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么堅持給經濟學家茶座寫文章？

【按】《經濟學家茶座》是中國經濟學界目前唯一的連續科普讀物，由中國社科院經濟所詹小洪老師在2000年領銜創辦。至今持續了25年，殊為不易。更難得的是，詹老師是“自帶干糧”辦刊，完全靠他的情懷和大家的支持才勉力維持。我為《茶座》寫了60多篇文章，是發文數量最多的作者。今天推送5年前的一篇舊文，給大家解釋背后的緣由。我覺得《茶座》是非常好的經濟學科普讀物，歡迎大家推薦給經濟學票友、高中生和同行。如有意購買，請關注其微信公號“ 經濟學家茶座 Teahouse”（ID: jjxjcz)。——聶輝華 2025-2-16

作者/聶輝華

很多人知道我，是因為看了我在《經濟學家茶座》上的文章。《經濟學家茶座》是一本介紹經濟學知識的通俗刊物，創刊于2000年。我從2002年開始給《茶座》寫文章（那時還是碩士二年級），至今（2019年）在《茶座》發表了50多篇文章，是《茶座》發文數量最多的作者。兩年前，還有一篇文章專門統計了《茶座》發文排行榜，本人名列榜首。這個發表數量遠遠超過我在其它任何報章雜志上的發表數量，甚至接近于我發表的所有學術文章數量。像我這樣一個青年學者，除了以教學科研為主業，還承擔了繁重的行政事務，為什么要花那么多寶貴的時間去寫那么多非學術的文章呢？首先說明一點，寫了這么多文章，并不能給我增加多少“外快”，因為《茶座》的稿費并不高。很多朋友都關心這個問題，因此我就應“店小二”詹小洪老師之邀，借《茶座》一角，談談自己“不務正業”的四個原因。

一、普及常識可能比理論創新更重要

不管是科學界還是文藝界，始終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如何處理普及和提高的矛盾？不要告訴我兩者都重要，因為一個人或者一個團隊的資源總是有限的，所以要么側重普及常識，要么側重理論創新。如果沒有權衡取舍，那么這個世界就不需要經濟學了。從歷史上看，中國傳統的士大夫（知識分子），除了當官，主要就是干兩件事：傳播知識和創造知識，也就是所謂的“為往圣繼絕學”。我認為，當下的中國正處于轉型時期，在很多思想文化領域總體上還處于啟蒙時代，亟需“開啟民智”。在啟蒙時代，普及正確的常識比創造新的知識更為緊迫，也更加重要。首先，從理論上講，一個經濟水平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其創造知識的概率要小于發達國家，而普及知識恰恰是其比較優勢。以經濟學為例，它肇始于西方，目前也是西方發達國家的研究水平遙遙領先。身處市場經濟體系還不完善的中國，絕大多數中國學者的研究都是驗證、補充或修正主流的西方經濟學體系。一個典型的證據是，很多發表在國際知名經濟學期刊上的文章，副標題都是“Evidence from China”（來自中國的證據）。實不相瞞，我自己的英文論文也用過這個副標題。趕超西方有一個過程，這很正常。當然，我們期待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能夠在經濟學理論上創新，但是這將是一個很長的過程。其次，從實踐上講，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主要得益于改革開放，而改革開放的政策基本上都遵循了經濟學的基本規律和常識，對經濟學理論本身并沒有多少突破或創新。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從封閉保守走向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現代經濟學知識逐步普及和應用的過程。夸張地說，就是一個普及常識和回歸常識的過程。前段時間，國內一群著名的專家學者在“中國經濟五十人論壇”上總結改革開放四十年經驗教訓時，不斷強調的主要觀點包括：要保持市場化的改革取向，要對國企和民企一視同仁，要減輕企業稅負，要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一些人充滿嘲諷地說，中國最聰明的一堆人開了一個頂級會議，結果證明了一堆常識或廢話。這樣的說法實屬苛刻，這是不了解中國國情。

正是因為向市場經濟轉型時期的中國亟需大量現代經濟學基本知識，所以才催生了一個繁榮的經濟學普及市場。2000年前后，以張五常、熊秉元、樊綱等知名學者為代表，一大批經濟散文、經濟評論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一個經濟學普及市場在中國大陸逐步形成。以高鴻業先生主編的《西方經濟學》教材1996年出版為界，西方經濟學傳入中國已經22年了，經濟學普及市場仍然沒有飽和。如今，在網絡音頻節目上，經濟學課堂知識能夠賣出2000萬元的“天價”，說明經濟學知識的普及仍然有巨大的市場。經濟學知識的普及者不要抱怨市場行情不好，而要反思自己是否針對需求進行了“供給側改革”。

在普及經濟學知識方面，我覺得很少有哪本傳統出版物比《經濟學家茶座》更重要、更對口。首先，給《茶座》撰稿的作者，大部分都是學業有成的知名經濟學者（如黃有光教授），或者在學術界嶄露頭角的青年學者，這確保了普及知識的準確性，不會導致“把經念歪了”。其次，《茶座》的主要欄目就是普及經濟學知識，包括用經濟學理論分析生活中的有趣現象，評論各國的經濟政策，介紹經濟學界的奇聞軼事，還有少數對最新成果的通俗解讀。它非常適合對經濟學感興趣但是又缺乏專業技術背景的普羅大眾。

二、通俗文章有時更能產生社會影響

中國學者除了著書立說，大多希望自己的學說或學術觀點能夠影響社會，因為中國文人自古以來就有一種很濃的“家國情懷”。對于身處“江湖之遠”的現代學者來說，要想讓自己的觀點變成政策，達致“廟堂之高”，主要有如下四種途徑：向政府提交內參、參加政府決策咨詢會議、參與起草法律法規、利用大眾傳媒發表自己的觀點。這幾年，中央高度重視智庫，遴選了25家國家高端智庫試點單位和13家國家高端智庫培育單位。我所在的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是首批25家國家高端智庫之一，因此能夠從機制體制上將學者們的觀點通過內參的方式上達中央，轉化為政策方針。但是大多數科研機構或大學并沒有這樣的天然優勢，學者們的觀點影響或者變成政策的概率是很低的。

相對而言，上述四種方式中，利用大眾傳媒來傳播自己的觀點，是普通學者們最可能影響政策的方式了。舉例來說，中小民營企業融資難一直是一個阻梗，媒體也高度關注。此時，如果中央電視臺某個欄目聚焦此事，邀請長期研究這個難題的某個經濟學者就此發表看法，那么這個學者的看法就可能影響或者轉化為政策。對于大多數普通學者來說，他們既沒有上報內參的機會，也沒有電視演講的機會，但是至少有在報章雜志和網站發表觀點的機會。事實上，在大眾傳媒上發表的文章，因為通俗易懂，傳播面廣，所以比在純學術雜志上發表的文章影響力可以大很多。

我自己在這方面有不少親身經驗。我寫過幾十篇學術論文，讀者恐怕不會超過1萬；寫過多篇內參，并且得到過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要批示；寫過幾十篇經濟評論或經濟散文，點擊率高的文章超過幾十萬次。到目前為止，我寫過的大約兩百篇各類文章中，影響力最廣的文章應該是2010年發表于《經濟學家茶座》總第48輯的《為什么“中國制造”在美國更便宜？》。這篇文章發表之后，我隨手貼在當時著名的天涯論壇“關天茶舍”板塊，很快被版主置頂，點擊數當天就超過10萬了。直到2016年，這篇文章后面還有人在跟帖討論，目前點擊數超過了52萬，并且此文成為討論中外物價倒掛的主要“參考文獻”之一。如果當年有微信，我相信這篇文章點擊數可能超過百萬。2012年我在莫干山開會時，聽一個部委的專家說，因為這篇文章的影響，有關部門專門向中央匯報了中國物價較高的原因。公允地說，好的學術論文能夠奠定一個學者的學術地位，但是有影響的非學術文章可以提高一個學者的社會地位。在當今這個時代，左手寫學術論文，右手寫經濟評論，更有可能實現經濟學者的社會價值。

2005年，聶輝華（當時是人民大學博士生）成為《經濟學家茶座》封二人物

三、通俗文章有更多的分析視角

著名社會學家鄭也夫先生曾經犀利地指出：“中國的經濟學家——水平差的不談——水平好的經濟學家和外國經濟學家寫的書比起來索然無味。差在什么地方？我覺得專業上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國外的優秀經濟學家們非常之博學。知識面太窄了，書寫得沒有味道，人家怎么能愛看呢！”為什么中國經濟學者知識面窄？因為經濟學作為一門高度數理化和分工細化的科學，鼓勵學者在一篇文章或一本書中深究一個問題，鼓勵那種“鉆牛角尖”的學問。中國經濟學者本來就處于跟隨地位，對非中文資料的獲取相對困難，當然就只能做單一視角的“小學問”了。

從做學問的角度講，鉆牛角尖是好的（其實也未必！），但是從普及經濟學知識的角度講，引經據典、博聞強識顯然更有效果。好在除了艱深晦澀的學術論文，還有深入淺出的經濟散文或經濟評論，讓中國經濟學者可以從多個視角對一個問題進行探究，讓文章寫得豐富多彩，讓讀者看得趣味盎然，不然我真不想做經濟研究了。我曾經與兩個學生合作寫了一篇文章《北京為什么實行無效率的車牌搖號政策？》（《經濟學家茶座》2013年總第60輯），從效率、公平、權力和民意等多個視角，解釋車牌搖號這一無效率政策存在的原因。按照主流經濟學的標準，經濟學家只關注效率，但是這就無法解釋很多無效率政策的存在。既然經濟學的主要目的是解釋世界，試問單一視角又如何能夠解釋五彩斑斕的多維世界呢？這本身恐怕就是一種諷刺吧。當然，有人會辯護，每篇文章只分析一個視角，這樣問題自然就分析全面了。且慢，這不就是“盲人摸象”的故事嗎？要問當今最火爆的經濟學家是誰？我想除了MIT（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無出其右。但大A（我對他的昵稱）最有影響的著作，絕不是他那些高水平的學術論文，而是他與詹姆斯·魯賓遜教授（JamesRobinson）合作的通俗著作《國家為什么會失敗》（Why Nations Fail）。有人問他，為什么此書不取名為《國家為什么會成功》？他說，因為“失敗”更有沖擊力。可見，世界頂級經濟學家也在乎社會影響和營銷技巧啊！

四、通俗文章有更多的讀者創作空間

今天的經濟學論文，簡直就是現代版的八股文。一篇典型的經驗研究論文是這樣謀篇布局的：題目一般是“A、B和C：基于X的經驗證據”，正文則包括“導論”、“文獻綜述”、“假說”、“數據”、“回歸結果”、“穩健性檢驗”和“結論”，加上“摘要”剛好湊齊了八個部分。而且，作為學術論文，用語比較嚴謹、嚴肅、嚴格，幾乎不能有任何文學色彩，也看不到比喻句、排比句、反問句等句式。象這樣了無生趣的文章，除了作者、審稿人和編輯，就沒幾個人喜歡看。如果還有其他人看（比如同行），純粹是因為工作需要（謀生），不然誰愛看這類佶屈聱牙的文章？一個著名學者跟我說，計量文章最不經看了：只要看一個摘要，知道哪兩個變量正相關（或有因果關系），用什么數據檢驗和度量，以及如何解決內生性，就夠了。如果是好一點的英文論文，起碼我還愿意多看一眼制度背景，了解一點有趣的知識。

但是，給《茶座》寫的通俗性文章就完全不同了。“店小二”詹老師高度保護作者們的創作積極性，尤其給予我這樣的老作者很大的自由創作空間。對于一篇文章，我可以用三個聯排的成語做小標題（比如《為何“自古紅顏多命薄”》一文），或者用一幅對仗工整的上下聯作為小標題（比如《楊小凱：華人經濟學界的“驕楊”》一文）；可以采取倒敘的手法，將農村變遷寫成一篇微型小說（例如《十年鄉村》一文）；還可以虛構人物，將企業理論知識寫成連載文章（如《送給小木匠的企業理論》系列文章）。總之，我盡量讓文章斑斕多姿、不落窠臼，而不是千篇一律。對于一個曾經的文學青年來說，除了《茶座》，我幾乎喪失了全部的創作自由（此處應有淚水若干……）。

最后一個問題。說了這么多《茶座》的好話，我是否贊同青年學者多寫通俗文章？我的回答是：因人而異。如果你覺得自己學有余力，文筆不錯，那么可以適當寫一點通俗文章。這樣既增加樂趣，又擴大文章的影響力，可謂兩全其美。但是，對于一個學者來說，不管非學術性文章寫得多好，都無法替代學術文章的價值，因此兩者是不可完全替代的，而應該是互補的。學術論文和通俗文章，既不是學者的里昂惕夫效用函數，也不構成字典式偏好，它們各有所長，又各有所短。

（聶輝華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本文發表于《經濟學家茶座》2018年第3輯，總第81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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