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夕，張偉才飛抵香港擔任第一部講述涼山彝族電影顧問經過

前言：《大涼山恩仇記》是李洪辛在深入涼山考察三年后，秉著種族平等的原則，于1943年完成的多幕舞臺話劇。因為題材的新穎，1947年底被導演洪深選中，1948年經過呂復的改編和洪深的導演，最終在上海、無錫、天津和重慶等地表演。
1947年李洪辛將《大涼山恩仇記》話劇劇本改成電影劇本，1949年被香港永華影業公司拍成電影后，在香港、廣州、上海等一些城市上映。
因無法找到電影資源，只能通過文字描述了解這部電影的一二，這部電影應該是最早講述涼山彝族故事的電影。當時在福州求學的涼山彝族學子張偉才被邀請到香港擔任了這部電影的顧問，為了尊重原創，內容未作改動。

電影“大涼山恩仇記”是歷史上反映彝族社會生活面貌的第一部故事片。此片在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四九年初拍出后，聽說只在香港、南洋和長江以南一些未解放的城市放映過，另外聽說有一些老同志在進軍涼山之前，為了工作上的需要在成都放咉給他們看過，除此之外，就再也沒有放映過了。該片據李洪梓同名話劇改編，卜萬蒼導演。

李洪辛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好些同志關心起這一部片子來。為此，我聽說州文化部門正在通過各種途徑查找這部片子，看能否拿出來放一放。與此同時，好些同志希望我把這一段歷史寫一寫，所以我只好把我擔任此片顧問的經過向關心此片的同志們作一個介紹。

一，我到福州讀書時成了報紙上的新聞人物。

我之所以被聘請赴香港擔任“大涼山恩仇記”的顧問，是報紙上對我的一些報道而引起的。我于一九四八年七、八月間被中華基督教會邊疆服務部保送到福州協和職業學校(四九年解放后改為福州農校)讀書。

我一到，學校就專為我舉行了一次歡迎大會，校長致辭熱烈歡迎我這個“來自邊疆的邊民學生”，我穿著全套彝族服裝向全體師生介紹了我們彝族的一些情況。這個歡迎會后，有一個同學為我寫了一篇“來自大涼山的兄弟”的文章登在福州《中央日報》學府風光欄上，接著一個記者來訪問我，并又寫了一篇“訪問記”登出來，這樣，我一下就成了一個福州市學生界議論的一個新聞人物了。

學校的師生對我都很是友好和照顧，如我來到前，該校都用福州話講課，連莫美蔭老師除英語課外也用福州話講課，大家知道福州話我們外省人是聽不懂的，更不用說我這個當時的“小彝胞”了。

我到后，為了照顧我，凡是我在場的課程都改用普通話講課，真難為了這些老師，因為福州人講普通話實在有困難，更不用說那些外籍老師了，又如校長赴美考察時還特從美國寫信來問我要什么禮物，結果給我帶來了一支“派克”鋼筆，總之對我是很為優待了。

張偉才（前排左一）

學校也經常用我來顯示一番。由于這個學校辦得有點名氣，所以經常有學校和客人來參觀，而每批客人都要求看看我這個“邊民學生”，因此我曾與好些學校的參觀者和客人見過面，其中一個是當時國民黨的福建省主席李良蓉，李問我在福州生活是否習慣，語言有否困難，并勉勵我好好讀書。

當時的教會學校都時興郊游和各種夏令活動，有些學校就請我去參加此類活動，我也就穿著彝族服裝在這類活動上顯示我們彝族并介紹我們彝族的一些情況。當時像福州這樣一些沿海城市的學生，對我國的少數民族狀況，確實了解太少。

當他們看見我穿著大褲腳彝族褲子時，問我怎么男子也穿裙子，有的問我“你們那里說不說我們中國話”，當我問他:“那么你認為我是哪一國人”時窘得面紅耳赤，有的甚至稱呼我是來自邊疆的“留學生”，真是笑話百出。

我就是通過報紙的報道和這么一些活動，這么一些議論，引起了被聘請去香港擔任顧問一事的。

二、我應聘赴香港當顧問。

擔任“大涼山恩仇記”片的副導演楊華是福州人。他從報上得知我這個來自大涼山的彝族來到福州讀書后，就請他在福州輪船公司工作的一個親戚向學校并直接向我交涉，說香港永華電影制片廠(這個名字是否記得準確，我不太有把握)即將要拍制一部“大涼山恩仇記”的故事片，請我赴港為此片擔任顧問，聘用時間最好是三個月最少也要一個月，學校堅決不答應，理由是“我校為這個邊民學生承擔了很大責任”不能應聘，我也說我是來讀書的，不能耽誤我的學業，所以只好表示抱歉。

后來楊華代表永華電影制片廠提出只需我耽誤一個星期，赴港給他們一些“指導”就行了，學校仍然不肯答應，而這次我卻堅持要去了，我想我們彝族從來還沒有一個電影片，更不要說是一個正兒八經的故事片了，而“大涼山恩仇記”不僅反映的是彝族，而且反映的是我們大涼山的彝族，人家好心為彝族拍這么一部片子，一再請我去幫助，在不太過份影響我的課程的情況下，不去是不對的，所以我就出面向學校交涉，說這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我非去不可，學校無奈，只好答應我去了。

“偉才同學”(福建人稱呼別人一般都省略姓氏)將要去香港拍電影當顧問的消息一下就傳遍了全校師生當中。有的羨慕我，因為我的同學中大都沒有出過遠門的，他們沒有見到過雪，沒有乘坐過飛機，甚至火車也沒有見到過。當初他們曾問我坐過火車沒有，火車是一個什么樣子，其實火車我是坐過了，但火車是一個什么樣子我都說不清楚，因為我當時從西昌飛重慶，重慶乘輪去南京，南京坐火車到上海，然后再從上海飛福州，一切都是人家代辦的。在一個晚上，南京邊疆服務部一個工作人員把我帶到我的火車座位上，一到上海又被人家接了去，我連火車的頭和尾都沒有見著，所以坐了一一次火車連火車是一個什么樣子我都沒有弄清楚。

這次我又要坐飛機去香港這么一個大城市，同學們當然有點羨慕了。有的主動把他們的西裝、領帶、手提皮箱借給我，說顧問嘛，就得有點派頭，不能太寒酸。有的給我出謀獻策，說當電影顧問面子大得很，應當帶一個秘書，為此好幾位同學爭著要去給我這個顧問當秘書。而我只知道應當去幫助一下人家，至于顧問是一個什么東西我既不知道也不感興趣，現在經他們這么二說，我不僅沒有引起重視反而有點不好意思起來，當然也就不敢答應帶一個什么秘書的建議了。

當時去香港不需要辦理護照和其他什么手續，永華電影制片廠從香港寄一張飛機票給我，我就去了。當時這條航線是上海——福州——廣州——香港，當時由于氣候原因此航班兩次誤期，而這兩次我都是發電報通知對方來接我的，第三次我終于坐上了飛機，但在飛往香港的空中我才想起忘了發電報通知人家，如果人家不來機場接我，我舉目無親到哪里去呢？真是發愁得不行。

其實事情并不像我這個無知的“小彝胞”想的那么復雜，當我在香港啟德機場一個大廳里，一邊等待英國海關檢查，一邊發愁不已時，忽有一個機場女工作人員問我這個航班的“空中小姐”:“你這班飛機上有沒有一個叫張偉才的客人”？這話我聽到了，我有點驚異，當“空中小姐”翻看名單，答復沒有這個客人后，那個女工作人員就大聲叫喊:“哪一位是張偉才先生？"我站起來說我就是，她說:“你不用檢查了，跟我來，電影制片廠有人來接你。”

我真是喜出望外，跟隨她走出檢查大廳就見到兩個各自都挎著一個照相機的人在那里盯著我，其中一個問:“你是偉才君嗎？”(他大概見我太年輕，不便稱“先生”)，我說是我，這位就是已和我通信幾次的付導演楊華先生，另一位是該廠工作人員查延年先生。

從此，在香港的十來天當中，就一直由他二位陪同我，除晚上睡覺外，不論工作、游玩、吃飯都由他二位陪同著，可以說是形影不離。

三，我這個顧問為“大涼山恩仇記”做了一些什么呢？

由于氣候的原因，飛機不能按期飛行，所以我在香港大概待了十來天。受到很好的招待，游玩、吃喝的時間多于我工作的時間。由于當時“大涼山恩仇記”還沒有開始拍攝，所以我只為他們做了以下幾件簡單的事情:

一是和“大涼山恩仇記"的導演見面。付導演楊華先生帶我去見導演卜萬蒼，卜導演告知我:“大涼山恩仇記”原是一個話劇，曾在上海等地公演過，很好，所以由他們改成電影劇本并決定拍攝，這部片子拍制完成后，主要拿到南洋各國去放映，他們預測看片的人一定會是很多的，還說他們計劃近日就到臺灣去拍“大涼山恩仇記”的外景，如可能的話希望我也一起去臺灣指導拍攝。

我說我很感謝，但實在不能去(解放后我很為此而慶幸，如果我當時貪玩而一時跟著去了臺灣的話，我就更沒法交代了)。同時向我講述了一下劇本內容，并征求了我的意見，我當時對電影藝術一竅不通，當然提不出什么意見來。這位導演除這次外，我再也沒有見到過他。

二是和演員見了一次面。我聽一些同志講(我也模糊地記得一些)，“大涼山恩仇記”主要是揭示一些彝漢之間的矛盾，表現出漢族官僚劣紳“見蠻不殺三分罪”和彝族黑彝統治階級燒殺搶擄漢族的一些情況。

它是通過大涼山上最大的黑彝家支阿候家的一個黑彝青年和他的妹妹兩個人的故事去發展開來的，哥哥是一個打仗的“英雄”，是一個神槍手，他百般仇視漢族，經常虐待他家的漢族娃子(奴隸)，經常拿這個漢族娃子打靶:讓漢族娃子把雞蛋放在手心上，他從遠處用槍打過來，把雞蛋打飛了而沒有傷著漢娃的手掌，以顯示他百發百中的槍法。而他的妹妹卻和這個漢族娃子講起戀愛來，因而就造成了一些悲劇。

大家知道這種事情在舊社會是不可能有的，這是作者憑想象瞎編亂造的結果。這些情況，是好些看過此片的人事后告訴我的，原來我是不知道其中有這么一些內容的。我記得演這個女主角的是孫景路，聽說她演得不錯，很像一個漂亮的、穩重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黑彝(貴族)姑娘一樣。

男主角是劉瓊，其他主要演員有王元龍等。當時這些演員大都和我見了一面，他們各自都根據自己將要扮演的角色提出過一些問題，我主要給他們講了一些彝漢關系、等級關系和彝族的禮貌禮節、風俗習慣等方面的一些問題。

三是叫我看了“大涼山恩仇記”的彝族服裝和其他道具。當我看到電影制片廠的服裝廠規模這么大，人數這么多，各個朝代各個民族的服裝都應有盡有時，使我驚奇不已，特別是當我看到為“大涼山恩仇記”專制的男女彝族服裝做得這么標準，這么漂亮時，使我驚喜萬分，我表示非常贊賞，非常感謝他們能如實地并高標準地反映出了彝族的服裝特色。

劇照

為了表達我的心情，我將我自己的那一套彝裝贈送了他們。他們給我戴上頭帕(上有“英雄”結)、穿上彝族衣褲、披上彝族披氈和“擦爾挖”(均用粗尼子制成），戴上大米臘珠耳環(木頭車成，用黃色染上)，背上背上一支包了銀子的步槍和楊華等人照了一些相片。總之“大涼山恩仇記”的服裝和道具，當時我是很滿意的。

四是我為“大涼山恩仇記”的配樂而唱了一些山歌，彈了一些口弦。負責為這部片子配音樂的音樂師請我去“顧問”了一下，他向我提出了彝音樂方面的許多問題，我向他談了彝族有些什么唱的、彈的，唱的，在什么情況下唱什么、彈什么、唱什么等”，但申明我是一個很不懂音樂的人，因而談不出什么。

音樂師說，根據電影故事的發展，什么情況下配什么音樂他們會考慮，他們所需要的是彝族歌曲的一些基本調子和基本動作，因而要求我唱一下彈一下，不需顧慮是否唱得好彈得好。這個要求使我十分為難，因為唱歌總是很難啟口的事，何況我這方面確實沒有水平，但這還是“義不容辭”的事呀，既叫一個顧問總得顧人家的問才行，管他呢！反正香港這個地方又沒有一個人聽得懂我的唱詞，沒有一個人來評價我唱得是否走了調，干就干，我只好硬著頭皮，厚起臉皮唱起來。

我把音樂師的灌音室當成了大涼山，好比我牧羊在山上唱山歌，好比青年之間在調情對歌，越唱越來勁，不僅唱了甘洛調的山歌，而且唱了越西調和布拖調，不僅彈奏了三弦口琴而且彈奏了二弦和單弦口琴。內行人聽起來肯定是糟透了，會聽的人聽起來，肯定是笑話死了。但我自己既努了力也很感滿意的，因為我相信基本調子還是過得去的，畢竟那時我還是一個愛唱愛彈的彝族小伙子嘛。唱彈灌音完畢后，我把我所帶的銅口弦和竹口弦統統送給了音樂師，好使他們仿制使用。

五是讓我為“大涼山恩仇記”做了一些宣揚工作(這是我后來才意識到的)。這可以用這么兩件事來說明:一是永華電影制片廠把我來港擔任“大涼山恩仇記”顧問一事，作為新聞在報紙上作了報道，二是楊華等人盡量把我紹給當時的電影界人士，以擴大該廠拍制這部片子的影響，如名演員陶金是在街上遇到后楊華給我介紹的，陶簽名送給了我一張照片。

還有一次是楊、查二人帶我去參加一對電影演員的結婚典禮，見到一個電影“明星”就給我介紹一次，由她或他在自己的照片上(這些照片楊華帶了一大把)簽止名字送給我，如白楊等名演員就是這樣在自己的照片止寫上“偉才君留念”人后送給我的。這些照片和所有在香港照的許許多多照片，在"文革”時期，為了少給我增加一點“罪惡”而統統被我愛人付之一炬了。

四、我當顧問得到的報酬。

以上就是我擔任“大涼山恩仇記”顧問的經過。對此片的內容，主題和評價等各方面我都把它說不清楚，因為這部片子我根本沒有參加拍攝，拍攝完成公演后我也沒有看到過，只是聽到看過此片的人告訴我說片子的開場字幕上有我當顧問的名字，而在當時我卻從未想到過我的名字會以“顧問”的身份出現在銀幕上。

事后想起來，我才意識到，其實人家只有我這個直正是來自大涼山的彝族應聘當顧問并親自到香港走一趟。然后把我的名字印上拷貝就行了，至于我能否起到顧問的作用，看來不是導演先生考慮的主要問題。

那么我這個顧問究竟得到了什么報酬呢？說來也是很好笑的。在香港的十來天當中，楊、查二人除了陪同我工作外，還每天都陪同我游玩、吃喝、照相，招待是很不錯的。在港期間他們給了我一百元港幣作為零用，回福州時送給了我三張英國人造絲。對此種種，我是十分感謝電影制片廠和楊、查二人的。

可一回到福州，我的老師同學們聽說我這個顧問只得到這么一點報酬時就很不以為然，他們說當一部電影的顧問報酬是很高的，怎么只拿一百元港幣、三丈絲綢就打發了呢？他們說我受騙上當了，本來多要一些錢完全是應該的和可能的，自己太老實，不會和人家講價錢，自己放棄了這么一個賺錢的好機會，真是太可借。總之一個二個都在埋怨我。

當時，同學們的這些話，我并不以為然，因為我的主要目的是去幫助人家拍一部關系到我們彝族的電影片，報酬我連想都沒有想過，何況我還免費游了一趟香港，何況人家這樣很好的招待了我，為我花去了這么多錢呢。但過后回想起來，同學們對我埋怨，為我抱不平的那些話，可能也是有道理的。

一九八六年一月于西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