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氏五杰老四:被過捕卻三次鉆入國民黨心臟，創造了近代諜戰奇跡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曾經出現了非常優秀的五兄弟，被稱為“沙氏五杰”，他們是沙文若（字孟海）、沙文求、沙文漢、沙文威、沙文度，他們都為中國人民的革命以及解放事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也為新中國的發展和建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有人說，沙氏五兄弟就是一部濃縮的中國近代革命史。

今天我們就向大家介紹“沙氏五杰”老四沙文威。

他兩次被通緝，一次被逮捕，卻又三次打入國民黨中樞情報中心，成為情報奇才和策反大師，這在近代諜戰史上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

他獲取的重要情報，讓周恩來多次拍案叫好，連一向不輕易夸人的紅色諜王李克農也連聲稱贊：

“沙文威厲害，沙文威厲害！他創造了近代諜戰一個奇跡！”

• 不幸被捕卻“結緣”朱家驊

沙文威，原名沙文溶，字重叔（因二兄沙文求曾化名史永，建國后為紀念二兄改名史永），1910年2月出生在浙江寧波鄞縣塘溪鄉沙村的一個儒醫家庭，是五兄弟中的老四。

三歲時，父親過世，長兄沙孟海義不容辭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擔，他深知讀書改變命運，先后送四個弟弟到學堂讀書。

1923年沙文威在大哥的資助下，考入浙江省立第四中學，在那里結識了汪維恒、王鯤、楊眉山、卓蘭芳等一大批往后在浙江革命斗爭中發揮過重大作用的精英人物。

15歲時，沙文威加入共青團，并擔任寧波地委委員、市委組織部長，不久轉為中共黨員。

1926年沙文威在寧波組織紗廠工人罷工，遭到浙江軍閥的通緝逃往上海，16歲就開始了職業革命家的生涯。

不久沙文威潛回寧波。

1927年蔣介石在發動“四一二事變”前三天，就提前在寧波開始逮捕殺害共產黨人。17歲的沙文威為抗議寧波國民政府抓捕王鯤、楊眉山，組織團員、學生舉行群眾抗議大會，遭到國民政府軍隊的血腥鎮壓后被通緝，這是他第二次被通緝。隨后，他化名沙重叔隱藏在寧波一所小學教書，卻因為書教得太好遭人嫉妒，對方一番“人肉搜索”，扒出他的“老底”，向當局告發。

1930年沙文威被捕，關在杭州的國民黨浙江陸軍監獄死牢里。

當時，大哥沙孟海是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的秘書，同時，他又與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既是同鄉又是師生關系，得到消息后，向他們求助，并以朱家驊、陳布雷的名義，打電報給浙江省長張難先。張難先要討好賣乖，這樣的機會怎肯輕易放棄，馬上就把沙文威放了。

沙文威就此與朱家驊、陳布雷結下“生死緣”。

• 查叛徒有功成為紅色特工

可禍不單行。

他被捕的當年9月，保持單線聯系的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卓蘭芳又被捕犧牲，沙文威與黨失去了聯系。

雙重打擊下，他患了嚴重的肺炎，在上海治療一段時間后，病情才稍有好轉。但因為是“通緝的共黨要犯”，很難找到工作。這段時間成為他人生的至暗時刻，直到1933年，還是大哥沙孟海出面，才在南京電話局謀到了一份差使。

此時，他時來運轉。

1934年，一個寧波中學的老同學、曾經留蘇的胡世杰來找他，說“吳先青要見你”。

吳先青可謂鼎鼎大名！我曾在前面的文章中介紹過她。她是大革命時期浙江國共合作的領導者宣中華的夫人，也是浙江學運和共運的風云人物，1930年從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結束后回國，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兩年后又被派到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任情報組組長，是諜王佐爾格的得力助手。這次她接到任務：協助調查上海中央局書記李竹聲被捕后是否變節？

這事非同小可！李竹聲和吳先青是同期赴蘇、又同時回國的同學。由于參加王明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小集團，又得到共產國際代表米夫賞識，當上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副校長，回國后被共產國際指定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執行局書記，是當時中共中央負責人博古之下的第二把手。由于中央執行局被中統特務滲透，1934年6月李竹聲被特務誘捕，隨即從上海押解南京中統總部。

李竹聲是否叛變關系太大了，所以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都急于查明李竹聲被捕后的情況。

但中央特科打入中統的龍潭三杰和楊登瀛暴露后，沒有了得力眼線，難以查知內情。

吳先青了解到沙文威獲救，是沙家在國民黨高層有得力的關系，所以才緊急找到已失去組織關系四年的沙文威，試探著讓他去打探。

事情的難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沙文威覺得這是組織對自己難得的考驗機會，他二話不說就滿口答應。

十天之后，他就清查了李竹聲叛變的詳細情況報。另外，他還查明：這次中統特務滲透進中共中央執行局、捕獲李竹聲，是黨的叛徒顧順章和余飛共同策劃的。

1931年顧順章和時任中共總工會委員長的余飛（沙文威嫂子陳修良的前夫）被捕叛變后，都在中統總部為破壞中共地下組織出謀劃策。因為他倆熟知情況，對中共地下黨和共產國際遠東局構成非常大的威脅。

在沙文威查清李竹聲被捕的情況后，吳先青又要求他去探查顧順章和余飛的情況。

這次沙文威借余飛曾和他三哥沙文漢在莫斯科共事的關系，直接去見了余飛，巧妙地探問了余飛和顧順章的情況，幾天后就向吳先青做了匯報。

經過試探和考驗，吳先青發覺沙文威正是中共和共產國際急需的情報人才。于是她代表中共中央特科宣布恢復沙文威的組織關系，并安排他到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工作。

自此，沙文威開始了他傳奇的紅色特工生涯。

• 朱家驊無意中送出“大禮”

1935年蔣介石在武漢設立行營，指揮對中共蘇區的圍剿。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武漢情報組，爭取拿到戰略預警性的情報。

由于沙文威在探查李竹聲、顧順章、余飛情況時的出色表現，中共上海中央局把沙文威從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調到中共中央特科，由李克農領導，指示他設法打入武漢的國民黨機關。

沙文威再次請沙孟海幫忙，把他調到了武漢電話局。

憑借電話局的便利條件，沙文威截獲了不少國民黨軍政系統的情報，但最重要的，他拿到了蔣介石進攻蘇區的“第五次圍剿計劃”，而這又得自于五年前結下“生死緣”的朱家驊。

畢業于柏林大學的朱家驊，是國民政府與德國進行全面合作的主要推動者。國民黨策劃“第五次圍剿”時，他請來一位德國陸軍元帥塞格特給蔣介石做總顧問。塞格特為蔣介石設計了一個采用“碉堡戰術、步步推進”的圍剿計劃。

中共通過在蔣介石南昌行營和國民黨湘鄂皖剿匪司令部的內線，得到了德國元帥塞格特給蔣介石制訂了圍剿計劃的情報。

前四次國民黨對蘇區的圍剿雖然被挫敗，但這之后國民政府與德國進行了軍事合作，引進大批德式軍械裝備，還聘請德國顧問訓練部隊，軍隊質量和數量都有很大提升。因此這第五次圍剿國民黨軍將采用什么樣的戰略戰術，關系著中共和中央蘇區的存亡。

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遠東局動用了大量的情報人員，包括打入蔣介石行營的高級軍官、共產國際的德籍情報員，都沒能探查到這個計劃的內容，沙文威卻拿到了完整的“第五次圍剿計劃”。

原來，塞格特的計劃是用德文寫的，蔣介石讓朱家驊翻譯成中文。朱家驊翻譯后讓沙孟海潤色，和大哥住在一處的沙文威，便把這個關系蘇區存亡“圍剿計劃”抄了下來！

• 進入國民黨心臟

西安事變后，國民黨的政治重心又移到南京。中共長江局指示沙文威回南京，由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八路軍南京辦事處處長李克農領導。

當時蔣介石推行“重整道德、改造社會”運動，成立“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并親自擔任會長，作為他掌握中國政治主導權的重大措施。

1937年2月沙文威回到南京后，敏銳地察覺到：這是一條打入國民黨高層的捷徑，于是他通過同鄉關系，到“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做了一名乏人愿干的干事。

這一招果然極棒，奇效很快突顯！這一年6月，他就以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干事的身份，進了蔣介石在廬山開辦的軍官訓練團。

廬山軍官訓練團是蔣介石為整頓軍隊、將大批中下級士官培養成中高級軍官而開辦，成員基本從嫡系軍隊選拔。沙文威卻走“促進會捷徑”進了訓練團，以“一介白丁”成為了蔣介石的門生和“嫡系軍人”，圓了很多人打破腦袋也無法實現的夢想。

沙文威在廬山聽了蔣介石、汪精衛、陳誠等軍政要人講抗戰方略，了解到國民黨政府“全力抗日、不向共產黨進攻”的底牌。

回到南京后，他向李克農做了詳細匯報。

• 直接成為朱家驊的手下

1937年冬，國民黨政府從南京遷到武漢后，由陳布雷建議，蔣介石決定在軍委會下面成立一個參事室，請各派系軍閥的高級將領和一些政要出任參事，共謀抗戰大計和參議重要政治、軍事、外交問題，任命朱家驊任參事室主任。

軍委會參事室是國民黨的情報中樞，如能潛伏進去，無疑進入了國民黨的心臟，就能輕而易舉地獲取他們的最高機密。

沙文威向李克農毛遂自薦：打入軍委會參事室。

打入軍委會參事室，與“狼”公舞，意味著把腦袋別在了褲腰帶，風險自不必說。

更要命的是，沙文威曾兩遭通緝，一次被逮捕，歷史有“污點”。恰恰參事室主任就是他當年出獄的保釋人朱家驊，成天要面對；另一位保釋人陳布雷，也要經常打交道。如果他們沒有健忘癥，沙文威就會“原形畢露”，但中共方面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選，只好同意他冒險一試。

當沙文威去求大哥沙孟海讓他向朱家驊推薦進參事室時，沙孟海直搖頭：

“他可是你當年的保釋人，你不要命啦！”。

可沙文威態度堅決，他分析道：

第1，事情已過十年，朱主任官大事多，恐怕早就把這件事忘了；

第2，當年保釋時我叫沙重叔，現在叫沙文威，他也沒見過我，我們兄弟又多，朱家驊不一定弄得清他保釋的是哪一個。

沙孟海一向都很護著四個弟弟，對他們的請求基本是有求必應，更何況他覺得弟弟說得有道理，就答應去試試。

朱家驊職務太多，一張名片都裝不下，確實是日理萬機，最關鍵的是沙文威這個小人物他怎會放在心上？！出于對自己這個秘書的信任，也沒進行政審，就滿口答應讓沙文威進參事室當干事。

1938年1月，沙文威出任了軍委會參事室干事，主要負責收發文件。送交參事室的文件先由他查看，根據內容分類或分送有關參事；參事室擬定的文件，也由他分類后分送有關部門。

按規定只有“絕密”文件，沙文威不能拆看，要交給參事室的主管秘書。不過參事室的許多雜務，如購置書柜、文件柜等用具，沙文威都包攬了辦理，只是文件柜保險柜的鑰匙，他都多配了一把。

沙文威做人低調，故意放低姿態，又吃苦耐勞，臟活重活搶著干，大家都愿使派他。參事室偌大一個機關，除了若干參事，還有一位主管秘書和十四位干事，只有他住在機關，天天“值夜班”，因為份內份外的活都得干，只得“加班加點”。

夜闌人靜之時，他就打開文件柜保險柜，從從容容地把需要的機密文件或絕密文件抄錄下來。

就這樣，來自國民黨中樞的情報，源源不斷地送到了周恩來和延安毛澤東的案頭上。

對沙文威的“任勞任怨”，參事室主管秘書十分高興，幾次對沙文威說：

“朱先生對你的工作很滿意！”

《新華日報》主編、也是中共四大情報系統之一的負責人吳克堅也多次告訴沙文威：

“恩來非常喜歡看你寫來的情報！”

沙文威在軍委會參事室不光搞情報，還逐步建立起一個情報網。

1939年11月，他又隨朱家驊調入“中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

• 再次成為朱家驊部下

1941年春，他發展的兩名情報員在浙江被軍統特務逮捕。周恩來立即讓吳克堅通知沙文威：離開重慶去上海。

抗戰勝利后，中共上海局情報部負責人潘漢年再次派他前往南京。

這次，還是大哥沙孟海向朱家驊推薦，沙文威便順利來到國民政府教育部的京滬特派員辦公室當了專員，后來又到中央研究院總辦做專員。至于1941年沙文威為何從軍委會參事室不辭而別，朱家驊早就忘得一干二凈。

就這樣，沙文威再次打入國民政府的中樞機關。

1946年8月, 國內局勢驟然惡化，8月10日, 馬歇爾公開宣布“調處”失敗，蔣介石心領神會，有恃無恐地撕毀停戰協定, 抓緊一切時機向山東、中原、晉綏等解放區增運軍隊, 準備全面開戰。沙文威接到任務：盡快收集敵人在各個戰區軍事調動的情報。

早在1929年時，中共特科就有一只“風箏”奉命打入國民黨軍，10年之后, 他已成為胡宗南第一軍少校軍需官, 此時被抽調到南京軍政部會計長辦公室協助工作。由于上線已經犧牲，他多年“失聯”。

巧的是這只斷了線的“風箏”竟然是他曾經的戰友。

這個“風箏”叫汪維恒，曾任浙江諸暨縣中共縣委組織部長。1927年, 剛滿27歲的寧波市學生聯合會主席沙文威就認識他。時過兩年, 震驚杭滬的“諸暨暴動”因國民黨彈壓而失利，縣委決定將一些干部緊急疏散，有條件的盡量打人國民黨軍隊，汪維恒就是在這樣的布置下混身于國民黨部隊的。

根據李克農的安排，沙文威在南京下關的一 家飯館里“巧遇”了汪維恒。

10余年不見, 汪維恒對這位寧波小兄弟仍然記憶猶新。

經過一番試探，汪維恒訴說了失聯的苦悶，強烈表示愿意為“家里”做些事！

少校軍需官向沙文威提供的第一份情報是從財務綜合表上抄下來的 國軍各軍、師的番號、人數、裝備等情況。中央軍委對這份材料非常滿意。

從此，大量的軍事情報通過沙文威一層層的轉遞，擺到了李克農的桌上。

然而不到 1年, 汪被調回胡部。正所謂好事多磨。

就這樣, 歸雁又散。

汪維恒回到胡部后，很快由少校軍需官升為少將軍需局長，引發嫉妒，在該集團軍任裝甲兵上尉的蔣緯國就指控他“克扣軍費”，導致“士兵連鞋襪都穿不上”。

蔣公子本就是“通天人物”。蔣介石接到報告, 下令嚴查。

此時，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結果查出了個“清官”。汪維恒感到這是奇恥大辱，于是，憤而辭職。就在此時，繼任軍政部長的陳誠，聞知后電請汪維恒赴南京就任軍政聯勤總部技術委員會主任、少將副署長。

一次偶然的機會，陳修良在一份名冊上，看到了“組織部長汪維恒”這個名字，這讓他不由得想到了國民黨軍政部聯勤總部技術委員會的副署長，此人也叫汪維恒。多年地下工作的直覺告訴她，這極有可能是同一個人。陳修良將此事告訴了沙文威，叫他去核實一下，經過核查，確定了這兩個名字確是同一人。

沙文威立馬電話聯系了他。

沙汪重晤。知道汪維恒仍舊紅心未變，此時已是中央研究院專員的沙文威再次與汪維恒接上組織關系。

此后每隔一周, 沙文威就利用同鄉關系進出汪宅。汪維恒將寫好的各戰區軍隊番號、指揮官姓名、兵員數目、司令部駐地等絕密軍情交給沙文威。沙將這些抄件派人送往上海，由地下電臺發往延安。

從 1946年11月至1948年底，汪維恒被調往臺灣前, 沙文威與汪聯手活動, 卓有成效地為我黨取得了大量國民黨最高軍事機密。

由于汪維恒的情報來自軍政部, 可以說是價值無可限量，以致李克農連連稱奇贊嘆：

沙文威厲害，沙文威厲害！

由于相當多的情況與后來戰場的實際完全一致，以至于顧祝同、陳誠等人聽了新華社對各次戰斗統計的廣播，發出這樣的驚呼：

“共產黨的數目何以這么準確？簡直比我們還清楚！”

• 成功策反國民黨海陸空三軍

1948年，沙文威擔任了中共南京市委“策反委員會”書記，協助市委書記陳修良（沙文威三哥沙文漢的夫人）策反國民黨海陸空軍。

“策委”成立后，首先把目標瞄準了國民黨駐寧空軍第八轟炸大隊俞渤機組，這個機組駕駛著當時最為先進的轟炸機B24。

當時為南京大校場機場提供醫療服務的國民黨空軍第四醫院航空醫官、地下黨員林誠，他在與俞渤等人的交往中，發現俞渤對蔣介石大打內戰的政策感到厭惡，更對國民黨污濁腐敗的風氣灰心喪氣，尤其人民解放軍攻占錦州后，他認定國民黨敗局已定，對以B24這樣先進的武器殘殺中國人非常痛心，流露出愿意飛到“那邊”去的想法。

林誠不敢耽擱，立即將這一情況報告了沙文威。

沙文威覺得機不可失，他興奮地說：

“國民黨空軍駕機起義迄今沒有過, 這架轟炸機起義的政治價值, 抵得上一個師！一定要保證它的成功！”

在沙文威的精心謀劃和林誠的循循善誘下，尤其是遼沈戰役勝利后，11月中旬，俞渤同意駕機起義, 但卻提出了在這之前加入中共黨組織的要求。

由于考驗的時間太短，沙文威立即向市委書記陳修良匯報，并極力說服她批準同意。

1948年12月16日晚上9點，僅入黨10余天的俞渤帶著機組四人駕駛著最先進的美制B24轟炸機在南京起飛，將三枚噸級炸彈投在總統府后飛向解放區。

緊接著，沙文威又把策反的目標對準了國民黨最大的軍艦“重慶”號巡洋艦。

恰在此時，“重慶”號少尉軍官蔣樹德托人給南京市委捎話愿意棄暗投明。

原來，“伏波”號軍艦的少尉王淇因與艦長作對，被開除軍籍，就常到好友蔣樹德處敘玩，發泄牢騷。而蔣樹德早就對腐敗風氣不滿，更感到蔣家王朝氣數將盡，知道王淇的弟弟是中共地下黨，就鼓動王淇和他一起棄暗投明，就這樣，通過王淇的弟弟，沙文威與王淇見了面，并指示他通過蔣樹德在艦上展開秘密活動。

王淇受命后與蔣頻頻計議, 成立了以蔣樹德、王繼挺為首的“起義秘密小組”。

經過1個多月的努力，“秘密小組”已發展官兵21人。

1949年元旦， 沙文威來到上海，在王淇安排下見到蔣樹德和王繼挺，指示他們：

艦上有官兵275人, 掌握的這點力量顯然不夠，要下力爭取艦上重要部位的人員。

隨后，沙文威向中共上海局負責人報告了蔣樹德的情況。其實，上海局早前已在艦上策劃了一個“士委會”準備起義，此時他們將已經有“士委會”的情況告訴了沙文威。

不久，沙文威接到報告，軍統特務、副艦長牟秉劍將在2月26日一早上岸前往南京，他指示“秘密小組”會同“士委會”聯合行動，在2月25日凌晨提前舉行起義。

很快“士委會”拘禁了包括艦長鄧兆祥在內的大部分軍官, 占據了軍械庫。他們決定，首先將鄧兆祥爭取過來。

巧合地是，鄧兆祥已有起義的思想準備。

原來, 中共元老董必武早在武漢任辦事處主任時，就布下了長線：

鄧的上司、國民黨海軍司令部參謀長兼駐滬辦事處長周應聰，是董必武策反的對象，周已奉命多次向鄧勸說，動員他在時機成熟后起義。

此間鄧兆祥獲知艦上兩方面醞釀起義的力量，都是中共地下黨領導的， 決然地表示參加，并以艦長身份進行指揮。

軍艦經過9天的艱險航行，于3月4日抵達葫蘆島，受到等候在此的中共中央東北局代表伍修權和遼西軍區副司令員朱軍以及廣大軍民的熱烈歡迎。

沙文威第三個策反對象是負責保衛蔣介石身家性命的“御林軍”----首都警衛師。

該師成立于1949年9 月，前身為陸軍第九十七師，分別由警衛蔣介石、顧祝同、陳誠的3個團合成。師長王宴清，原為陳誠的部下， 陸軍大學第7期畢業，曾在蔣經國麾下任青年軍八十七軍副軍長。 這位40歲出頭的少壯將領，在“黨國”危難之際擔當重任，足見最高上峰對他的倚重。難怪蔣介石專門單獨接見，言談中寵幸有加。

沙文威深知，如果能使這支御林軍倒戈，其政治上的影響，不亞于把重磅炸彈扔在了總統府！

他把這一任務交給了部下陸平。

陸平當時是《大剛報 》記者，他有個湖南同鄉鄧昊明是王宴清的舅父。鄧為農工民主黨成員，參加過“五四運動”，向來憂國憂民，思想開明。其兒子早已在延安，女兒也是“左傾分子”，與陸平是中學同學。 陸平就是通過她認識王宴清的。

王宴清給陸平的印象是：性格豪爽直率，有正義感，思想深處不滿國民黨的貪污腐化，時時有怨言；同時，他崇尚道義，總認為陳誠、蔣介石對自己有“知遇之恩”。

沙文威與陸平反復商量了策反策略。

陸平先從與王宴清家人建立關系做起。由鄧昊明夫人李君來搭橋，與王宴清夫人、子女漸為熟悉，成為王家的常客。王宴清喜歡陸平儒雅幽默而又廣博強記的談吐，以及他對時局的精辟分析。他們成為可以一吐肺腑的朋友。

到了1949年1月，王宴清已意識到陸平是共產黨派來策反的諜工，但他對倒戈之事躊躇難定。

陸平看得出來，他過不了“知遇之恩”這道坎。抓住他心理的陸平，適時地搬出了鄧昊明。

鄧昊明夫婦對他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泣聲陳詞，猶如醍醐灌頂。

王宴清向來敬重鄧昊明先生，兩個老人的慷慨陳詞，使他的心靈備受震撼。他的夫人也很受感動地在一旁進言，敦促丈夫棄暗投明。

這樣一來, 王宴清答應考慮一下。

可好事多磨。

一番痛苦思考后，王宴清最終下了起義的決心。但提出要與相當負責的中共地下黨領導人面晤一次。

沙文威二話不說，只身來到王家，與王宴清及他的一個心腹團長作了一次徹夜長談。

這次長談讓王宴清吃下了一顆“定心丸”。

3月初，中共南京市委與第三野戰軍溝通聯系，野司在電報中回示：

九十七師的起義行動，由陳毅司令員直接決定，野司還給配了無線電密碼。

就在王宴清準備率部起義之際的頭天晚上，王宴清接到南京衛戍總司令張耀明要他明日赴會的電話。

難道起義情況泄密了？

此去恐怕兇多吉少，但思慮再三，他決定硬著頭皮去。

原來，王宴清的那個心腹團長有個參謀與南京憲兵團的李副團長是同鄉，出于到時候減輕部隊起義壓力之考慮，他便派這個參謀到李副團長那兒進行試探，結果捅下漏子。

幸而這個參謀不是起義核心圈里的人，王宴清也沒有與之接觸過，因而王一口咬定沒有派人到憲兵團去。

張耀明見問不出結果，下令將他軟禁起來。

王宴清被拘押的消息，很快傳到陸平、沙文威那里。

就在王宴清被軟禁翌日夜晚，王宴清夫人給沙文威打來電話，稱王師 長已經回來，要他速去一趟。

沙文威滿腹疑惑，思慮再三，還是冒險來到王家。

原來，王宴清是由衛戍總司令部副司令覃異之私下放掉的。那日上午, 張耀明奉湯恩伯電令，趕往上海參加會議。張一走，向與王宴清私交甚厚的覃異之，向監管參謀問了情況，隨即下令：讓他回家等著再傳再到。

沙文威了解了這些情況后，雖然來不及請示陳毅，但他還是果斷決定：由王宴清把部隊拉過江。

這天晚上，九十七師的1個團在各處執勤，來不及召集。王宴清帶領兩個團4200余人，天亮前過了長江， 一面選擇地形挖掘工事，防備敵人追擊，一面連派5撥人員赴解放區聯系。可所有派出的聯絡人員沒一個及時趕回。

至第二天下午，等來了大批敵軍的追擊。王宴清指揮部隊堅持了一天，部隊損失慘重，只有帶上特務連百余人 沖出火線，往解放區尋去。

數日后，王宴清受到陳毅司令員的設宴歡迎，他高度贊揚王宴清的義舉：

“你們這支御林軍的起義，向南京以至整個國民黨，投下了一顆原子彈，意義大得很吶！”

此外，沙文威還將國民黨最高檢察院代理檢察長爭取過來，由他游說李代總統，簽署了釋放政治犯的命令，使得大批被囚的共產黨員走出監獄。

建國后，沙文威改名史永，先后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全國政協工作。

或許是由于長期臥底造就的謹言慎行，又或許是他再次改名 “潛伏”，沙文威竟奇跡般地逃過了對“潘漢年反黨叛徒集團”的大清掃和“反右”等運動。

1990年他以80歲高齡離休，1999年逝世，享年89歲。

時勢造英雄，愿英雄精神賡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