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人是納粹

1944年6月，本文作者的生父、納粹黨衛軍軍官格哈德·巴斯特因斗毆而留下了永久性疤痕。? 馬丁·波拉克

利維坦按：

十分理解作者為什么到50多歲之后才開始面對這段充滿恥辱的黑暗往事，畢竟，這段歷史涉及到的都是血親。或許也正因如此，給自己一個良心上的交代也是必然的選擇。身為納粹的后代，作者的反思不可謂不徹底，但這也是他對于歷史乃至當下歐洲最為憂慮的一點：即，那些納粹的意識形態從未遠離過歐洲。文中提及的“大取代”陰謀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如果展開論述近十年為何“大取代”陰謀論甚囂塵上，又必須結合歐洲移民政策等諸多因素來分析，這里就不展開說了） 。

我的家人都是納粹分子。我的祖父母。我的父母。我的繼父、我的叔叔——幾乎他們所有人都是二戰期間的鐵桿納粹分子。戰后呢？沒有一個人改變他們的信念，也沒有一個人對納粹罪行表示過任何遺憾。

相反，他們要么否認這些罪行，要么為其辯護，包括對謀殺和大規模屠殺的辯護，最糟糕的是，有時他們還積極參與其中。我們家也不例外——在奧地利和德國，有很多像我們這樣的家庭。

戰后的官方說法是，奧地利是希特勒擴張主義政策的第一個受害者。四個戰勝國——英國、法國、美國和蘇聯——明確認可了這一解釋，一些人認為，這一解釋讓奧地利和奧地利人民擺脫了參與納粹暴行的罪責。

但并非所有奧地利人都接受這個說法。奧地利社會的大部分人仍然對國家社會主義抱有強烈的認同感，這是一種激進的大德意志意識形態，它拒絕承認奧地利是一個擁有自己歷史和文化的獨立國家，并培養了根深蒂固的反猶主義和反斯拉夫情緒。

我的家人和許多其他人一樣，直到去世都堅信希特勒和第三帝國。“我們不是奧地利人，而是德國人，”這是我小時候經常被灌輸的信條。“我們將永遠為此感到自豪。”

我出生于1944年，也就是戰爭結束前一年。當我10歲時，我被送到一所寄宿學校，遠離我和母親及繼父居住的林茨（Linz），也遠離我經常拜訪的住在阿姆施泰滕（Amstetten）的納粹祖父母。為什么我的親戚要把我送走，對我來說仍然是個謎。也許他們被學校位于高山之巔、周圍環繞著樹林這一點吸引，因為那遠離了城市的腐化影響，遠離了猶太人和反德精神——正如我的祖母所說。此外，學校里我們還必須學習一門手藝——我成了一名木匠。

他們不知道的是，這所學校的精神非常自由。在那里，沒有一個老師是老納粹分子，這在50年代的奧地利是一個例外。因為大部分時間我都待在學校里，我與納粹親戚的影響隔絕了，很快我開始對他們的信念、他們的大德意志思想、他們的反猶主義以及對奧地利和民主的憎恨產生懷疑。在學校里，我們學到了其他的信念。

1944年7月，格哈德·巴斯特（本文作者馬丁·波拉克的父親，納粹黨衛軍軍官，左一）與父母在阿姆施泰滕。? 馬丁·波拉克

我的母親大約在1930年與漢斯·波拉克（Hans Pollack）結婚，他比她大20歲。我從未被告知他并非我的親生父親，但我逐漸意識到了這一點。我經常被送到阿姆施泰滕和祖父母一起住，他們以“我是真正屬于他們的孩子，格哈德（Gerhard）的兒子”的身份熱情歡迎我。而我的哥哥和姐姐，他們比我年長，卻從未去過阿姆施泰滕，甚至不知道我在那里的祖父母。對于年幼的我來說，這種局面既奇怪又令人困惑，但我只能接受了。

我記得母親第一次告訴我，我真正的父親名叫格哈德·巴斯特（Gerhard Bast），他是黨衛軍的一名軍官，也是蓋世太保的一位高級成員。當時我14歲，足以理解這意味著什么。她沒有告訴我他在戰爭期間做過什么——也許她自己也不清楚，至少不知道全部細節。他在1947年去世，那時我才三歲。得知這一切后，我感到震驚迷茫，完全不知所措。我也沒有人可以傾訴我的感受，即使是學校里的同學——他們同情我，卻并不真正理解我的處境。所以，我不得不獨自面對這個可怕的消息。經過很長時間的努力，我總算勉強過上了可以稱之為“正常”的生活。

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我已與家人斷絕了所有聯系，正在維也納求學。

某一天，我的叔叔突然聯系我，說我的祖母快要去世了。他讓我去阿姆施泰滕——那是維也納以西一小時半火車車程的地方。我匆忙趕去見祖母最后一面。她曾是世上最好的祖母，對我寵愛有加。然而，她也是一個固執而強硬的女人，并且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納粹分子。我去得太晚了。叔叔在門口迎接我時，說的第一句話是：“她像一個德國女人一樣死去。”

那一刻，我意識到這個家族絲毫沒有改變，也永遠不會改變。

要解釋我的家族為何與納粹主義有如此強的聯系并不容易。無疑，他們的背景和社會化過程起了重要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奧匈帝國時代，他們住在所謂的“下施蒂利亞”（Untersteiermark），即如今的斯洛文尼亞地區。像我的曾祖父這樣的德國民族主義者對哈布斯堡家族持懷疑態度，因為他們認為哈布斯堡家族是斯拉夫人的朋友，而他們鄙視斯拉夫人。

魯道夫·巴斯特，作者的祖父，納粹黨員，拍攝于1947年紐倫堡。? 馬丁·波拉克

19世紀后期，德國人與斯拉夫族裔之間的敵意和沖突時常發生。我的祖父和他的兩個兄弟被送往格拉茨（Graz）求學。他們在家里已經吸收了激進的德國民族主義，在格拉茨加入了一個名為“日耳曼尼亞”（Germania）的德國學生兄弟會（Deutsche Burschenschaft），這個組織以強烈的反猶主義和反斯拉夫主義而著稱。

學生兄弟會是暴力德國民族主義的搖籃，充滿了如今被稱為“有毒的男子氣概”。他們的成員酗酒、斗毆，以及在希特勒1938年吞并奧地利后，對奧地利大學中的猶太教授和社會主義教授進行殘忍、甚至致命的攻擊。格拉茨被視為抵御斯拉夫人——斯洛文尼亞人、克羅地亞人和塞爾維亞人——假想入侵的堡壘。

1938年，猶太人被強迫擦洗維也納的街道。? NZZ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帶來的影響，加深了我的家族對德國人將被斯拉夫人“劣等種族”淹沒的恐懼。他們認為，這些斯拉夫人正計劃剝奪辛勤工作的德國人的權利和地位。如今，歐洲各地的右翼政治家對移民提出的指控與當年的說辭如出一轍。“大取代”（The Great Replacement）這樣的陰謀論讓我想起了童年時聽到的言論。我的家人灌輸給我一種觀念：我們才是受害者，猶太人和斯拉夫人都在覬覦我們。

如今，這種加害者與受害者角色的顛倒在我們周圍隨處可見。弗拉基米爾·普京及其追隨者不斷聲稱，他們從未計劃對烏克蘭發起侵略，而是一直在防御那些包圍他們的敵人：一個試圖摧毀和平的俄羅斯、以實現希特勒原本目標的西方聯盟。這就是為什么普京不斷抨擊虛構的“統治烏克蘭的納粹”。普京的敘述已被歐洲各地的極右翼勢力越來越多地采納，尤其是在我的祖國奧地利的自由黨（FPO，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于1956年4月7日在維也納成立。編者注）。 今年6月的歐洲議會選舉中，自由黨贏得了最多的選票。

戰爭結束近80年后，為什么國家社會主義的強烈回聲仍然如此吸引人？為什么生活在和平時代、享受民主各種好處的人，竟計劃顛覆和破壞這一制度，同時試圖復興過去的意識形態和手段？仇恨言論、排外主義、種族主義、“主宰種族”的優越思想，以及對強權人物的崇拜——一個用鐵腕統治的“元首”——正在卷土重來，仿佛納粹主義從未發生過。這種現象不僅困擾著德國和奧地利，還影響了其他國家，包括那些擁有深厚民主傳統的國家。

這是某種集體失憶的表現嗎？作為納粹的后代，我們是否在某種程度上也負有責任？我們是否太過自滿，認為民主制度不需要我們積極捍衛就能存續？有時我會想，我的家人或許會成為普京及其同類的崇拜者。他們深信，民主是毒藥，只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才能拯救我們。

1918年，奧地利失去了作為一個擁有超過5000萬人口的龐大帝國的地位，變成了一個人口不足700萬的弱小、戰敗且極不穩定的國家。許多德語使用者發現自己成了新成立國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中的少數民族，由他們所憎惡的斯拉夫人掌權。與斯洛文尼亞鄰居的沖突、日益增長的排外情緒，以及對日耳曼民族優越性的信念，這些構成了我家族男性成員成長的環境。

1942年，作者的母親希爾達（Hilda）和父親格哈德在斯洛文尼亞南部的科切維（Ko?evje）。? 馬丁·波拉克

繼祖父之后，我的父親也在格拉茨（Graz）學習，并像他一樣加入了日耳曼尼亞兄弟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這個兄弟會變得更加激進。1931年，我父親20歲時加入了納粹黨，同時加入了黨衛隊。當時，黨衛隊還是一個小規模的組織，由隨時準備與政治對手（如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或警察）作斗爭的暴徒組成。在兄弟會的酗酒與斗毆文化的推動下，我的父親結識了一批新朋友，其中包括恩斯特·卡爾滕布魯納（Ernst Kaltenbrunner），后來成為帝國安全總局（RSHA）負責人、納粹大屠殺的主要實施者之一。

1938年，德軍入侵奧地利并將其并入德國第三帝國，這一事件被稱為“德奧合并”（Anschluss）。之后，我的父親在格拉茨的蓋世太保獲得了一份工作。他似乎是理想的人選——在希特勒掌權之前，他已是一名堅定的納粹分子。他因從事反奧地利活動而入獄過，就像我的祖父一樣，這對蓋世太保、黨衛隊及其情報機構安全局（SD）的職業發展來說，是極好的推薦信。從格拉茨開始，他被派往德國的不同城市。1941年1月，他被派往林茨，并成為當地蓋世太保的代理負責人。

吞并奧地利后，阿道夫·希特勒在前往維也納的途中受到了部分民眾的熱烈歡迎。? Heinrich Hoffman / Ullstein / Getty

林茨并非普通的奧地利城市。希特勒年輕時曾在那里生活過幾年，對這個地方有深厚的感情。他在林茨上過學，盡管并無顯著成就。他的一名同學，后來成為了我的繼父漢斯·波拉克。波拉克記得希特勒的一件往事：有一次學校組織郊游，經過一片長滿干草的草地時，希特勒點燃了草，然后爬上一棵樹，對同學們發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講。但同學們并未被打動，反而認為他瘋了。

作為蓋世太保的負責人，我的父親肩負著許多職責，包括執行針對強迫勞工、所謂的帝國敵人以及猶太人的納粹法律。任何案件似乎都無法逃過他的關注。一位朋友、歷史學家曾發現一個關于老人的悲慘故事：這位名叫馬克斯·戈爾格（Max Gorge）的老人住在斯泰爾（Steyr）附近村莊，是村里唯一的猶太人，他1868年出生于波西米亞，后移居奧地利，成為一名亞麻織工，退休后住在加夫倫茨（Gaflenz）鎮。他很貧窮，幾乎難以維持生計。然而，他并未逃過納粹的注意。在相關檔案中，我的朋友找到了一封由我父親簽署的信，要求當局登記并報告所有猶太人，無一例外。戈爾格在1942年初被送往維也納，隨后被送往死亡集中營。但在此之前，他因忘記在證件中加上“以色列”而被判入獄兩周。

沒有我父親的介入，戈爾格是否會幸存？我對此表示懷疑，但這并不是重點。我父親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簽署了他的死刑判決。或許有人會問，深入探討這樣一個看似無關緊要的案例是否真的有意義。難道沒有無數大規模屠殺的案例，成千上萬人在集中營或東歐的屠殺場中被殺害嗎？確實，我父親也親手參與了大規模屠殺。但我仍然認為像戈爾格這樣的個案很重要，因為它為后來的罪行奠定了基礎并營造了氛圍。

沒有人強迫我的父親加入蓋世太保和黨衛隊。他是自愿加入的，完全清楚他將被要求做些什么。他本可以選擇另一條路，比如成為一名律師，就像他的父親和叔叔——他們也參與了犯罪，但程度遠不及他。

那么，為什么呢？我常常問自己這個問題，但從未找到令人滿意的答案。

他不是怪物或虐待狂，而是別人眼中的一個好朋友，登山和狩獵的伙伴，我母親深愛的丈夫。他只是一個普通人。而像他這樣的人還有很多。

1914年，3歲的格哈德·巴斯特拿著他的第一把“真正的”槍，一把小口徑步槍。? 馬丁·波拉克

當然，他深度參與納粹政權的暴行部分是由于他的成長環境，但這并不能減輕他的罪責。他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學習過法律，懂得區分是非。有道德顧慮的人絕不可能升任林茨蓋世太保負責人這樣的職位。

命運的轉折發生在1943年11月，我父親的秘密警察生涯突然結束。作為蓋世太保負責人，他被邀請在靠近毛特豪森集中營的地方參加一次狩獵活動。在狩獵過程中，他意外射殺了一名趕獵者，一個男孩。或許有人會認為，作為高級蓋世太保和黨衛隊軍官，他可能只會受到一頓斥責。但在這些問題上，納粹非常嚴格。他被判處四個月監禁。

雖然他不必服刑，但被派往前線，領導一個特遣隊（Sonderkommando），負責清理戰線后的猶太人、游擊隊員和其他所謂的帝國敵人。這是一支死亡小隊。

那次狩獵事故標志著他人生的重大轉折。在此之前，他只是一個所謂的“案頭罪犯”。從那以后，他成了直接的施害者。

1944年，在斯洛伐克鎮壓民族起義時的格哈德·巴斯特。? 馬丁·波拉克

我花了許多年才開始研究我父親的生平。 我必須等到母親去世之后——在她還活著的時候，這個過程會太過痛苦和尷尬。 然而，即便在1978年母親去世后，我仍推遲了這項研究。 我告訴自己，現在不是時候，我有太多工作要忙（這當然是典型的借口）。 我直到50多歲時才認真開始搜索往事，因為我覺得自己不能再拖延了。

我首先向柏林聯邦檔案館申請了他在黨衛隊的檔案。 在研究過程中，我得知父親于1944年7月在波蘭比亞韋斯托克（Bia?ystok）附近與他的特遣隊會合。 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極不愉快的發現。 我之前并不知道他曾在波蘭服役，而這個國家對我來說有著深厚的感情。 我曾在華沙學習波蘭文學，至今仍視波蘭為我的第二故鄉。我第一次去波蘭是在我父親被派往那里的20年后，但兩者的目的卻截然不同。

在比亞韋斯托克，特遣隊7a（Sonderkommando 7a），也被稱為“巴斯特特遣隊”（Sonderkommando Bast，以我父親的名字命名），將一群年邁的波蘭人作為人質，隨后將他們押送到華沙。1944年夏天，他們在華沙城外扎營，當時華沙起義正如火如荼，市民奮起抗爭，試圖將城市從納粹占領中解放出來。

被迫為1005特遣隊工作的猶太幸存者站在亞諾夫斯卡（Janowska）集中營一臺碎骨機前。照片拍攝于集中營解放后。? wikipedia

當我開始研究這段歷史時，發現了一些文獻，揭示了我父親的角色。他和他的部下穿著便衣、全副武裝，進入城市執行“清理”任務，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殺死他們遇到的任何人——無論是手無寸鐵的平民、起義者，還是其他人，不分男女。他毫不留情。

他只是盲目地執行命令嗎？這只是部分事實。作為特別行動隊的指揮官，他幾乎是自己的上司。那么，他為什么這么做？

為什么普通人會如此輕易地變成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寧（Christopher Browning）所描述的“平凡的殺人者”？他們變得冷酷無情，堅信自己在做正確的事情，堅信自己在為正義事業效力。歷史記錄表明，當國家為針對少數群體的殺戮開綠燈時，人們更可能實施暴力。

而當沖突結束后，他們又會回歸正常生活，成為父親和丈夫。社會似乎并不怎么反感重新接納他們。這同樣適用于下一代。我這一代人中，很多人仍不愿面對納粹罪行的真相，也不愿承認他們的祖父母和父母曾作為自愿的追隨者支持納粹政權，甚至可能參與了這些罪行。他們要求我們在過去和現在之間畫上一條粗線，讓過去的事情過去。

在我的國家，任何堅持挖掘這段可恥歷史的人都不會受到熱情接待。社會中仍有很大一部分人認為，我們應該讓過去安息。

在許多情況下，即便是最嚴重的罪犯也能重返醫生、律師、工程師或工匠等職業。社會需要他們。在二戰這場徹底的道德災難之后，我們曾確信人類吸取了教訓，確信這樣的罪行絕不會再次發生，確信罪犯會長期被社會排斥。“Nie wieder”（“絕不再來”）曾是普遍的口號——但正如我們所知，這種決心并未持續太久。

我的父母在林茨相識并開始了一段婚外情。當時我的母親與漢斯·波拉克還在婚內，而我的父親格哈德·巴斯特仍是蓋世太保的負責人。我在1944年5月出生。1945年初，我母親與波拉克離婚，與我的親生父親結婚。考慮到戰爭已經失敗，我父親很快會被列入戰犯名單，這并非一個明智的決定。

顯然，我父親是我母親一生的摯愛。他比漢斯·波拉克年輕20歲，這或許是吸引她的一部分原因。我的親生父親認識波拉克，但并不熟。據我所知，他們之間沒有多少交往。當我18歲時，我母親問我是否想將姓氏從“波拉克”改為“巴斯特”——因為我出生時她仍與波拉克婚姻存續，因此我的文件上全是波拉克的名字。我考慮了一段時間，但最終拒絕了。或許這是因為我試圖與父親的家族及他在我眼中所代表的邪惡拉開距離。

如今，又一代人無力阻止邪惡在歐洲及其他地方的抬頭。

我無法、也不會去評判他人，但我知道，作為一名施害者的兒子，我不能對此視而不見。許多人說，是時候遺忘，讓過去過去——為何要一再翻出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

但我相信，我們有責任銘記。是的，我們可以向前看，但不能忘記過去。我們必須珍視對受害者的記憶，同時也要保存對施害者及其罪行的記憶。許多受害者似乎已無影無蹤——他們無名無姓，在滅絕營的焚尸爐中被化為灰燼，或被扔進某個深坑，永遠被遺忘。

一間滑雪小屋外懸掛著納粹旗。? 馬丁·波拉克

2014年，我寫了一本書，名為《受污染的風景》（Kontaminierte Landschaften），探討了這個主題。這些地方是恐怖事件發生的場所，那里發生了大規模屠殺，受害者往往就地掩埋。在研究我父親的過程中，我經常遇到這些“污染的風景”。在波蘭和斯洛伐克，我父親和他的部下曾駐扎的地方，我發現了許多這樣的“污染的風景”，大多數是無名的，受害者被埋在那里。

用“埋葬”這個詞并不準確：兇手只是隨便蓋上一些泥土。有些甚至連泥土都沒蓋。有些尸體在他們被殺害后不久被挖了出來，但另一些從未被找到——或者說，從未真正被尋找過。他們被遺留在某個隱秘的地方。沒有石碑，沒有基督教的十字架或猶太人的墓碑，告訴經過的人停下來想一想，這里埋葬著人類生命。

從波蘭撤離后，我父親帶著他的部下被派往斯洛伐克，鎮壓當地反抗法西斯政權的起義。當時斯洛伐克是希特勒德國的盟國。在斯洛伐克，我發現了許多我父親和他的部下留下的“污染的風景”。他們被派往那里追捕——字面意義上的“追捕”——猶太人和游擊隊員。我父親是一個狂熱的獵手，對山地生活非常熟悉。

在研究中，我發現了一件發生在斯洛伐克中部魯日諾貝羅克鎮（Ru?omberok）附近山區的事件。在一個叫布利（Bully）的小村莊里，特遣隊7a的成員發現了一群猶太人，他們藏在一個貧窮農婦的小屋里。我父親下令將他們全部槍決——包括那個為他們提供庇護的婦人。后來，當地人挖出了他們的尸體，并詳細記錄了遺骸和衣物。

當這本書以捷克語出版時，我收到了一封來自布拉格一位女士的信。她告訴我，這些無名死者中有一對帶著兩個孩子的年輕夫婦是她的親人——她的叔叔耶諾·科恩（Jen? Kohn）——班斯卡·比斯特里察的一位藥劑師，以及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她還寄來了一張她叔叔的照片，是一位英俊的年輕人。她寫道，盡管過了這么多年，她仍然很高興終于知道了他們的下落。

這正是揭開過去真相的意義所在——試圖為至少一部分無名受害者找回他們的面孔和名字，甚至可能還原部分他們的歷史。施害者竭盡全力讓他們永遠消失，從記憶中抹去，就好像他們從未存在過一樣。

1945年3月，特遣隊7a被解散。我父親去了林茨，我母親當時仍與我的繼父住在那里。不久后，我母親與繼父離婚，嫁給了我的父親。但那并不是開始新生活的理想時機。戰爭實際上已經結束，我父親忠心效命的第三帝國已然崩塌，蘇聯紅軍迅速推進。像許多他的同僚一樣，我父親上了戰犯名單，開始潛逃。

最初，對堅定的納粹分子的搜捕似乎被認真對待，但很快熱情就減退了——在奧地利尤甚于德國。所謂的“非納粹化”在大多數奧地利人中并不受歡迎，他們要么是納粹政權的追隨者，要么至少是冷眼旁觀者。盡管奧地利的大多數猶太人在集中營中喪生，反猶情緒依然根深蒂固。而今天，我們看到這種情緒正在迅速抬頭——或許這是我們國家當代最大的恥辱。

我父親潛逃了兩年，先是在奧地利，后來去了南蒂羅爾（現意大利的一部分），在那里他得到了一個富裕農民的庇護并找到了工作。他偽裝成一名伐木工，但顯然沒人相信。他臉上的疤痕出賣了他。但沒人介意。南蒂羅爾當時是某種意義上的“無人之地”。

1947年3月，我父親計劃返回。我母親和我將在因斯布魯克（Innsbruck）與他會合，然后陪他繼續逃亡到巴拉圭——一個像臭名昭著的約瑟夫·門格勒（Josef Mengele）那樣的老納粹的避風港。我母親只打算帶上我，她計劃把她的另外兩個孩子——我的同母異父的姐姐和哥哥——留給他們的父親照顧。我父親已經拿到了紅十字會簽發的必要證件，當時紅十字會正在積極幫助納粹分子離開歐洲前往拉丁美洲，發放了成千上萬的出境簽證。

我父親計劃穿越意大利和奧地利邊界的布倫納山口。他雇了一名當地年輕人引路，夜間的邊界戒備森嚴。然而，這位年輕的南蒂羅爾向導確信我父親的背包里裝著傳說中的納粹黃金。他開槍射殺了我父親，然后將他的尸體藏在一個掩體中。背包里并沒有黃金，只是一些衣物和其他沒什么價值的物品。幾周后，尸體才被發現。

我父親死后，我母親深受打擊。我當時太小，無法理解發生了什么。我們那時住在鄉下的一個村莊里，因為1944年底林茨的房子（波拉克的房子）被炸毀了。在那時候，沒人告訴我任何事——既沒提到我的親生父親，他計劃帶我和母親去巴拉圭的事情，也沒提到他的死。父親去世后不久，我母親又嫁給了波拉克，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波拉克又娶了她。她有三個孩子，沒有工作，而波拉克深愛她。沒有他，她會無依無靠。在我的家庭里，我們很少談論過去——而我也沒有提出問題。并不是被禁止提問，我只是沒有問。就是這樣。

去年，我收到了奧地利警方關于1947年3月布倫納山口謀殺案的檔案。我父親被射中三槍，兩槍打在臉上，一槍打在胸口。這些細節是我真的不想知道的。

他的生活是對持續暴力與非人性的寫照，而他的生命卻以犯罪的方式被終結。今天，我們再次面對暴力和赤裸裸的武力崛起。民主歐洲似乎準備不足。人們似乎又一次選擇閉上眼睛和耳朵。愿我家族的故事能夠成為一個警示。

關于作者：

馬丁·波拉克現居維也納，1944年出生于奧地利巴特哈爾（Bad Hall），在維也納和華沙從事斯拉夫和東歐歷史研究。學生時代，他開始翻譯和記者工作。

文/Martin Pollack

譯/tim

校對/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www.theguardian.com/world/article/2024/jul/23/my-family-and-other-nazis

本文基于創作共享協議（BY-NC），由tim在利維坦發布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