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猶太復國主義者為何大多數(shù)是共產(chǎn)主義者？｜猶太問題（一）

I'm

a communist

蕓婉筆談

一個正努力成為不盲從西方社會科學、有獨立思想、勇于批評中國文化精英依附性的普通中國學生...

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圣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

摘要：

本文通過對猶太復國主義之父西奧多?赫茨爾以及其理論先驅(qū)摩西?赫斯的生平入手，他們的思想和行動對猶太民族的歷史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盡管猶太復國主義運動起源于左翼思想，但其發(fā)展過程中出現(xiàn)了復雜的變化，對巴勒斯坦人造成了影響。

本文還指出早期猶太復國主義者中有許多社會主義者和共產(chǎn)主義者。本-古里安等領(lǐng)導人強調(diào)勞動的重要性，并提出構(gòu)建基布茲土地公社的理念。蘇聯(lián)曾支持以色列建國，認為其具有潛在的社會主義力量。

最后者總結(jié)并表達對猶太民族在歐洲遭到破壞的歷史以及今天的猶太復國主義發(fā)生如此大的逆轉(zhuǎn)的好奇。

1901年，維也納《新自由報》駐巴黎記者西奧多?赫茨爾在旅途中讀完《羅馬與耶路撒冷》后，感到無比激動。

赫茨爾贊嘆道：

“這真是高尚而尊貴的精神，我們所嘗試實現(xiàn)的，在書中已經(jīng)得到了體現(xiàn)。書中唯一的閱讀障礙是黑格爾的術(shù)語。”

他非常欣賞書中的斯賓諾莎主義猶太元素和民族主義元素。斯賓諾莎主義的猶太人從未提出過如此偉大的精神，而提出這種精神的，竟是被遺忘和忽視的摩西·赫斯。

彼時，赫茨爾還只是一個小記者，但日后人們冠以他最具威名的頭銜則是“猶太復國主義之父”。可以這么說，“猶太復國主義”這一概念開始流行并演變?yōu)橐豁検玛P(guān)猶太民族的政治運動，這和赫茨爾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赫茨爾于1860年5月2日出生于匈牙利的佩斯城（今布達佩斯），他的父母均為猶太商人，他們一家深受德國文化的影響，尤其是赫茨爾的母親，她對德國文學情有獨鐘，在赫茨爾小時候就為其灌輸?shù)聡鴤鹘y(tǒng)文化。耳濡目染之下，年幼的赫茨爾便展現(xiàn)出德國人的特點，這種“德國特點”在他的人生經(jīng)歷中打上了烙印。

18歲，全家搬到維也納，進入大學學習法律。赫茨爾自認為是個自由主義者和奧地利愛國者，有時還會嘲笑猶太人。赫茨爾在猶太學校念書時，就表現(xiàn)出對猶太文化的抵觸情緒，他很少參與猶太教堂的活動，反而對德國本土演化宗教頗具興趣，在課堂上，他甚至公開質(zhì)疑《出埃及記》不過是個兒童故事，這讓他受到了老師的嚴厲懲罰。

但誰能料到，就是這樣一位在童年時期就展露出德國同化色彩的猶太人居然在成年后，轉(zhuǎn)變成了猶太復國主義先驅(qū)。這和歐洲日益高漲的反猶主義浪潮脫不開關(guān)系，完全可以這么說，正是歐洲的宗教排他性和種族主義才使得猶太復國主義有了誕生的土壤。

1884年赫茨爾獲得律師資格，在國家公務(wù)機構(gòu)中擔任律師。一年后認識到作為一個猶太人，不可能獲得更高的職位而辭職，決定從事報刊寫作、劇作編劇、記者等職業(yè)。1885年10月，受聘為《新自由報》駐巴黎記者。

1894年，德雷福斯事件發(fā)生。該事件中，法國軍隊的一名猶太裔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遭遇冤案，被定成為德國作間諜的叛國罪。赫茨爾受此刺激而成為猶太復國主義者。赫茨爾當時為一家奧匈帝國的報紙報道此事件，并目擊了德雷福斯案宣判后，在巴黎大規(guī)模游行并高喊“猶太人該死”的人群。顯然這些經(jīng)歷使他認識到和排猶主義對抗是不可能成功的。他可能不知道之前有人提出過錫安主義的思想。從此之后，他積極進行錫安主義的宣傳。

在1895年，創(chuàng)作了小說《新猶太區(qū)》，并提出了一種通過移民實現(xiàn)民族解放的理念。同年5月，他會見了阿根廷猶太移民計劃的倡導者希爾施男爵，提交了一份政治行動計劃，倡導猶太人向“應(yīng)許之地”遷移的主張，卻未得到熱烈的響應(yīng)。這次會面，被赫茨爾視作其復國主義事業(yè)的起點。

與希爾施會面后，赫茨爾著手以“猶太人問題”為主題撰寫日記，這成為他重要的著作。1895年6月至7月間，他僅用5天時間，在日記中記錄了65頁的《致羅施柴爾德家族》小冊子，這便是《猶太國》的初步構(gòu)想。

1896年2月，赫茨爾將《致羅施柴爾德家族》整理成《猶太國》（原文德文名：Der Judenstaat，英譯：The Jewish State），發(fā)行三千冊，限定讀者范圍為歐洲各首都的小圈子，并分發(fā)給新聞出版界及政界顯要。《猶太國》中宣稱，歐洲的“猶太人問題”本質(zhì)上是民族問題，而非社會或宗教問題，解決之道在于建立一個猶太人自治的國家。

1897年6月，赫茨爾在維也納自費出版了宣傳猶太復國運動的《世界》周刊。8月，在瑞士巴塞爾召開了第一屆猶太復國主義代表大會，赫茨爾被選為會長，并在之后的每次大會上均全票當選。他深信“在巴塞爾，我創(chuàng)建了猶太國”。隨后，大會中涌現(xiàn)出眾多社會團體與政黨，赫茨爾在其中扮演了協(xié)調(diào)者的角色。

自1898年起，赫茨爾開始在各國展開外交活動。在海牙公約簽署會議上，他與眾多政治家進行了會面。1899年，他在巴勒斯坦與德皇威廉二世相見，后者已放棄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支持。同年8月，他創(chuàng)建了信托銀行。在被巴黎和倫敦的猶太資本家拒絕后，赫茨爾放棄了依賴猶太富人的復國策略，轉(zhuǎn)而向猶太民眾尋求支持。

因此，正是西奧多?赫茨爾成年后的經(jīng)歷才使得他在火車上對摩西?赫斯產(chǎn)生了強烈的共鳴

那么摩西?赫斯是誰，他又寫了什么內(nèi)容引發(fā)了赫茨爾的共鳴呢？

出生于萊茵河畔的摩西·赫斯是19世紀涌現(xiàn)于普魯士一批猶太知識分子的杰出代表，他是猶太復國主義思想的最早提出者、預見20世紀大屠殺可能發(fā)生的"先知"、將社會主義與猶太復國思想相結(jié)合的理論先驅(qū)。

在當今時代，摩西·赫斯的名字或許鮮為人知，然而馬克思的名字卻是家喻戶曉。每當我們提起馬克思，自然而然地就會想到《萊茵報》，那份馬克思與恩格斯共同揮灑銳意和批判精神的報紙。正是得益于赫斯的引薦，馬克思才得以加入《萊茵報》，赫斯可謂功不可沒。

赫斯甚至如此夸贊馬克思，稱他為“當今活著的唯一真正的哲學家”，并預言這位哲學家很快就會吸引德國的注意。

「馬克思博士，他將對中世紀的宗教和政治進行徹底的批判，他不僅擁有最深刻的哲學頭腦，還具備罕見的智慧。如果將盧梭、伏爾泰、霍爾巴赫、萊辛、海念和黑格爾的思想結(jié)合在一起——我說的是真正的結(jié)合，而非簡單的拼湊——那么結(jié)果將是一個像馬克思博士這樣熱情洋溢的頌歌，恐怕連馬克思自己看了，都會感到羞愧。」

通過這些話，我們也能感受到赫斯與馬克思之間的深厚友誼，確實，赫斯對馬克思的幫助是巨大的。其中最大的幫助莫過于介紹恩格斯與馬克思相識，在赫斯的啟發(fā)下，恩格斯開始關(guān)注并閱讀費爾巴哈的作品，甚至一度自稱為費爾巴哈的學生。

此外，赫斯還協(xié)助馬克思和盧格在1843年創(chuàng)辦了《德法年鑒》，在這一年，馬克思發(fā)表了關(guān)于猶太人問題的論文。該論文的第二部分主要觀點受到了赫斯在《論金錢的本質(zhì)》一文中論述的影響。

摩西·赫斯，這位年輕的哲學才俊，在萊茵河畔詳盡闡釋了斯賓諾莎與黑格爾的深邃哲學理念。有學者提出，正是赫斯率先將共產(chǎn)主義的火種引入德國。也許正是從赫斯那里，馬克思接觸到了共產(chǎn)主義的理念。

不過，赫斯與馬克思對于共產(chǎn)主義的理解卻存在顯著差異——馬克思強調(diào)生產(chǎn)力與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動態(tài)發(fā)展，并將生產(chǎn)力的巨大發(fā)展視為實現(xiàn)共產(chǎn)主義的基本前提，而赫斯則更傾向于依賴人的基本意志——這可能是他們后來關(guān)系疏遠的原因。即便如此，赫斯仍然不遺余力地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的出版四處努力。

1870年，馬克思與巴枯寧決裂時，赫斯為馬克思站臺公開譴責巴枯寧，稱其為俄國間諜。

總的來說，赫斯對馬克思，尤其是對馬克思早年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無獨有偶，這位摩西·赫斯后來也成為了猶太復國主義理論的先驅(qū)。

赫斯對猶太人問題的深刻洞察最令人矚目的特征，在于其融合了德國古典哲學的智慧與法國大革命的啟示，對猶太教及猶太歷史的全新解讀與未來展望。在此基礎(chǔ)上，他不懈努力，旨在激發(fā)猶太民族意識的覺醒。盡管赫斯的這些思想在當時因其先鋒性質(zhì)未獲得同代猶太知識分子的普遍認同，然而，無論是大屠殺的慘痛歷史，還是現(xiàn)代以色列國的誕生，都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赫斯思想的預見性和準確性。

1862年，《羅馬與耶路撒冷》一書正式面世。其副標題“揭示了最后的民族問題”，仿佛承諾能徹底解決猶太民族與歐洲民族之間的深刻矛盾。但我們作為歷史的見證者深知，猶太民族與歐洲民族之間的糾葛遠比想象中更為復雜。

這本書匯集了十二封書信和一封寫給虛構(gòu)女士的簡短解釋。然而，從內(nèi)容實質(zhì)來看，本書的真正主題應(yīng)是「關(guān)于以色列的復興」。赫斯在書中坦率地指出了猶太人面臨的生存困境。他提出，即使改變宗教信仰，也無法緩解猶太人所承受的德國反猶太主義的沉重壓力，無論是改革宗教信仰教育還是解放，都無法為德國猶太人打開社會的大門。

上文曾提及，「猶太人之所以成為問題，部分原因在于歐洲基督教世界長達一千多年的持續(xù)迫害。」

如果猶太人問題僅限于宗教范疇，那么問題或許會更容易解決。隨著啟蒙運動和宗教批判的興起，猶太人問題或許可以得到妥善處理。

但歷史現(xiàn)實卻是，歷經(jīng)啟蒙時代，猶太人問題已不再局限于宗教問題，而是演變成了種族問題。

十九世紀末，體制人類學的興起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jié)束。歐洲的科學家甚至發(fā)明了用于識別猶太人的生物學方法，例如鼻子的寬度和高度，頭發(fā)的顏色和卷曲程度等。這一歷史事件或許可以為我們理解二戰(zhàn)納粹使用工具測量來辨別猶太人提供歷史依據(jù)。

若論往昔，猶太人可以憑借文化歸屬與宗教信仰的改宗，努力融入歐洲社會，以此來減輕他們所面臨的壓迫。畢竟，猶太民族遍布歐洲各地，外貌上彼此之間并無太大差異。然而，自十九世紀末起，隨著體制人類學和種族主義的興起，猶太人試圖通過同化來贏得尊重的道路愈發(fā)艱難。因為種族的基因圖譜中畢竟存在著難以抹去的差異，這些是后天習慣所無法更改的。

摩西·赫斯敏銳的觀察到了這一現(xiàn)象，他指出：

「在歐洲，猶太人永遠是外來者，他們絕不可能通過接受同化而獲得歐洲民族的尊重。猶太人的唯一出路是返回故土，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國家。」

在赫斯的眼中，猶太民族作為歐洲大陸上長期受壓迫的一群，注定將成為推動革命的中堅力量。他們肩負著推倒陳舊社會結(jié)構(gòu)、構(gòu)筑嶄新社會秩序的歷史使命。或許，未來的某一天，巴勒斯坦將成為新社會的搖籃，而新興的猶太國家將會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典范，其在制度上將會全方位領(lǐng)先于歐洲的資產(chǎn)階級國家。

赫斯的想法很美好，但現(xiàn)實給他潑了一盆冷水。《羅馬與耶路撒冷》首版時僅售出一百六十萬冊，并未引起關(guān)注。甚至大多數(shù)社會主義者對這本書知之甚少，而那些閱讀過它的少數(shù)讀者，大多持嘲笑態(tài)度，認為赫斯的思想混亂，書中的內(nèi)容荒謬不經(jīng)，不倫不類。還有人甚至批評赫斯，愧為社會主義者的雅名，因為他妄圖通過民族主義來獲得成功。

不知是不是因為有人批評他為民族主義的緣故，后來赫斯并未直接參與猶太活動，而是成為了德國拉斐爾黨黨魁，并積極參與第一國際的活動。

但歷史的巧合就在于后來的“猶太復國主義之父”西奧多?赫茨爾讀到了他的著作并與他產(chǎn)生了強烈的共鳴。

赫茨爾于1904年病逝在奧地利，次年，即1905年，歐洲猶太人開始了大規(guī)模向巴勒斯坦移民的浪潮，猶太復國主義者稱之為第二次阿利亞。在這股移民潮中，不乏社會主義者和共產(chǎn)主義者。

早期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往往是以反對歐洲社會對猶太民族種族壓迫的、渴望建立公平無歧視國家的社會主義者。在歐洲的共產(chǎn)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猶太人占據(jù)了相當高的比例，在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中，共產(chǎn)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更是占據(jù)了主導地位。

西奧多·赫茨爾與摩西·赫斯，他們是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微觀個體，映射出那個時期猶太復國主義者心中的崇高理念。盡管在當代的眼中，這些理念與現(xiàn)實之間似乎橫亙著難以逾越的鴻溝。

早期的猶太復國主義者與現(xiàn)今的追隨者們，二者之間呈現(xiàn)出鮮明的對照。

猶太復國主義杰出的領(lǐng)導者、以色列國父本-古里安堅信，猶太民族的復蘇之路必須根植于勞動之中。在他看來，猶太復國主義的核心力量是勤勞的猶太勞動人民，而以色列國家的基石正是平等勞動的原則。

他進一步提出，以色列應(yīng)當構(gòu)建基布茲土地公社，旨在融合共產(chǎn)主義與錫安主義的理念，打造理想化的烏托邦社區(qū)。在這個社區(qū)里，人們摒棄私有財產(chǎn)，勞動不追求薪酬，日常所需如飲食、住宿、教育以及醫(yī)療均免費提供。任何人都有自由加入基布茲的機會，社區(qū)成員同樣可以自主選擇離開，并在退出時獲得一定的補償，以肯定其對社區(qū)的貢獻。

在當今的以色列，基布茲的概念非但沒有變得落伍，反而逐漸演變?yōu)橐环N流行的說法。諸如“城市基布茲”、“宗教基布茲”等新興詞匯，體現(xiàn)了志趣相投的人們選擇了一種新型的群居生活方式。顯然，這些帶有現(xiàn)代標簽的基布茲，與傳統(tǒng)的基布茲大相徑庭，它們僅僅是借用了基布茲的名稱來代表某些特定的社群，早已不再是早期那些信仰共產(chǎn)主義的純粹集體社區(qū)。

正因為如此，蘇聯(lián)將新生的以色列及其領(lǐng)導人，如本-古里安等，視為潛在的社會主義力量。在莫斯科的指示下，巴勒斯坦共產(chǎn)黨曾全力支持以色列建國，甚至在1948年，幫助蘇聯(lián)將克斯洛克庫庫存的大量德國制造的武器裝備運往以色列，協(xié)助以色列在第一次中東戰(zhàn)爭中取得勝利。

如今，在國內(nèi)互聯(lián)網(wǎng)上一些公共知識分子和意見領(lǐng)袖，特別傾向于推崇以色列的現(xiàn)代文明，甚至還有不少普通百姓也將其奉為圭臬，比如在我撰寫了巴勒斯坦問題相關(guān)文章后，評論區(qū)充斥著「以色列正義必勝」的人。這些人或許并不知道早年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所具有的特質(zhì)恰恰是他們總是批判的共產(chǎn)主義以及社會主義，殊不知他們今天總是喜歡鞭尸的蘇聯(lián)恰恰是以色列建國之初最有力的支持者。

話說回來，歐洲對猶太民族的迫害，使得猶太復國主義誕生，而猶太復國主義的誕生確使得巴勒斯坦人至今仍蒙受苦難。更值得戲謔的是，如果真比較基因血統(tǒng)的話，可能今天的這批巴勒斯坦人在基因上更貼近早期的猶太人。

不過更令我感興趣的，在歐洲的歷史當中，什么猶太人會從宗教問題演變成民族問題，而馬克思筆下卻是問題呢？此外，為何一個起源帶有左翼特征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到了今天卻成為了濫殺無辜的法西斯活動呢？他們是怎樣變成這樣的呢？

敬請期待……

（向上滑動啟閱）

致同志們：

現(xiàn)今世界的斗爭中，一個國家能否在國際叢林中站穩(wěn)腳跟不但取決于它是否有足夠的實力，還取決于它的聲音是否響亮。今時不同往昔，酒香也怕巷子深。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不能只身體力行做好維持世界和平的衛(wèi)道士，還要增加在國際上的音量，把中國聲音傳遞出去，讓“中國崩潰論”“中國崩潰論”的言論不攻自破，讓“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深入人心。

簡而言之，就是要形成自己的話語體系。然而，完成話語體系的構(gòu)建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難，因為在人們的心中早已種下思想鋼印。

實際上，西方理論和話語的詮釋能力早已經(jīng)不能解釋今天中國為什么能和平崛起。而中國以這樣的人口基數(shù)、這樣的發(fā)展速度，放眼人類歷史也是前所未聞的。今天我們再回首過去的崢嶸歲月，細細想來如果當初我們按照西方的話語完成現(xiàn)代化，后果將不堪設(shè)想，極有可能步蘇聯(lián)的后塵，哪還有機會在今天談民族復興呢？

對此，我想說：

經(jīng)濟學是經(jīng)濟制度的保障！

政治學是政治制度的保障！

社會學是社會制度的保障！

歷史學是國家立身的保障！

令人憤慨的是，有相當一批中國的學者卻仍在對西方的價值觀念奉為圭臬，并在公眾輿論中大放厥詞，辱沒了其專家頭銜的名節(jié)。這批臭公知言必稱希臘羅馬，對國外頂禮膜拜，對國內(nèi)趾高氣揚，似乎沒有了希臘羅馬他們就不會說話了一般。如果中國人只會在西方話語的語境下理解中國，就無法真正讀懂中國，更不可能講好中國故事，更不要說與西方話語交鋒了。

今天的中國有足夠的實力來支撐站在世界舞臺上的底氣，為什么不能用中國人的眼光和視角來看待世界？難道西方說什么我們就認為什么嗎？

中國是一個大國，大國注定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不能有所依附。正是這份獨立自主的信念支撐著我堅持閱讀、堅持寫作、堅持去西方化地看待、理解和評述世界。

我只想做一個不盲從西方社會科學、有獨立思想、勇于批評中國文化精英依附性的中國學生，即使這看起來我像與“主流”格格不入的瘋子。可我這個瘋子就是要告訴所有人，今天的中國不僅是以工業(yè)化回到原來的位置，而是帶著五千年歷史文化的底蘊并汲取了包括西方在內(nèi)其他文明之長重回世界中心的。西方狹隘的“殖民視角”是解釋不了中國，更解釋不了其他國家的歷史征程。

因此，「蕓婉筆談」嘗試為中華民族提供一個重新認識傳統(tǒng)文化與歷史問題的契機，促進大家對中華文明問題的新思考和討論，使人們從西方科學的禁錮之下解放出來。

“不斷挑戰(zhàn)西方世界觀，解構(gòu)西方話語霸權(quán)”是一項跨越時代的艱巨任務(wù)，而且最大的障礙不再蕭墻之外，而存在于中國思想界存在的對西方的盲目崇拜，在于深受西方影響滲透的教育體系，在于仍然熱衷于玩西方設(shè)計出來的思想馴化游戲的社會科學各學科，在于文化、傳媒、出版和文藝等領(lǐng)域里不少人頭腦里鐫刻的西方思想鋼印。

殷切希望能遇到更多同志，尤其是和我差不多年紀的青年學生能夠跳出西方話語陷阱，提出具有中國特色和兼顧世界人民的社會科學理論。

——蘇蕓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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