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紀勛：廟臺人家

（一）

我家的老街保佑橋直街，原來有兩座橋。北端，跨現在勞動路的叫大保佑橋；南端，跨八字橋直街和斷河頭的，叫小保佑橋。兩橋之間的中段有一個庵，叫頭陀庵。這庵的位置在老街和三財殿前（路名）的交叉口，坐東朝西，面寬約十四、五米，整個進深約25米。從我記事起，庵內已不見一尊菩薩，也沒有一個尼姑或和尚了，它成了街道的一家麻繩廠，不到十名員工，我家斜對面的陶師母和我同學沈根坤的媽媽，就在這廠里打工。

頭陀庵在紹興府城的位置

(《紹興府城衢路圖》 張明祥繪制)

頭陀庵隔街對面，有一個戲臺，我們一直稱它為廟臺。臺面比我那時的個子還高，齊臺面高的外墻是大塊的青石板，臨街兩根粗大的石圓柱，鐫刻著一副對聯“小往大來蒙保佑樂奏靈臺 詩歌妙手鬧頭陀歡騰佛池”。

古戲臺（圖片借用）

戲臺早已圮廢，我們從沒見過一次演出。倒是我自己演過一幕“血淚劇”。小學二年級，我和同學錢建國等兩撥人，玩“中國美國”的游戲，用啞巴籽（楝樹籽）當“子彈”，相互攻擊。我們在臺上，他們在臺下。我們的“子彈”打光了，從舞臺后撤，誰知臺板早已腐損，我一腳踩上，木板斷裂，摔落到黑咕隆咚的地下，后腦“轟”一聲，磕在一塊條石上，手一摸，濕漉漉的一把。待從黑暗的臺下走到外面，一看手上全是血，嚇得我大哭起來。爺爺聞訊趕來，抱著我到醫院縫了六針，至今留下傷疤。幸虧傷在后腦，沒有破相，但這一傷或讓我失去了三分聰慧。

（二）

大約是1966年，一直廢圮的廟臺，由房管會來修繕了。這不是戲臺的修繕，而是拆了戲臺，在里面簡單地作了欄隔，改成了民居，實際可使用面積約35平米。

不久，從永福街（三埭街的其中一條）搬來了一家子人，成為了我們的鄰居。舊時，唱（演）戲為生是三埭街的主要職業，男主人陳福林，早年也是一個劇團吹梅花的好手。解放后多個紹劇團合并，他在整合過程中離開，其時已成無業者。女主人叫李阿云，有瘸腿的殘疾。以前曾在一家紡織廠工作，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因國民經濟困難，城市企業實行大規模精簡職工，她也失去了工作。

他們家有8個孩子，前五個是兒子，后三個是女兒。記憶中，他們剛搬來時，大兒子有根在漓鐵工作，老二有生是先天的盲人，老三已過繼給別人，后面幾個兄妹均未成年。這個廟臺就成了一家九口的安身立命之地。后幾年老大結婚，也在這窘迫的空間簡單地攔隔幾平米，算是婚房了。

那年月全社會的住房都緊張，社會上欲結婚成家的男女青年，因沒有婚房而一再推遲結婚的不是個別。所以，廟臺人家即便九個人窩在一處，但頭頂有片瓦，腳下有塊石板地，也算過得去了。

（三）

他們最困難的是沒有維持生計最起碼的經濟來源。女主人操持一大家子的吃喝拉睡，當然不賺分文。男主人為養家糊口，不得不操起三埭街另一個老本行，挑起貨郎擔，餐風露宿走四方，到處收古舊破爛，一年到頭似不著家。

貨郎擔（圖片借用）

在漓鐵工作的老大算有穩定的工薪，但系學徒期剛轉正的職工，收入微薄。老二雖眼瞎，人卻極聰明，早學會了算命。但那年月算命屬于要打擊的迷信活動，只有像搞“地下活動”一樣，碰運氣賺上一、二毛錢。而其他的子女均在讀書或待業，是一戶窮得叮當響的人家。

我們常用“吃了上頓無下頓”來形容極度困頓，當年的他家則是隔三差四就遇到的常態。臨近傍晚，孩子們伸長脖子，盼老父歸。老父歸就有錢去買晚上的米了；老父不歸，就得挨餓了。他家二女兒云花至今回憶起當年情景，還是眼含淚花，一臉愴然。她告訴我：“許多天，我們都是差不多糧站快要關門時，才湊到錢，去買燒晚飯的米。有時父親遠在外地，家里又湊不齊買米的錢，我母親只能拿著升籮，向鄰居們借點米。”

那時是嚴格的計劃經濟時代，居民日常生活所需均憑票證供應：糧票、油票、肉票、水產票、豆制品票、煤球票、酒票、煙票.....樣樣都需票。一般家庭都嫌計劃量太少，比如每季每人 幾兩肉，幾兩油， 以至想吃上一頓紅燒肉近乎是個奢想；一般菜肴中也見不到幾顆油星子。但廟臺人家為保證最基本的糊口，還不得不將大部分票證賣給“黃牛黨”，來換取糊口的買米錢。我們老街多是平民家庭，也有不少困難戶，但他們一家無疑是最困難的，現在的年輕人是難以想象廟臺人家是怎么活過來的。

（四）

廟臺人家盡管窮到溚溚渧，但家風是正的，所有孩子不偸不騙不誑，不做壞事，從沒聽過他們有出格的事。他們除了對生活堅強的隱忍外，還有達觀的一面。老二有生拉得一手好二胡。夏日的黃昏，人們坐在街邊納涼時，他的二胡就拉開了。別看他雙目失明，但什么曲譜都能拉，抗日歌曲、革命歌曲、抒情的歌曲、尤其是京劇樣板戲的選段，更是拉得出彩。鄰居聽得開心，還要“點歌”，老二均滿足大家的要求。在文化生活極度貧乏的年代，他的一把二胡成了老街乘涼時的人氣中心。我最難忘記的是他演奏的“二泉映月”，寂靜夜空中飄來悠揚而凄然的樂音，似乎就是兩個盲人心靈碰撞的歷史回聲，它同樣撞擊了我們的心。

（圖片借用）

約是70年代后期起，他們的家境略有改善。老四有云，從打短工開始，終于被搬運公司錄用，盡管是重體力勞動工種，也算有了只飯碗。老二這個標準的殘疾人，也被政府安排到一家叫“紅波電聲廠”的福利廠工作，守著機器沖零件。這工廠在和暢堂，從保佑橋直街到廠里，健康人快步行走得半個小時，一個雙目失明，靠一根亮眼棒（竹竿）行走的人，至少得走2個小時。他頭一兩次在家人的幫助下走到廠里，以后就靠強大的記憶，早出晚歸。遇到大風大雨的天氣時，花幾個小時走到廠里，或回到家里，是一身濕漉，一臉狼狽。這種境遇也是常人無法想象的。

盲人過路（圖片借用）

盡管是社會底層的弱勢人，但也有七情六欲。聽我母親講：80年代中期，老二有幸地娶了一個妻。女子是廣西農村的，也是個苦命人，丈夫在她做月子時，因車禍亡故。在生計無著的情況下，經人牽線，嫁給了老二。她是帶著初生的男孩嫁過來的，次年回家探親，又帶來了 留在廣西的兩個女兒 。善良的廟臺人家，照單全收，雖然大大增加了家庭的經濟壓力，但對老二來說，也算是有了完整的人生。

（五）

前年，我們一眾老友到內蒙吉林旅游，順道到同行者奮勇兄支邊的農村，吉林省鎮賚縣建平鄉民主村作了一次有意義的訪問。這讓我想起了廟臺人家的老五陳志福。1972年，紹興地區1700多名青年，響應老人家的號召，到白城地區鎮賚縣支邊。我高中同學孫豫、對面鄰居云青，還有陳志福都加入了這行列。

奮勇兄當年居住的“知青屋”

志福名里有“福”，但命里缺福。約是60年代末期，鄰家一個七、八歲的兒童喊了句反動口號，被居委會和派出所追查。受到壓力后的兒童，或在家人授意下，說是志福教唆的。為之，年僅十三、四的志福，被“隔離審查”了一段時間。盡管最后不了了之，但給幼小的心靈帶來深深的傷害。

1973年，居民區動員初高中畢業生到吉林支邊。僅讀過幾年小學，且一直失學在家的志福，不想在家吃半饑不飽的閑飯，也報名了。這年他剛剛16周歲。

到吉林鎮賚縣后，落戶在黑魚泡大隊，干了幾年農活。后來被抽調到萬寶煤礦挖煤。因從小營養不良，且每天在潮濕的礦洞中勞作，他患上了嚴重的風濕性關節炎，后又發展至風濕性心臟病。

其實，一起支邊的紹興青年，在78年后，落實知青政策，陸續返鄉了。但被抽調到礦山，且生性忠厚的志福，因沒人告訴他有這政策，依然帶病在不見天日的礦洞中挖煤。直到1984年，他從牙縫中省下錢回紹興看病時，才知道按政策他早已可回鄉了。

回礦后，他向領導提出回鄉要求，自然被批準了。但命運總是捉弄不幸的人，他在興沖沖回家的途中，竟然遺失了戶糧關系遷移等回鄉的證明，回到家里變成“黑人”了。這不僅無法找到工作，而且沒有居民可享受的糧票、油票等一切票證，生活又一次給了他悶頭一擊。

他自己多次聯系礦山公司，杳無音信；居民區幾次發函給礦山，得不到回應。一次，教師崗位退休，在居委會任治保主任的母親說起這事，我給出了個主意：“到市委信訪室反映實情，請他們聯系對方，重開證明。”終于在信訪室方嬌英女士的幫助下，礦方重新寄來了戶糧關系的遷移手續，蕺山派出所葉根所長迅即給其辦理了落戶手續。

解決了戶籍問題，讓志福重燃了生活的希望。居委會幫助他找到了工作，以后他娶了老婆，以后他成了爸爸。

（六）

相對其他鄰居而言，我對廟臺人家的了解較少。一是他們搬來時，我已小學畢業，過了“滿街瘋”的年齡，和他們的孩子少有玩耍。二是1993年老街因建造中興路被拆遷，所有老鄰居都鳥獸散了，無從知曉他們后來的故事。是白城鎮賚之行，觸發了我碼點文字，記錄這戶鄰居過往生活的沖動，以照見那年代平民生活的真實一面。

新世紀之初，母親告訴我，她碰到已搬至鐵甲營的女主人李阿云。她告訴母親：現在的生活變好了，兒女們先后成家，她和老二住在一起。勝利小學讀書的兩個孫輩，因家庭情況困難，很受老師和同學們的照顧，逢年過節同學們送的水果、點心多得我們自己都不相信。她自己一手念佛，折“元寶”的功夫也派上了用場，和一群老太吃素念佛，似乎還成了一個“佛頭”。李阿云對我母親的一席話，既是一個家庭變遷的可喜過程，也是我們社會翻天覆地變化的一個縮影。只有走過或了解這段艱難困苦歲月的人，才懂得現在的一切來之不易，才會萌發感恩時代的情愫。

誠然，廟臺人家算是衣食無憂，翻身脫貧了。但從今天社會發展的眼光看，他們仍是社會的弱勢底層。第一代已駕鶴西歸，第二代相繼進入退休行列；第三代少有體面的工作崗位；住房條件依然寒酸，成了結婚成家的攔路虎；最根本的是培養教育第四代仍被諸多條件制約，倘要跳出“寒門”，恐還是一個夢。

他們的夢是“中國夢”的一個社會細胞，家國相連，底層百姓起碼的愿景無法滿足，談不上“中國夢”的實現。我祝愿“共富戰略”之光能照亮他們的未來，讓他們融入“共富”的行列；我也祝愿他們的后代像祖輩戰勝貧窮一樣，戰勝自我，靠奮斗和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將夢想變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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