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和川粉，騙子與傻子的團建

要說世界上誰最關心美國，那除了美國人，就是中國人了，若看絕對數量，甚至可以說中國人比美國人更關心美國。

特別是在總統大選這件事上，互聯網的討論度之高、參與感之強，給人一種賽博選舉的錯覺。

那么本著有熱點就蹭，沒熱點硬蹭的原則，我也以總統選舉為切入點來聊一聊吧。

1

隨著美國總統大選的臨近，哈里斯與川普之間的競爭愈發白熱化，多份民調顯示，直到總統辯論之前，哈里斯與川普的支持率都處于伯仲之間。

從結果上來看，這很正常，符合總統大選在現代政治中的總體趨勢。

畢竟從20世紀中后期開始，美國政治的兩極分化就越來越嚴重，兩黨都有鐵打的基本盤，勝負主要取決于少數幾個搖擺州，因此多數大選雙方都很難拉開差距。

但奇怪的是，這種“一如既往”在很多人看來卻顯得極不尋常，一些關注事態進展的朋友都提出了相同的疑問：

“以川普過往的言論與行為來看，他不僅是個重罪犯，還是個習慣性說謊者，長期傳播各種謠言，這樣一個法律上的狂徒、道德上的破產者，不僅沒有被踩上一萬只腳，反而還能有如此高的支持率，實在匪夷所思，這還是美國嗎？”

言外之意就是，美國作為科技與教育強國，又有發達的媒體與高度的個人自由，應該清楚川普的正面目，怎么會允許他這種人第二次去競選總統，而且還不乏大量的支持者，這不是很矛盾嗎？

確實，乍看之下這一點是很矛盾，至少與很多人的傳統認知相悖。

然而，細讀美國歷史就不難發現，自建國伊始，一致性便不是美國特色，矛盾才是其主基調。

這方面有很多例子，比如個人自由與槍支泛濫的矛盾、多元文化與種族關系的矛盾、發達的科技與落后的基礎設施的矛盾、創新驅動與保守價值觀的矛盾、愛國主義與反政府情緒的矛盾等等。

而具體到川普身上（暫且其稱之為“川普現象”），就是知識精英與反智傾向的矛盾——即開化與愚昧的矛盾。

怎么理解呢？

簡單來說，美國擁有世界上最頂尖的大學和科研機構，培養了眾多世界級的科學家、學者和技術專家，諾貝爾獎數量更是遙遙領先。

在一般人看來，這樣一個科學昌明的國家，人均教育水平和科學素養應該很高，加之多元的信息渠道與開放的媒體環境，很難將其與“愚昧”一詞掛鉤。

從事物發展的規律和相關性來說，這種理解沒什么問題，但放在美國身上卻不怎么好使，畢竟事實擺在面前，容不得你不信。

那么，就只剩下一種可能了，即很多美國人不僅愚昧，而且程度遠超你我想象。

不信的話，我們就拿川普在總統辯論上的演講為例，來看看部分美國人到底有多反智。

2

本次辯論地點選在了ABC（美國廣播公司），一個相對中立的媒體，雖然也有人認為其略微偏左，但總體上并沒有特別明顯的政治傾向，川普團隊也同意在此辯論。

其實在這場辯論開始之前，很多人就不太看好川普，因為他面對的不再是老拜登，而是年富力強的哈里斯，恰巧哈里斯之前還是專門打擊罪犯的檢察長，而且演說能力一流。

事實也的確如此，川普除了繼續重復已經被他說了無數次的謠言之外，幾乎沒什么還手之力。

在一個半小時的時間里，總共五個辯論主題中，川普就編造了三個謠言。

一開始他說民主黨允許一些州在嬰兒“出生后處決”，主持人插話說：“在這個國家，沒有一個州允許在嬰兒出生后殺死嬰兒。”

之后他繼續說，現在犯罪率高漲，主持人再次澄清，告訴他根據FBI的數據，犯罪率下降了。

接著川普又造謠說，在斯普林菲爾德，海地移民會偷當地居民的寵物貓狗吃。

主持人只能再次辟謠，表示ABC聯系了那里的城市管理人員，目前并沒有相關指控的可信報道與證據。

結果你猜川普說啥？他說他“是在電視上看到的，是電視上的人說的。”這一連串的荒唐鬧劇令一旁的哈里斯都忍不住發笑了。

別說哈里斯了，任何一個智力正常的人，看到堂堂美國前總統、現任共和總統黨候選人竟然說出這種離譜的論調，都會被驚掉下巴。

毫無疑問，這場辯論以哈里斯的完勝收場，就連有著強烈保守派立場的福克斯新聞都認為這是屬于哈里斯的勝利。

然而，即便是在面向全國的公開電視辯論上語無倫次、謊話連篇，川普依然支持率驚人，至少很多共和黨人都相信他。

根據YouGov的調查，共和黨中有46%的人相信海地移民偷寵物吃，27%的人相信公立學校給學生做變性手術，66%的人相信美國城市犯罪率處于高峰而全世界犯罪率都下降了，41%的人相信民主黨的州可以合法殺死新生兒。

要知道，美國共和黨人口大約8300萬，如果按上述比例來算，有2000萬到5000萬人不同程度地相信這些弱智的謠言，這可不是一個小數目。

況且這些謠言并不是在這場辯論開始后才突然出現的，而是在川普、萬斯以及川普支持者中流傳了很久，哪怕已經被辟謠過無數次，依舊不影響他們繼續傳播。

在以往，這個群體還傳播過很多其他謠言，包括但不限于2020年總統大選被竊取、風能導致癌癥、氣候變化是騙局等等，以至于現在還有不少人對此深信不疑。

那么，對于這些美國人的表現，實在找不出比“愚昧”二字更準確的形容詞了。

講到這里，就又回到了那個最根本的問題：為什么在科技與教育都十分發達的美國，卻有著如此龐大的反智主義群體呢？

在中國人的印象里，最能反映美國反智主義的就是疫情期間的疫苗反對運動與羅訴韋德案的推翻了，因此，很多人覺得是川普的上臺造成了反智主義的盛行。

誠然，川普及其支持者的一系列主張確實充滿了反智主義，但這不是原因，而是結果。

3

美國自建國起，反智主義之風就未曾停歇過，比如最初的進化論與創造論之爭。

作為美國早期的殖民者，當時的清教徒們比現在要保守得多，雖然他們也重視教育，但更強調對圣經的字面解釋和宗教信仰至上的理念，而這直接導致了20世紀初著名的斯科普斯審判，又稱“猴子審判”。

1925年，為了維護宗教觀點在教育體系中的地位，田納西州通過了《巴特爾法案》，禁止在公立學校教授與圣經創世論相矛盾的進化論。

要知道，此時距離《廣義相對論》的發表都已經過去十年之久了。

為了測試該法案的效力以及影響，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特意資助了高中生物教師約翰·斯科普斯，讓他在課上故意教授進化論，果然，他被告上了法庭。

斯科普斯最終被判有罪，并罰款100美元，雖然該判決之后被上訴法院推翻，但這一場荒誕的審判卻是反智主義在美國的一次顯著體現。

“猴子審判”這個充滿戲謔與輕蔑的稱謂，也反映出很多美國人對科學的不屑與輕視。

另一個美國反智主義的高潮就是臭名昭著的麥卡錫主義了。

1950年，以共和黨參議員麥卡錫為代表的美國反共團體認為，美國政府已經被共產黨嚴重滲透，于是他利用參議院特權，通過一系列聽證會，開始調查政府和其他領域的潛在共產主義者。

于是，一系列缺乏證據的指控與道德審判迅速蔓延至各個領域，最終演變成了一場波及全國的政治浩劫，導致了大規模的冤假錯案，無數人受到迫害以及影響，就連奧本海默、愛因斯坦以及錢學森這樣的科學界人士也不例外。

盡管麥卡錫主義的出現有著冷戰的特殊背景以及一些復雜因素，持續的時間也不算長，但卻給美國歷史和政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記，毫無疑問是反智主義的一個經典案例。

當然，反智主義在美國歷史中并非一直占據主導地位，其出現往往與特定的社會、政治或經濟事件相關聯。

比如前文提到過的拒絕接受氣候變化的科學事實與疫苗反對運動，再比如20世紀初反對公共衛生的運動以及反對生物技術和基因編輯等前沿科技成果的運動。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美國的反智主義雖然“忽隱忽現”，但其周期性卻表明，在這里，有著深厚的反智主義土壤。

值得注意的是，愚昧本質上是不分國界的，反智主義在不同地區都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共性，比如教育水平不足、信息閉塞、政治極化以及民族/民粹主義等等，但對于美國而言，愚昧的產生也有其獨特之處。

4

在美國早期的殖民者與建國者中，許多人來自歐洲，他們為了逃避宗教迫害和政治壓制，來到北美定居，尋求在這片大陸建立一個自由的社會。

因此，美國的建國哲學強調個人權利和自由，反對集權和壓制。這在《獨立宣言》與《憲法》的基本原則中都有體現。

比如最著名的那一段：“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了他們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正是這種觀念塑造了美國的民族性格，使得他們對政府、權威和精英始終保持高度懷疑，特別是對于那些被視為“遠離普通人”的精英。

這就導致，當政府和機構越是推行某些觀點時，反對的聲音就越容易獲得支持，而當專家的意見與他們自身的經驗或習慣（這在美國被稱為“常識”，即common sense）不符時，這些強加的“指導”則被許多美國人視為對個人自由的侵犯，哪怕這些“指導”已經被科學驗證過，屬于學界共識。

這一點在如疫苗接種、佩戴口罩等公共衛生議題上尤為明顯。盡管科學證據支持疫苗和口罩在防止疫情傳播中的有效性，許多美國人仍然選擇反對，他們傾向于認為“我的身體，我做主”，相信憑借個人的常識、經驗就可以應對各種問題，而不需要也不愿意接受來自政府或醫療專家的強制規定。

這種對個人自由的強調與文化反叛精神成就了如今的美國，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反智主義的溫床。

美國另一個與眾不同的點在于宗教的強大影響（與中國這類無神論國家相比）。

美國是一個宗教信仰多樣化且非常虔誠的國家，尤其是在南部和中西部的“圣經地帶”（Bible Belt），宗教保守派的影響力非常大。許多宗教團體傾向于依賴信仰、經文和宗教領袖，而不是科學或理性推理來解釋世界。

在與個人主義的相輔相成下，知識精英被視為威脅宗教信仰的權威，因此常常遭到反對，特別是在進化論、氣候變化、性教育以及性別研究等問題上。

還有兩個經常被誤解或忽視的因素，第一是教育體系的不平等。

盡管美國擁有全球頂尖的大學和研究機構，令人趨之若鶩，看起來似乎能實現很高的平均教育水平，但實際上，其教育體系內部長期存在明顯的不平等。

美國的公立教育質量因地區而異，農村地區和低收入社區往往缺乏資源和優質師資，而精英大學的入學門檻對低收入群體也不夠友好。

這種教育資源的不均衡加劇了社會的知識鴻溝與階級分化，特別是一些未能接受良好教育的群體，容易對“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產生抵觸和仇視情緒，反對一切“知識精英”提出的主張。

第二是過于自由的社交媒體。

雖然言論自由保證了人們自我表達的權利，但與傳統媒體通過專業記者和編輯來確保報道的準確性相比，社交媒體上的信息則常常魚龍混雜、缺乏篩選，虛假信息和陰謀論得以迅速傳播。

它為那些質疑科學和專家的人提供了一個足夠廣闊的平臺，算法推薦又將他們聚攏到一起，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反對力量，“川普現象”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總的來說，美國的反智主義并非單一因素造成，而是多種特有的歷史、文化、政治和經濟因素交織的結果。

5

說到“川普現象”，還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既然川普已經在法律和道德上雙雙破產，為什么依然有著大批的追隨者呢？

你可以說這些川粉愚昧，但他們并不瞎。

川普上臺的這四年時間，并沒有實現他對選民們的承諾，甚至可以說非常失敗。

他嘴上說著要“抽干沼澤”，但實際上，他的政府頻繁爆出丑聞、遭到指控，包括競選經理保羅·馬納福特和顧問邁克爾·弗林在內的多位高級官員被定罪，就連自己也成了重罪犯。

沼澤不僅沒被抽干，反而越來越深。

他嘴上說著要為普通美國人而戰，但他的保守政策，比如放松管制和減稅，不僅沒有給工薪階層帶去好處，反而使聯邦赤字大增，受益的是企業和富人。

特別是貿易戰，擾亂了供應鏈，增加了成本，最終傷害了支持他的工薪階層。

另外，他揚言要振興美國經濟，然而在其執政期間，經濟發展速度還是建立在奧巴馬政府從大衰退中復蘇的勢頭上，沒有任何提高，到新冠疫情時，不僅制造業衰退，經濟也垮了。

而且，收入不平等繼續加劇，最富有的1%美國人收入增長遠快于其他人，許多中低收入的美國人則面臨工資停滯。

他還說要解決美國的醫保問題，但四年過去了，原來的問題依然存在，如今美國還是沿用的奧巴馬時期的醫保政策。

更別說移民問題了，一番折騰下來，除了搞得民怨沸騰之外，沒有任何建樹。

就這樣，在川普的“英明”領導下，“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成了笑話，剩下的爛攤子還得靠拜登來收拾。里根要是泉下有知，估計得被氣得活過來。

也難怪在今年2月份的總統日，川普會被美國社科協會的總統專家們評為史上最差總統，即便共和黨專家認為他的排名可以再高一些，也依舊是倒數第五。

由此可知，川普的失敗是顯而易見的，錢包不會撒謊。

但就像我剛說的，他的支持者都不瞎，一個無法在經濟上給選民帶來好處甚至會造成損失的總統，沒人會給他投票。

因此，川普的支持者們很可能是出于其他原因。至于是什么，從這些支持者的身份畫像中就能看出來：

1.白人工薪階層，特點是學歷普遍偏低，對全球化、自動化和移民帶來的經濟變化感到不安，擔心自身的經濟地位和工作機會受到威脅；

2.福音派基督徒和社會保守派，特點是以宗教信仰、傳統道德為核心價值觀，對社會文化變動，如LGBTQ權利、墮胎合法化等感到焦慮；

3.農村和小城鎮居民，特點是對城市化、全球化、文化精英主義以及自由派的社會政策持懷疑和抵觸態度；

4.反建制和反精英的選民，特點是對政府、媒體和政治精英感到不滿和懷疑，認為現有的政策無法代表普通人利益；

5.民族主義和反移民者，特點是民族主義傾向強烈，反對移民擴張，認為移民搶占了美國公民的工作機會，并改變了美國的社會和文化結構。部分人持有排外、種族主義或極端民族主義觀點；

6.共和黨傳統選民，特點是一貫支持共和黨，信仰共和黨的核心價值觀，如小政府、自由市場、保守主義文化和強國防政策。

那么，看到這兒，你應該發現了什么。

沒錯，除開共和黨的傳統選民，剩余群體都符合反對知識精英的立場。

在狹義上，這里的知識精英可以理解為民主黨，畢竟他們更支持全球化、提倡大政府、反對種族歧視，并且通過政策帶來了大量移民、為少數群體爭取了權利。

而反觀川普，他集經濟民族主義、反全球化、反移民、民粹主義、保守主義于一身，而且具有明顯的種族主義與厭女傾向，對少數群體更是漠不關心。

因此，盡管他在法律與道德上雙雙破產，執政也以失敗告終，但他的價值觀與政治理念卻與其支持者們高度契合，完美代表了他們的諸多訴求，成為其眼中“傳統美國精神”的捍衛者，哪怕沒有經濟利益，這種強烈的身份認同感也足以將其再一次推上美國總統的競選舞臺。

至于共和黨的傳統選民，他們雖然不一定認同特朗普的個人風格，一些人甚至對他的言行感到不適，但基于黨派忠誠度，絕大部分還是會選擇支持他。

同時，這也解釋了前文談到“川普現象”時所說的知識精英與反智傾向的矛盾。

6

表面上來看，這兩者的矛盾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共和黨與民主黨在路線上的分歧與對抗，這樣的敘事也符合當下美國政治極化與社會撕裂的現狀。

在奧巴馬上臺時，美國社會的撕裂已經十分嚴重了，但兩黨之間仍然有著相當多的共識，總統辯論至少還是體面的。

可當川普上臺之后，情況急劇惡化，仿佛一切都在失去控制。也就是從這兒開始，共和黨逐漸成了愚昧者們的大本營。

如今拜登的四年任期即將結束，再回頭去看就會發現，知識精英與反智傾向的矛盾不僅僅是不同黨派與不同階層之間的對抗。

那些川普支持者們，他們所表現出的愚昧本質上是一種面對社會劇變時的焦慮不安與無所適從，哪怕這種不安缺乏數據與證據的支撐，甚至與現實情況相反。

引發社會劇變的因素不一而足，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這種時候，混亂與動蕩往往是難以避免的，而想要變得穩定，一般有兩種方法，要么積極推動社會完成轉型，要么退回到之前的狀態。

大多數情況下，人們都會選擇后者，因為轉型代表著未知與風險，退守則意味著舒適與安全，“川普現象”就是這種選擇的具象化體現，他們抗拒社會文化的變動，極度渴望回到那個熟悉的時代。

但從歷史的維度來看，這種舒適和安全很可能會付出代價，致使社會難以走出傳統的泥沼，長期處于停滯狀態甚至出現倒退。

在這方面，美國自然是無法與荷蘭、加拿大、瑞典、丹麥等國相比的，畢竟有一個強大的保守派。

暫且不論這股保守力量究竟是以何種復雜的原理對美國社會起到了什么作用，如果僅以人權、福利、社會公正與包容度、文化多樣性以及對新思想和創新的接受程度作為判斷標準的話，在現代政治時期，其對于美國社會的進步無疑是一種阻礙，而民主黨則扮演了相反的角色。

曾幾何時，共和黨也深刻改變過美國社會，比如廢除黑奴運動、女性選舉權、民權法案等等，但面對日新月異的文明發展速度與翻天覆地的認知革命，共和黨人已經顯得有些跟不上了。

因此，當原本對支持率影響極小的總統候選人辯論結束之后，哈里斯的支持率卻一反常規的與川普拉開了差距，就連很多共和黨人都選擇了倒戈。

由此可見，哈里斯的出現或許并不在一個最佳的時間點，也不一定是民主黨最好的選擇，但她所帶起的這股風潮已經開始慢慢發揮作用，如果她能最終取勝，很可能成為美國政治的下一個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