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律師張和玉：無罪辯護與當事人利益最大化的辯護選擇

個案，有時可以推進法治健全，但不是每個案件都能這樣。

當一個案件不具備這個作用時，硬要去“撞”，就把自己的當事人給“撞死了”。

你的理想是你法治的理想，當事人給你錢不是讓你來推進法治的，是讓你來為我的利益最大化服務的。

沒有一個當事人說：“我給你多少多少錢，我弟弟寧愿把牢底坐穿，也要為中國法治做貢獻。”沒有這樣的當事人。

當事人說：“你不要給我說大話，我關心的是，委托你能不能讓我弟弟取保候審，能不能緩刑，讓他快點出來。我老爹老媽血壓高，都快急死了。”

這才是當事人的訴求。

某些個案，從公正角度看，應該做無罪辯護，因為當事人真的無罪或者我們內心認為無罪。

但是，司法實踐中，發(fā)現(xiàn)這種案子判無罪的可能性很小，比較大的可能性是律師做罪輕辯護，法院判緩刑。

這個時候，人早點出來就是當事人利益最大化。

我相信很多律師在工作中都遇到過這樣的問題，心里很糾結。如果這個案子拿到法學院的課堂上，毫無疑問大家討論的結果就是無罪。

但是，在實踐中，能不能做到？

我覺得，我們應該給客戶提供一個實用的方案。

這個時候，有一個問題很重要，那就是我們律師還擔負著實現(xiàn)司法公正、宣傳法治的責任。

當推動法治進步和當事人的利益發(fā)生沖突的時候，我們該選擇什么？什么是第一位的？

從理論上講，這個案子完全應該無罪辯護，但實踐中估計行不通。不是說做無罪辯護不行，舍棄了罪輕辯護這條路，舍棄了罪輕辯護的情節(jié)，最后會判的比較重，不能不考慮到無罪辯護的風險。

當然，誰都喜歡自己在法庭上做無罪辯護，那多滔滔雄辯、那多瀟灑，說不定還能贏得觀眾的掌聲呢。

但是，這真的是把當事人利益最大化放在第一位了嗎？

有法治理想的同時，必須正視一個現(xiàn)實：“是受當事人之托。”律師承擔著法治責任嗎？當然承擔法治責任，但是，我們更承擔著當事人利益最大化的責任。

所以，個案推動法治，是不能以犧牲當事人利益為前提的。

有的律師以犧牲當事人的利益來推進法治、來樹立自己的形象。這就如同一個醫(yī)生遇到一個稀有的疑難病，說我要把這個病例研究透，對人類醫(yī)學發(fā)展作出巨大貢獻。

為此，我就把你這個病人活體解剖了吧，你就別活了。醫(yī)學道德、醫(yī)生的職業(yè)倫理是不允許這樣做的。哪怕錯過了得諾貝爾醫(yī)學獎的機會，醫(yī)生也要把治病救人放在第一位，其次才是推進醫(yī)療科技的發(fā)展。

我們也一樣。有時候，我們的理想是受到個案的“當事人利益最大化”的阻礙的。你不能單純地去追求司法公平、公正，因為，某些司法環(huán)境達不到你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你為當事人設計辯護方案時，必須考慮到現(xiàn)實的利益。
同樣一個案件，它可能客觀事實是無罪，法律事實是有罪。面對這樣一個案件，你必須跟當事人講清楚，我堅決給你做無罪辯護，按客觀事實來辯護，你一定聽得很舒服，家屬也聽得很舒服，但是，以我的經(jīng)驗和預判，辦案人不會判你無罪的。

因為，以今天的法律事實和法律證據(jù)，只能判你有罪。原因很簡單，因為法庭追求的不是客觀事實，而是法律事實。

有這樣的案件：證明你無罪的那個人，可能正是舉報你的那個人。

兩個人單獨說過話，溝通過，沒有電話錄音、沒有電話記錄。現(xiàn)在，能證明你無罪的那個人，恰恰在舉報你。法官不能憑直覺和良心做判決，他要憑證據(jù)做判決。

在此情況下，理想必須圍繞“當事人利益最大化”服務。在這個基礎上，你再實現(xiàn)追求的司法公正、法治文明進步的夢想。這是相輔相成的。

絕對不是任何一個案件拿過來，直接都可以推進法治。它是一個量的積累，不是質的飛躍。壓死駱駝的，可能是最后一根稻草，但其他那么多稻草都起到量的作用。
香港法律界有句名言：“法庭從來不是搞清客觀事實的地方。”相信這句話在我們法律人心中是有共識的。“客觀事實＋證據(jù)＝法律事實”。沒有證據(jù)，就沒有辦法證明當事人無罪。

有時，憑良心講，有的人真的不是罪犯，可法律事實上被證據(jù)“鎖死了”，推不翻。證人明明是胡說八道，他當庭作證時，明明知道他胡說八道，卻沒有能力推翻昧著良心做假證的行為。

作偽證是要負法律責任的，對這點誰都明白，但是你證明他作偽證的證據(jù)在哪里？當你沒有這方面證據(jù)的時候，“假作真時真亦假”。

這種情況不僅會出現(xiàn)在刑事案件中，還會出現(xiàn)在所有案件中。這就是客觀事實和法律事實的距離。不懂法律的人不理解，他們認為：“法庭當然應該搞清法律事實了。”但我們律師知道在法庭上是要靠證據(jù)說話的。

當一個案子的“起訴意見書”寫出來后，律師可以看全部案卷，發(fā)現(xiàn)指控了5個罪名和8個罪行。對“起訴意見書”里的內容，我們經(jīng)過調查取證、會見被告、閱卷研究，最后，我們跟檢察官說，有2個罪名和3個罪行應該拿掉，檢察官通過兩次退回補充偵查，最后采信了我們的意見，“起訴意見書”里的5個罪名、8個罪行變成了3個罪名、5個罪行。減掉了兩個罪，減掉了三檔事兒，這其實就意味著我們在審查起訴階段無罪辯護成功。
但是，對律師來說一點兒都“不光彩”，我們也少了在法庭上很瀟灑地把公訴人給壓下去的機會，以至于在法庭上我們只能對剩下3個罪做罪輕辯護。我們這樣做，甚至連客戶都不理解。

但實際上，大家都知道，在審查起訴階段，5個罪變成3個罪遠遠比在法庭上把5個罪變成3個罪容易。

因為檢察院丟面子，公訴人的業(yè)績不佳，所以公訴人非常希望律師辯無罪的時候，在審查起訴階段就告訴他，雙方達成一致，我就把該拿掉的罪行拿掉，這樣我的面子就保住了，反正剩下3個罪對他來說，只要判刑就行了。

但是對我們來講，實現(xiàn)了當事人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真正優(yōu)秀的律師，是把很多功夫下在審查起訴階段，達成共識，拿掉一些罪行。

當然，有些人持不同意見，希望一個敏感案件成為打擊SF的利器，我覺得，應該懂得自己的立場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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