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雍正的經濟改革對滿清有重大貢獻？1678年12月13日胤禛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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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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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雍正的經濟改革對滿清有重大貢獻？1678年12月13日：愛新覺羅胤禛，清朝雍正皇帝出生

雍正時期的經濟改革有哪些？

我們首先看看，古代農民每年要怎么交稅？

以明代為例，王朝建立以后首先核實天下的戶口，隨后不斷登記這家人口增減情況，以確定收稅的基礎；其次，大明測量了全國土地的畝數(shù)，也作為收稅的根據(jù)。

明代中期張居正進行改革，推行了一條鞭法。

簡而言之，一條鞭法改變了賦稅和徭役并存的局面，直接以土地畝數(shù)為單位。

以往的農民除了要加納土地稅，人頭稅以外，每年還要無償為政府做工，也就是服徭役，另外還有亂七八糟的各種雜稅。

除了納稅種類繁多，交稅的形式也有很多，如農業(yè)稅主要是繳納糧食，有時候則要交納絲絹或者錢銀，沒有統(tǒng)一的標準。

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將各種稅收統(tǒng)一起來，賦稅和徭役只需要繳納金錢，以白銀作為繳納的貨幣，根據(jù)家里的土地數(shù)量和人丁數(shù)量進行繳納。

一條鞭法最大的好處就是，一切稅費都是明確的。你家有多少土地、有幾口人，就應該交納多少銀兩的稅收，全天下都是一樣，連三歲孩子都知道。

這樣就減少了各種官吏和地方豪強，借機剝削民眾。朝廷本來要收稅10兩，他們能一共收稅50兩。

古代民眾繳納稅收主要是糧食等實物，很多時候還需要運到省會甚至首都去，路費就是一大筆錢。一條鞭法直接繳納銀兩，減少了運輸費用，減輕了民眾的負擔。

當然，明代一條鞭法是有缺點的：除了按照土地繳納稅收以外，還要征收人頭稅，導致民眾負擔較重。

隨著明代中后期人口增長，一些貧民家庭生育了很多孩子卻沒有足夠的土地，這些孩子也需要交納不小的人頭稅，導致生計艱難。

而雍正厲害之處，在于“攤丁入畝”，“火耗歸公”，“官紳一體當差納糧”等納稅改革。

雍正很清楚，現(xiàn)行的稅務制度讓貧民的生活困難，人頭稅又是最大的問題。

一些貧窮地區(qū)的農民無力繳納人頭稅，將新生的女嬰送人、丟棄甚至溺死。

這導致清代初期人口增長緩慢，到了雍正時代僅有數(shù)千萬人口，距離明代人口頂峰差距很遠。

康熙時代執(zhí)政后期，為了緩解人頭稅的矛盾，確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原則。也就是說，從康熙51年后出生的人口不要繳納人頭稅，只對之前出生的人口征稅。

雍正認為這還是不夠的，最終選擇“攤丁入地”制度。

簡而言之，政府不再征收人頭稅，只按照土地畝數(shù)征收賦稅。

這樣一來，缺少土地的貧民負擔就大為減輕，也敢于生孩子了。

自然，雖然雍正不再需要人頭稅，男丁仍然需要服徭役，同時還有變相的人頭稅鹽稅。

每個人都要吃鹽，滿清政府將食鹽壟斷后以高價銷售，等于變相收取人頭稅。

除了攤丁入地以外，雍正推行了“火耗歸公”。火耗是各級官吏剝削民眾的手段，在明清時代已經成為公開的規(guī)則。

官吏借口民眾繳納的白銀需要重新熔鑄，期間會有一定的損耗，迫使老百姓額外交稅。

其實，火耗是官吏公開剝削民眾，額外交納的錢財都被他們侵吞。

康熙進行稅務改革的同時，對火耗這種公開的官場貪腐保持默認態(tài)度。可惜各地的火耗不同，有些地方火耗銀非常高。

以山西為例，康熙時代后期民眾繳納1兩白銀，就要另外繳納火耗2錢，全省火耗高達40多萬兩白銀。

康熙時代末期，一些大臣提出由政府承擔火耗，以減輕民眾壓力。康熙認為這會減少政府財政收入，對此不予理睬。

雍正上臺以后，認為火耗必須取消，這是減輕民眾負擔的唯一方法。

于是，他上臺第一年就在全國推行“火耗歸公”。簡而言之，所謂的火耗銀兩不再由老百姓承擔，而是政府負責。

這樣一來，火耗又成為公開的東西，等于政府發(fā)給各級官吏的福利。官吏則無法通過火耗敲詐民眾，真實收入反而大為減少，老百姓負擔減輕了。

另外，雍正還推行了“官紳一體當差納糧”。

中國古代的官紳屬于特權階級，享受免稅的特權。

小說《儒林外史》中，范進剛剛中舉，就有很多鄉(xiāng)紳來巴結。為啥？當時舉人以上的鄉(xiāng)紳，以及各級官員都不需要繳納各種稅收，尤其他的奴仆也不需要納稅。

一旦有人中舉，當?shù)赜行└粦艟妥黾偈掷m(xù)，將自己的大量田產虛假過戶給范進這樣的舉人，這些田產就不需要納稅。免除的稅金則由范進和富戶分享，大家都占了便宜。

隨著官紳集團的擴大，到了康熙后期已經成為數(shù)量龐大的團體。任何一個縣城都有不少家族屬于官紳，即便非常富裕也無須繳納稅收。

久而久之，民間就出現(xiàn)一個怪相：地方上有錢官紳家庭不要納稅，貧窮家庭則需要砸鍋賣鐵交稅。這導致貧富差距加劇，也造成朝廷稅收大為減少。

雍正認為，貧苦百姓一百家交納的稅收，還抵不上一戶官紳，所以推行了“官紳一體當差納糧”，也就是官紳也必須一定程度交稅。

以上三項經濟改革可不容易，因為它們動搖了地方實力派的利益。

攤丁入畝迫使大地主納稅更多，貧民納稅較少；火耗歸公減少了官吏的剝削搜刮；官紳一體當差納糧則強迫地方特權階層交稅。

于是，這些改革都引起了全面的抵制和反對。

以官紳一體當差納糧為例，官紳們堅決反對，其中很多是考取功名的讀書人，用筆桿子對雍正進行強烈抨擊。客觀來說，雍正的政治改革成就遠遠高于父親和兒子，執(zhí)政時間又不是很長，口碑卻非常差，都是被反復輿論攻擊的結果。

到了乾隆時期，為了爭取地方官紳的支持，乾隆就逐步取消了官紳一體當差納糧制度，還是讓他們掌握特權。

如果說官紳還算容易對付，那么火耗銀的取消大大動搖了現(xiàn)有的官吏制度。

清代當官做吏是為了什么，難不成真的是為人民服務？

這里薩沙多提一句，有個電視劇叫做《以人民的名義》中，眾多貪官貪污受賄、吃喝嫖賭甚至綁架暗殺，無所不為，卻都打著“以人民的名義”的旗號，標榜自己的是公仆。他們是從古到今貪官們的寫照。

這里就用到諸葛亮的這張圖了。

小說《紅樓夢》中，賈政被任命為江西糧道。所謂江西糧道，就是負責征收和運輸漕糧的官員。

江西糧道是絕對的肥差，官員都會借口漕糧有問題，敲詐勒索納稅的民眾。

而皇帝非常重視漕糧問題，地方官為了升職就會千方百計巴結糧道，大筆大筆的送禮送錢。

皇帝知道賈政清廉正直，又是自己的半個岳父，才委任了這個重任。

賈政上臺以后宣布不收黑錢，不收禮金，導致手下官吏無法貪腐，不是辭職就是消極罷工，整個工作都無法維持，工作班子都要垮臺。

雍正搞了火耗改革以后，地方官吏失去了一大筆黑錢，怨聲載道。大部分官吏不愿意吃虧，又用其他方法從民眾頭上勒索。

雍正為了緩解官吏的不滿，搞了養(yǎng)廉銀制度。

大體上，只要是個官，就可以得到薪資以外的補貼，這就是養(yǎng)廉銀。一般來說，養(yǎng)廉銀通常為本薪的十倍到百倍，級別越高，拿的就越多。

中高級官員如果真的要做清官，是可以依靠養(yǎng)廉銀為生的。光緒時代總督為一萬至兩萬兩，巡撫為一萬至一萬五千兩，布政使為五千至九千兩，按察使為三千至八千四百四十四兩。

臺灣巡撫劉銘傳的年薪為一百五十五兩銀，養(yǎng)廉銀則達一萬兩銀。而臺灣總兵年俸六十七兩銀，軍事加給一百四十四兩銀，而養(yǎng)廉銀則為一千五百兩銀，“都司全年俸薪、馬干、養(yǎng)廉銀四百四十九兩，千總俸薪、馬干、養(yǎng)廉銀一百九十二兩，外委養(yǎng)廉銀三十六兩，增設各兵加餉銀九百五十二兩耳，凡共需銀四千六百余兩。”

有趣的是，養(yǎng)廉銀是雍正唯一改革失敗的東西。

事實證明，養(yǎng)廉銀對緩解貪污沒有任何幫助。官員該怎么貪還是怎么貪，只要手中掌握實權就可以。

巡撫可以得到1萬白銀的養(yǎng)廉銀，但對于這個級別官員可以貪污的巨款來說，就不值得一提。

而那些手中無權的閑官，得到這些養(yǎng)廉銀也只能勉強維持生活：曾國藩擔任翰林院檢討后，家書提到：“男目下光景漸窘，恰有俸銀接續(xù)，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資，今年尚可勉強支持。至明年則更難籌畫。”

雍正搞稅務改革，是他高瞻遠矚的最高表現(xiàn)。雍正比其他皇帝都明白封建王朝滅亡的根本原因：基本都伴隨著財政系統(tǒng)的崩潰，只能變本加厲剝削人民。人民最終到了無法生存的境地，官逼民反，被迫造反推翻現(xiàn)政權。

只可惜，雍正的稅務改革維持了幾代就玩完了。

本來雍正制定了種種稅務改革以后，以農業(yè)稅為例，乾隆、嘉慶、道光時代均維持在3000多萬兩規(guī)模。

到了1854年的咸豐時代，農業(yè)稅率就是雍正時代的兩三倍。鹽稅也是一樣，除了正規(guī)鹽稅以外，增加鹽厘及鹽稅附加，導致稅收大為增加。明代萬歷年間鹽課240萬兩，而清光緒年間，鹽課、鹽厘總數(shù)為1300余萬兩。

各種苛捐雜稅又回來了，封建王朝的滅亡自然也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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