新模式帶來的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的產業發展新形式，重構和優化了具體生產過程中各類生產要素的組合方式，推動生產力質量實現進一步躍升（黃泰巖、劉宇楷，2023）；從產業端來看，產業數字化通過數據要素與勞動、資本、知識、技術等其他生產要素的有機結合，實現生產環節要素投入比例的動態優化和高效協同。數據要素和數字中間產品的持續投入，還有助于促進、深化甚至重構不同產業間的資源流通方式和分工協作模式，重塑資源配置方式，從而在推動傳統產業價值創造能力顯著提升的同時，為發展和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奠定基礎，最終形成具有完整性、先進性、安全性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實現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和提升。

可見，數實融合下的新質生產力發展，是以上四重邏輯環環相扣、共同作用的結果：數字經濟的高創新性，既能在產業層面深化專業化生產，支持地區特色產業優勢，又能通過其強滲透性，在產業鏈層面實現不同產業的前向、后向甚至側向關聯，還能依托其廣覆蓋性，在產業集群層面打破發展壁壘，實現資源聚合，進而通過創新資源配置，形成更大范圍、更強協同的現代化產業體系來催生和發展新質生產力。因此數實融合下的新質生產力發展，事實上是一個以產業為“點”、以產業鏈為“線”、以產業集群為“面”、以現代化產業體系為“體”，相互串聯、彼此貫通、結構立體的發展體系（見圖1）。

四、數實融合下新質生產力發展存在的問題

數實融合能夠有效賦能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但在實踐中，這一過程也存在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發展“兩張皮”，產業橫向競爭與同質化發展嚴重，數實融合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尚未形成合力以及數實融合發展的安全性、穩定性仍有欠缺等問題。這些問題都限制了數實融合四大發展優勢的發揮，制約了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實現效率。

（一） 企業層面，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過程中的“兩張皮”問題

智能制造是數實融合戰略的具體抓手和體現，也是新質生產力發展實現的重要環節。然而，目前智能制造在企業，尤其是制造業中的滲透率仍然不高，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兩張皮”問題仍然存在，使得數字經濟在要素提質增效等方面的優勢難以發揮。

第一，生產規模小、生產過程要求和管控要求相對少的企業，開展數字化轉型的意愿不強。數字化轉型是將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等新型技術與傳統行業全面融合的過程，通過將企業的上下游生產要素、組織協作關系等數字化并加以科學分析，指導要素資源配置優化組合過程，進而改善企業經濟效益的過程。盡管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已普遍成為市場共識，但在現實中，一些企業出于對數字化轉型所要付出的高昂成本以及轉型之后經營發展不確定性的顧慮，不敢、不愿推進數字化轉型。根據《數字化轉型發展報告（2022~2023）》的相關統計，2022年中國企業數字化轉型發展的整體水平為51.8。從水平層級的劃分來看⑤，尚處入門級（L1）或尚未開展數字化轉型的企業占比超過42%，且以中小微企業為主體。制造業行業中，輕工、紡織、包裝、建材、廢棄資源綜合利用等行業平均利潤率相對較低、生產過程管控要求較少的行業，數字化轉型發展水平低于50%。

第二，已開展數字化轉型的企業更加注重數字技術的場景應用，但在數字技術的基礎研發和成果轉化上有待改進。具體而言：（1）數字化轉型企業的研發支出中基礎占比較低，反映出企業的原始創新能力還不強，很難產生具有顛覆性、原創性技術突破和創新及潛在生產水平質的躍升。從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企業的整體研發強度的數據比較中可以發現，盡管從2010年到2020年，中國企業研發強度翻了三倍，由1.2%增長到3.6%，但仍然只有2020年美國企業同期整體研發強度的46.2%（見圖2）。（2）中國數字化轉型的創新產出和轉化能力還需要提升。2022年，中國科技成果的轉化率水平僅在30%左右，而在美國和歐盟等發達經濟體，這一比例可達60%~70%。這反映出當前中國產學研用一體能力的建設仍存在較大改進空間，高校和研發機構的科研成果同企業技術應用成果之間的銜接性仍然不夠。

（二） 地區層面，數實融合過程中產業同質化、不均衡發展問題仍然存在

產業的均衡發展、協同發展，是推動新質生產力更大規模、更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實現路徑，但目前中國的數實融合發展，同這一愿景間還存在著一定差距，數字經濟深化產業協同的優勢難以完全實現。

第一，一些地區一哄而上發展數字產業，盲目上馬芯片制造、人工智能等熱門產業領域，將傳統產業當作低端產業簡單退出，導致地區產業同質化競爭激烈。新興的熱門產業通常具有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的典型特征，因而前期需要更為深厚的要素積累和扎實的產業基礎條件。在數實融合發展實踐中，一些地區盲目跟風時代風口、技術潮流，在不具備相關的產業配套、人才資源、技術儲備的情況下倉促加碼、強行建設。這使得部分地區的數字產業始終處于低水平重復建設，產業的低端化、同質化競爭導致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適配度低，爛尾多、成果少，反而導致了更大的資源浪費和更嚴重的資源配置扭曲。

第二，不同地區的產業基礎條件差異導致地區層面的數字化協同能力較弱，不均衡發展問題突出。2023年，中國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數字化滲透率分別為10.78%、25.03%和45.63%，仍然反映出不同產業間較大的發展不充分、不均衡問題。由于中國不同地區的產業結構差異很大，以服務業為產業主體的東部沿海地區數字化水平更高，而以制造業甚至農業為產業主體的一部分中西部地區數字化水平相對落后。這一方面使得東西部產業數字化發展水平非均衡化特征較為突出，同時也限制了數字技術在更大的市場范圍內深化產業協同、優化資源配置等能力的實現。

（三） 數字發展環境層面，數實融合的安全性、穩健性水平仍需提高

數實融合發展的安全性、穩定性對新質生產力的韌性發展起著重要作用，但在現實中，數字經濟在數據、算力、算法等方面仍然存在著諸多風險挑戰，對數字經濟在開拓市場空間、創新資源配置等方面的優勢形成限制。

第一，從數據的角度來看，由于權利邊界不明晰、技術手段有局限、標準規范較滯后，中國在數據要素開放、共享以及交易活動中仍有較強的“不愿、不敢、不易、不能”障礙，數據產權與分割、開放與保護之間的矛盾較為明顯，“數據孤島”問題仍然存在，數據要素配置的市場機制、定價機制、分配機制尚處于起步階段（李鵬，2022）。這使得數據要素的生產潛能、匹配功能無法得到充分釋放，數據安全風險持續存在。

第二，從算力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算力發展面臨著三個方面的問題：（1）算力協同能力不足，尤其是“東數西算”工程中樞紐節點算力結構有待進一步深化，東西部算力協同發展能力仍有待提升。（2）算力生態不完善。由于區域間數字化發展水平不均衡，中國部分地區（主要在中西部地區）數據中心的運行效果與原有算力設計規模的設想差距較大，且上下游企業基于算力協同聯動的能力和應用生態市場的協同發展程度不夠（郭亮，2024）（3）算力體系建設自主程度還不高。目前中國算力在核心技術創新方面仍存短板，特別是在芯片軟件研發領域對外依存度仍然較高，關鍵核心技術的“卡脖子”風險持續存在。這不僅不利于更高性能的算力建設，也為日后的算力應用和安全運維帶來潛在的風險隱患。

第三，從算法的角度來看，算法的不合理發展可能會給市場競爭、產業協同等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因素方面帶來風險挑戰：（1）妨礙市場機會公平。算法的運行并非完全透明，許多大型互聯網平臺企業會借助算法技術、算法決策、算法推薦等手段構筑自身數據優勢、用戶優勢，并通過確立市場優勢地位的方式妨害其他市場主體的正常公平競爭。這不利于市場競爭機制的充分發揮和經濟活力的充分釋放（2）形成算法壁壘，妨礙產業協同。一些企業處于維護自身壟斷優勢，設置算法壁壘限制數據要素在不同產業間的價值流動與共享，這會直接影響產業協同的效度，惡化產業體系發展生態。

四、數實融合下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實踐方向

在數實融合背景下促進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必須圍繞數實融合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四大優勢，從要素、產業、市場等多個維度著手，在健全和完善數實融合相關體制機制的過程中凝聚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制度合力。

（一） 完善要素市場化機制，釋放新質生產力所需要素的發展活力

智能制造是數實融合戰略的具體抓手和體現，也是新質生產力發展實現的重要環節。然而，目前智能制造在企業，尤其是制造業中的滲透率仍然不高，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兩張皮”問題仍然存在，使得數字經濟在要素提質增效等方面的優勢難以發揮。

第一，生產規模小、生產過程要求和管控要求相對少的企業，開展數字化轉型的意愿不強。數字化轉型是將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等新型技術與傳統行業全面融合的過程，通過將企業的上下游生產要素、組織協作關系等數字化并加以科學分析，指導要素資源配置優化組合過程，進而改善企業經濟效益的過程。盡管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已普遍成為市場共識，但在現實中，一些企業出于對數字化轉型所要付出的高昂成本以及轉型之后經營發展不確定性的顧慮，不敢、不愿推進數字化轉型。根據《數字化轉型發展報告（2022~2023）》的相關統計，2022年中國企業數字化轉型發展的整體水平為51.8。從水平層級的劃分來看⑤，尚處入門級（L1）或尚未開展數字化轉型的企業占比超過42%，且以中小微企業為主體。制造業行業中，輕工、紡織、包裝、建材、廢棄資源綜合利用等行業平均利潤率相對較低、生產過程管控要求較少的行業，數字化轉型發展水平低于50%。

第二，已開展數字化轉型的企業更加注重數字技術的場景應用，但在數字技術的基礎研發和成果轉化上有待改進。具體而言：（1）數字化轉型企業的研發支出中基礎占比較低，反映出企業的原始創新能力還不強，很難產生具有顛覆性、原創性技術突破和創新及潛在生產水平質的躍升。從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企業的整體研發強度的數據比較中可以發現，盡管從2010年到2020年，中國企業研發強度翻了三倍，由1.2%增長到3.6%，但仍然只有2020年美國企業同期整體研發強度的46.2%（見圖2）。（2）中國數字化轉型的創新產出和轉化能力還需要提升。2022年，中國科技成果的轉化率水平僅在30%左右，而在美國和歐盟等發達經濟體，這一比例可達60%~70%。這反映出當前中國產學研用一體能力的建設仍存在較大改進空間，高校和研發機構的科研成果同企業技術應用成果之間的銜接性仍然不夠。

（二） 地區層面，數實融合過程中產業同質化、不均衡發展問題仍然存在

產業的均衡發展、協同發展，是推動新質生產力更大規模、更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實現路徑，但目前中國的數實融合發展，同這一愿景間還存在著一定差距，數字經濟深化產業協同的優勢難以完全實現。

第一，一些地區一哄而上發展數字產業，盲目上馬芯片制造、人工智能等熱門產業領域，將傳統產業當作低端產業簡單退出，導致地區產業同質化競爭激烈。新興的熱門產業通常具有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的典型特征，因而前期需要更為深厚的要素積累和扎實的產業基礎條件。在數實融合發展實踐中，一些地區盲目跟風時代風口、技術潮流，在不具備相關的產業配套、人才資源、技術儲備的情況下倉促加碼、強行建設。這使得部分地區的數字產業始終處于低水平重復建設，產業的低端化、同質化競爭導致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適配度低，爛尾多、成果少，反而導致了更大的資源浪費和更嚴重的資源配置扭曲。

第二，不同地區的產業基礎條件差異導致地區層面的數字化協同能力較弱，不均衡發展問題突出。2023年，中國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數字化滲透率分別為10.78%、25.03%和45.63%，仍然反映出不同產業間較大的發展不充分、不均衡問題。由于中國不同地區的產業結構差異很大，以服務業為產業主體的東部沿海地區數字化水平更高，而以制造業甚至農業為產業主體的一部分中西部地區數字化水平相對落后。這一方面使得東西部產業數字化發展水平非均衡化特征較為突出，同時也限制了數字技術在更大的市場范圍內深化產業協同、優化資源配置等能力的實現。

（三） 數字發展環境層面，數實融合的安全性、穩健性水平仍需提高

數實融合發展的安全性、穩定性對新質生產力的韌性發展起著重要作用，但在現實中，數字經濟在數據、算力、算法等方面仍然存在著諸多風險挑戰，對數字經濟在開拓市場空間、創新資源配置等方面的優勢形成限制。

第一，從數據的角度來看，由于權利邊界不明晰、技術手段有局限、標準規范較滯后，中國在數據要素開放、共享以及交易活動中仍有較強的“不愿、不敢、不易、不能”障礙，數據產權與分割、開放與保護之間的矛盾較為明顯，“數據孤島”問題仍然存在，數據要素配置的市場機制、定價機制、分配機制尚處于起步階段（李鵬，2022）。這使得數據要素的生產潛能、匹配功能無法得到充分釋放，數據安全風險持續存在。

第二，從算力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算力發展面臨著三個方面的問題：（1）算力協同能力不足，尤其是“東數西算”工程中樞紐節點算力結構有待進一步深化，東西部算力協同發展能力仍有待提升。（2）算力生態不完善。由于區域間數字化發展水平不均衡，中國部分地區（主要在中西部地區）數據中心的運行效果與原有算力設計規模的設想差距較大，且上下游企業基于算力協同聯動的能力和應用生態市場的協同發展程度不夠（郭亮，2024）。（3）算力體系建設自主程度還不高。目前中國算力在核心技術創新方面仍存短板，特別是在芯片軟件研發領域對外依存度仍然較高，關鍵核心技術的“卡脖子”風險持續存在。這不僅不利于更高性能的算力建設，也為日后的算力應用和安全運維帶來潛在的風險隱患。

第三，從算法的角度來看，算法的不合理發展可能會給市場競爭、產業協同等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因素方面帶來風險挑戰：（1）妨礙市場機會公平。算法的運行并非完全透明，許多大型互聯網平臺企業會借助算法技術、算法決策、算法推薦等手段構筑自身數據優勢、用戶優勢，并通過確立市場優勢地位的方式妨害其他市場主體的正常公平競爭。這不利于市場競爭機制的充分發揮和經濟活力的充分釋放。（2）形成算法壁壘，妨礙產業協同。一些企業處于維護自身壟斷優勢，設置算法壁壘限制數據要素在不同產業間的價值流動與共享，這會直接影響產業協同的效度，惡化產業體系發展生態。

五、數實融合下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實踐方向

在數實融合背景下促進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必須圍繞數實融合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四大優勢，從要素、產業、市場等多個維度著手，在健全和完善數實融合相關體制機制的過程中凝聚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制度合力。

（一） 完善要素市場化機制，釋放新質生產力所需要素的發展活力

第一，聚焦數據要素市場同其他各類要素市場制度的聯動建設，著力破除要素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豐富要素流動渠道，更好推動要素提質增效。這其中有兩個方面的重要內容：（1）對于數據要素市場而言，要加快打通導致場內場外數據各自循環的壁壘和關鍵環節，建立健全高效的公共數據共享機制與數據流通交易規則，實現數據的規模化流通和合理性應用。（2）對于數據要素賦能其他各類生產要素而言，要以新型基礎設施體系建設為抓手，實現區域間物流、信息流、數據流的協同流動，并在統一政策、規則、規制、標準的基礎上降低市場準入門檻、破除不必要的制度壁壘，推動要素在更大市場范圍內充分涌流、高效流通。

第二，要打通市場應用的難點、堵點，以要素生態、創新生態為抓手發展產業生態，優化要素市場運行機制。具體而言：（1）要健全并豐富要素交易平臺種類，創新新型生產要素培育和交易的市場規則，積極拓展現有公共資源交易平臺功能，探索要素交易平臺交易聯動機制，推動實現新要素與傳統要素的自由流通、有效結合。（2）大力健全科技成果交易、轉化和收益分配機制，完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推動知識技術人才等創新要素的流暢流動。

第三，要以高水平、高質量為總領，加快推進全國統一的質量、標準體系建設，積極推動地區間標準互認和采信機制，著力增強要素交易和資源配置的公平性、靈活性、協同性和適應性。

（二） 完善產業創新機制，加快科技創新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

第一，要依靠改革破除科技領域體制機制障礙，加強科技研發成果與國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場需求的匹配度，著力實現“技術開發—成果轉化—產品應用”全產業鏈的暢通（李翰斌，2022），推動從科學研究到實驗開發再到推廣應用的三級跳，讓一切創新源泉充分涌流。

第二，要進一步深化“產學研用”的協同聯動，暢通技術研發與產業鏈之間的關節鏈接，鼓勵技術專利增量創造與成果轉化，推動創新資源在“研發—轉化—應用”的全周期配置。要及時對產業應用條件成熟的技術專利進行開源共享，充分釋放市場經營主體的生產活力和技術再創新能力，鼓勵市場經營主體通過多方協作、技術共享等方式搭建創新平臺，探索未來前沿科技的新型開發協作機制。

第三，要在正確把握政府和市場關系的基礎上完善產業創新體制，進一步打通科技創新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通道。要積極響應市場需求，引導技術創新資源的高效合理配置，形成創新活動價值創造的強大合力。要在產業創新活動中突出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推動相適宜的各類要素資源向企業集聚、向產業集聚、向產業集群集聚，支持企業完善技術創新決策、研發投入、科研組織以及成果轉化的全鏈條生產創新活動體系。引導社會力量、企業力量參與重大科技規劃、重點產品科研攻關以及科技成果轉化的具體活動和規則制訂中，進一步凝聚政府和市場的協同創新合力。

（三） 完善新產業、新業態投融資機制，全面提高各類資本的利用效率

第一，要著力促進投資與融資的雙向協調匹配。投融資活動是項目與資金的“牽線人”，以資金和項目的性質、特征、期限以及主體的相互匹配為活動開展前提。要逐步打破目前過度倚重債務融資開展市場化產業活動的惡性循環，在特色優勢產業、專精特新產業、形成前瞻共識的產業上下更大功夫，以政府基金引導、社會投融資力量共創的方式，為數實融合下新模式、新業態的產業化落地提供穩定可持續的保障。

第二，要大力發展直接融資，積極發揮多層次資本市場應有的功能和作用。科創板、創業板和北交所是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陣地。支持新質生產力發展，加快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培育，需要資本市場增強對科技含量高的領域的精準服務能力，以專精特新的資產質量、技術含量為“金標準”盤活融資活動。具體而言，科創板要持續完善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經濟主戰場和國家重大需求的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融資支持體系，以“科技成果產業化”為標準推進上市條件多元化、信息披露規則完備化；創業板要發揮服務“三創四新”的定位，以“企業成長性”為標準，推動更多傳統產業通過技術革新、設備更新等方式發掘潛在創新生產能力；北交所則要立足服務“專精特新”中小企業這一戰略定位，以“企業在垂類細分市場的發展”的標準，靠前發力支持各領域產業創新的持續涌現。

（四）完善制度保障，更好統籌不同區域發展模式、發展動能的轉型升級

第一，要完善新型舉國體制，以數實融合為抓手大力發展科技創新。一方面，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更好發揮有為政府的導向作用。政府應針對發展新質生產力進行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戰略性布局、整體性推進，加快在關鍵性、顛覆性技術方面實現重大突破，爭取早日解決“卡脖子”難題，打造中國科技競爭新優勢；另一方面，發展新質生產力也離不開有效市場的積極作用。市場經濟主體應積極響應政府政策，努力探索前沿科技，通過科技創新的重大突破催生新質生產力。

第二，要建立健全區域協調發展體制機制，立足數實融合的發展機遇，更好統籌本地區、區域內、區域間三種不同層次的發展模式，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具體來說：（1）要立足本地已有的資源稟賦，在數實融合提升賦能的過程中引導資源投入本地區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的發展建設中，提高資源稟賦的利用效能。（2）要借助泛在互聯的數字技術賦予的治理效能，積極為區域內產業集群的高效能發展創造更加普惠公平的制度便利條件，營造產業良性再生、互生、共生的區域發展環境。（3）要立足產業體系的完整性、先進性、安全性，結合國家戰略部署，統籌區域間新型生產要素的差異化配置，形成不同區域錯位發展、協同共生的新質生產力發展格局。

China Economist （中文刊名：《中國經濟學人》）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主辦的面向全球發行的中英文學術期刊。China Economist創刊于2006年3月，始終致力于向全球傳遞中國經濟學與管理學最前沿研究進展，搭建中外學者相互交流的學術平臺和研究陣地，向全世界宣傳能夠代表中國人民根本利益訴求的研究成果，促進國外讀者更好地了解中國，不斷增強我國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話語權。《中國經濟學人》先后被EconLit、EBSCO、ProQuest、SCOPUS等全球主流、權威數據庫及索引系統收錄，入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AMI），是“代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英文刊最高水平”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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