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三年的紫禁城為何“血流成河”？

（本文摘自《大禮議：嘉靖帝的禮制改革與皇權重塑》第一章）

編者按：興藩世子朱厚熜入主紫禁城，是為嘉靖帝。但嘉靖帝繼承君統后，以楊廷和、汪俊為首的群臣進一步請求嘉靖帝繼承宗統，即改稱已逝的弘治帝為父，而稱生父為叔，使君統與宗統得到統一，合乎明朝一直以來的宗法制度。但嘉靖帝始終不愿，自此引發了延續二十四年之久的“大禮議”，這是親情之爭，也是嘉靖帝的皇權之爭。“大禮議”的高潮發生在嘉靖三年，左順門事件爆發，陰云籠罩了皇城。

嘉靖三年二月十三日（戊申），禮部尚書汪俊會同朝臣二百五十余人重申“濮議論”，抨擊張璁、桂萼狂妄，“故繼主于大義，所生存乎至情”。嘉靖皇帝不予理會，反而命張璁等人盡快進京，以便商議“大禮”。

綜合嘉靖皇帝的舉動及前后種種跡象，嘉靖皇帝非爭“大禮”不可的意圖顯現。不久后（三月一日），嘉靖皇帝便以孝心未盡為由，重議“大禮”，要求禮部加稱尊號，“興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并命宦官前往安陸興藩，迎興獻帝神主，欲在皇宮內院的奉先殿側建觀德殿，充當家廟，以便祭祀。這項命令一出，朝議嘩然，眾臣紛紛上諫勸誡。但嘉靖皇帝皆不理會，將上諫者停俸，同時也下令禮部，改興獻帝陵墓為“顯陵”，祭祀儀制抬高為天子之祭。

禮部尚書汪俊為維護“濮議論”的基本立場，又見嘉靖皇帝將重議“大禮”，因而召集群臣，請與嘉靖皇帝妥協，讓興獻帝尊號加稱“皇”字，希望能滿足嘉靖皇帝，不再堅持稱興獻帝為“本生皇考”。嘉靖皇帝本想作罷，不再多生事端，但此時又接獲張璁的奏疏，疏中分析“加稱不在皇不皇，實在考與不考”，表示不與“濮議論”妥協的立場，力勸嘉靖皇帝拒絕禮部的方案。對此，嘉靖皇帝深以為然，立刻表明不愿接受汪俊的提議，直接下詔決定“興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張璁、桂萼又上疏，請去“本生”字樣：興獻帝的尊稱雖有“本生皇考”，但仍無法表明興獻帝的身份，“曾有一人兩考之禮乎”。若不去掉“本生”二字，興獻帝仍會被視為“皇叔”，而非“皇考”。禮部尚書汪俊受挫后，便因反對觀德殿的興建遭到罷免，使主張“濮議論”的一方元氣大傷。

尤有甚者，嘉靖皇帝不理會吏部的廷推結果，特旨授命南京兵部右侍郎席書擔任禮部尚書，使主張“人情論”的一派實力大增，可以左右禮部廷議的結果。盡管如此，持“濮議論”的人士，如吏部尚書喬宇、九卿與言官群體，批評張璁、桂萼等人的攻勢仍舊猛烈，頻頻上疏論辯，并會同群臣上奏《建室議》，反對建觀德殿，要求懲處張璁等人。面對眾多朝臣的反對意見，嘉靖皇帝先是婉轉述說自己只是想盡孝道，請言官們不要為難。但言官仍不為所動，繼續彈劾張璁等人，讓嘉靖皇帝越來越無法忍受，君臣關系惡化，沖突日益尖銳。

到了五月，首輔蔣冕以老病乞休為由，試圖勸阻“大禮”之議。嘉靖皇帝大怒，立刻罷免蔣冕，還責罵他多次乞休的行為“非大臣事君之義”。又親下手詔，破格任命張璁、桂萼為翰林學士，方獻夫為侍講學士。這項特殊的任命，引起翰林院諸臣極度不滿。特別是楊廷和之子、翰林院修撰楊慎更為憤怒，于是鼓動三十六名翰林學士，聯名上奏，表示翰林院眾官羞于與張、桂等人為伍，愿請辭官回鄉。同時，翰林院修撰呂柟（1479—1542）、編修鄒守益（1491—1562）亦上疏力諫，請罷興獻帝稱考與大內立廟二事。嘉靖皇帝十分氣憤，令錦衣衛逮捕呂柟與鄒守益二人，嚴刑拷打，謫降邊地。

吏科都給事中李學曾（弘治十五年進士）等二十九人、河南道監察御史吉棠（正德九年進士）等四十五人則代表言官意志，聯合上疏“萼等皆曲學偏見，紊亂典章”，請求嘉靖皇帝予以懲罰。御史段續（嘉靖二年進士）、陳相（正德十二年進士）“極論席書及萼等罪狀，請正典刑”。面對雪片般涌入的彈劾奏疏，嘉靖皇帝不再容忍，怒責言官，命他們申辯己罪，還以欺罔妒賢的名義，逮捕段續與陳相二人，交由北鎮撫司拷問。吏部員外郎薛蕙（正德九年進士）更為激烈，上《為人后解》二篇，明言大宗小宗之別，再作《為人后辯》一篇，說明“大宗不可絕”的理由——“繼祖體而承適統，合于為人后之義，坦然明白”，規勸嘉靖皇帝接受自己的嗣子身份，不要再議“大禮”，破壞國家禮法。后又有鴻臚寺右少卿胡侍（正德十二年進士）等人彈劾張璁為奸邪小人，必須罷劾。嘉靖皇帝不聽，反而處罰這些言官，皆予謫官奪俸。

從這一連串的沖突來看，可知嘉靖皇帝的態度日益固執，張璁、桂萼等人與“濮議論”的支持者之間，對立也越來越分明，讓“大禮”日趨激烈，進而升級為君臣間的政治斗爭。到了七月，“大禮議”已達白熱化，進而掀起一場軒然大波，史稱為左順門事件。

七月十二日（乙亥），嘉靖皇帝下諭禮部：“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更定尊號，曰圣母章圣皇太后，于七月十六日恭上冊文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內閣大學士毛紀、費宏接到詔令后，大驚失色，紛紛表示反對，并向皇帝諫言，“本生二字，上干宗廟，內干宮闈，事體重大”，希望嘉靖皇帝收回詔令。朝廷官員也紛紛上疏，勸阻皇帝，甚至表示不愿參加冊封典禮，堅持去“本生”二字。但張璁和桂萼兩人卻一同上疏，列舉禮官欺罔十三事，批評支持“濮議論”的朝臣是朋黨、是小人，應予以治罪。嘉靖皇帝不愿意引起朝政動蕩，留中所有的奏疏。

七月十五日（戊寅），按例于奉天門召開早朝。吏部左侍郎何孟春（1474—1536）見嘉靖皇帝留中所有奏疏，惶惶不安，欲趁早朝議事的機會，襲用成化朝的故事，制造輿論壓力，讓嘉靖皇帝收回旨意。于是翰林院檢討王元正（正德六年進士）及張翀（正德六年進士）等人在金水橋攔住剛下早朝的官員們，振臂大喊：“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當共擊之。”素有清望的楊慎也呼吁：“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在楊慎等人的鼓動下，共召集了二百二十多位大臣伏跪左順門外，欲行哭諫，甚至還高呼“高皇帝”“孝宗皇帝”的名號，群情激動。嘉靖皇帝不得不軟化態度，數次派出司禮監太監安撫伏闕諸臣的情緒，命他們先行退去，否則將處違反朝儀之罪。可是伏闕諸臣不聽，還要求閣臣毛紀等人一同在左順門跪伏。內閣首輔毛紀聽到消息后，便帶頭跪伏，試圖挽回皇帝的心意。直到中午，整個跪伏行動持續擴大，氣氛更為昂揚，反而聚集了更多的官員。

被群臣拒絕的嘉靖皇帝感到非常難堪，認為朝臣的集體跪伏是要挾手段，也是對皇帝權威的反抗，于是改采強行鎮壓的手段。先命司禮監太監記下伏闕諸臣的姓名，再派遣錦衣衛逮捕伏闕行動的首謀者，翰林學士豐熙（弘治十二年進士），給事中張翀，御史余翱（正德六年進士），郎中余寬（正德六年進士）、黃待顯、陶滋（正德九年進士）、相世芳（正德九年進士）及大理寺正毋德純（正德十二年進士）等八人皆收押入獄。楊慎等人見狀，十分憤慨，不禁用力拍打左順門的大門，放聲大哭，哭聲竟震動宮廷，場面失去控制。嘉靖皇帝聽到楊慎等人的哭喊聲，更加震怒，再命錦衣衛強制驅離左順門的群臣，并逮捕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將之下獄，勒令四品以上的八十六名官員在家待罪、聽候發落。

面對嘉靖皇帝的雷霆之怒，吏部左侍郎何孟春仍想挽回劣勢，借助通政司官員的協助，再度上疏反駁張璁的《正典禮第七》，辨明自己和伏闕諸臣并非朋黨，請嘉靖皇帝勿信讒言。何孟春求助通政司的舉動，不只犯下偷窺奏疏之罪，也讓嘉靖皇帝怒責何孟春：“結眾口為朋儔，因私忿而傷大體，豈大臣事君之道。”他更懷疑伏闕諸臣的動機，認為朝廷之內必有朋黨，企圖干預皇權的獨斷。并申誡通政司，不得再讓他人窺探奏疏，違者嚴懲不貸。經過這次事件，嘉靖皇帝外放何孟春為南京工部左侍郎，切斷其人事紐帶，淪為贅員，使其不得再爭論“大禮”。七月二十日（癸未），嘉靖皇帝讓錦衣衛立即審訊，指責伏闕諸臣“以忠愛為由，實為欺黨，私朕沖年，任意妄為”，并流放豐熙等八名伏闕領袖，四品以上官員停薪，其余一百八十多位官員遭杖刑，翰林修撰王相（正德三年進士）、王思（正德六年進士）等十七人慘遭杖死。嘉靖皇帝仍沒有消氣，特別下令將楊慎、王元正及給事中劉濟流放充軍，安盤等人俱削籍為民，主張“濮議論”的骨干成員幾乎被罷斥殆盡，奠下“人情論”獲勝之基礎。

無心鏡說：

明朝有兩個轉折，一是英宗時期代表明王朝強盛時代的結束，二是嘉靖時期整個王朝趨于衰弱。

可以說，嘉靖時期是明王朝一個重要的轉折時代。

所以說：不讀嘉靖則不知明朝。

但嘉靖帝一即位，首先面對的就是一場“爭大禮”的斗爭，說白了，其核心就是嘉靖帝認誰為父親。嘉靖前期，朝廷的政治核心即在此，而且“大禮議”影響著整個嘉靖一朝。

所以說：不讀大禮議則不懂嘉靖。

國內關于“大禮議”的專著并不多，究其原因還是因為這個問題牽涉太廣，要把這件事講清楚，并非易事。而尤淑君的《大禮議》恰好填補了這一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