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長文：科研圈性騷擾，法律失靈，社交媒體成為發聲陣地

以下文章來源于自然系列，作者Nature Portfolio

插圖：Patrycja Podko?cielny

撰文｜Gayathri Vaidyanathan

《自然》采訪了12名女性野生動物研究員，她們說自己在印度的保育機構工作時受到過騷擾。為何印度的反性騷擾法有時無法保護女性？

2015年，為了完成研究生論文，熱愛研究爬行動物的印度研究生AM開始為一家非營利組織的海龜保育項目做田野調查。對她來說，這原本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直到那一年的新年夜，這位21歲的女學生和同事去她的男導師家里參加聚會。到了晚上11點，AM覺得聚會太吵，就到一間臥室里休息一下，并給父母打電話祝他們新年快樂。她的導師跟著她，坐在她身旁，并側身吻了她。

“他坐在床上，試圖摸我的胸部并親我，”她事后回憶道，“所有一切都在一瞬間發生。”就在導師想進行下一步行動時，她把他一把推開，走出了房間。

去年，AM和多位女性在名為“Women of the Wild India”的Instagram賬號上分享了她們的遭遇，將印度保育生物學群體中的性騷擾問題擺上了臺面，這個賬號的關注對象是在印度保育生物學以及相關領域的女性。

管理這個賬號的Akanksha Sood是一名野生動物攝影者，她說她私下收到的不當行為的舉報比她公開出來的更多。“不只是女性，也有男性表示為自己目睹了某些情況而不作為感到內疚，”她說，“我們促成了這種掩蓋和隱瞞的工作文化。”

《自然》采訪了12名女性研究人員，她們都表示自己在印度保育生物學機構工作時被騷擾過。這些舉報涉及不同機構的三名男性。《自然》瀏覽了郵件、短信和其他證據，表明這些女性告訴了他人她們對性騷擾和其他形式侵犯的舉報，有些女性向所在機構反映了她們的憂慮。

她們描述的經歷包括多次身體性騷擾，收到性意味明確的信息和短信，被操縱進入一段未經同意的性關系。更多證據來自其他研究人員從同事那里聽到的關于被性騷擾的經歷。這些事件表明，印度保育科學領域的上級人士對下屬年輕女性的不當行為和口頭侵犯模式很多樣。

科學界的性騷擾在許多國家和科研領域都很常見。美國國家科學院、工程院與醫學院在2018年報告中指出，美國所有學術學科的58%的就職女性都遇到過騷擾。這在田野科研工作中尤其突出，因為這些工作往往位置偏遠，受害者更難遠離那些有騷擾沖動的人，或尋求他人幫助。

2013年，印度出臺了預防工作場所性騷擾的法律，而法律學者稱理論上這是全球最強有力的相關法律之一。但批評者認為， 這些法律在實施層面障礙重重。比如，這個法律會保護所有參與者的隱私，即使法律程序判定某人屬于性騷擾也不影響。（為此，這篇文章未提及人名或具體事件中的印度機構名。）

領域問題

科研人員認為，印度的保育科學比其他國家的保育科學領域規模更小，競爭更激烈，這種環境更容易滋生各類職場侵犯，包括霸凌和口頭侵犯。

該領域的上下級結構也對女性不利。2020-2021年，印度生態學（如動物學、環境科學和植物學）的女性本科生和研究生占74%，而這些領域的大部分領導者都是男性。在其他科學領域也有這類情況。關注印度科學界性別偏見的網站BiasWatchIndia發現，2020-2021年，印度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學科只有17%的教職成員為女性[1]。

印度保育科學的一些騷擾事件還有另一個作用因素：出于安全和成本考慮，在離家很遠的地方暫時安頓時，年輕學生與導師或其他同事一起住是很常見的。

這些因素在AM和接受《自然》采訪的其他四名女性的遭遇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這些女性表示，2014-2023年，她們被同一名男性性侵犯——他在多個非政府組織（NGO）開展的一個海龜保育項目中擔任高級研究員，這些非政府組織拿的是南卡羅來納州的龜鱉生存聯盟（Turtle Survival Alliance）的資助。另一名女性研究員告訴《自然》，這名男性也對她進行過口頭侵犯。

兩名女性告訴《自然》，2019至2020年，她們直接或經由他人向美國的TSA代表舉報過這名男性對她們的性侵犯，另一人舉報了他的口頭侵犯行為。她們說，她們向TSA代表舉報是因為她們相信TSA在監督海龜科研項目的大部分進展。

《自然》看過了TSA代表與這些女性以及她們中間人之間的通信，信中討論了她們的舉報內容。雖然沒有直接提到性騷擾，但確實提到了“騷擾”和“身體騷擾”，一人還提及了印度為預防職場性騷擾而出臺的法律。這些女性告訴《自然》，她們在與TSA代表的電話溝通中特地提到了性騷擾。

TSA的發言人在一份聲明中告訴《自然》，2019至2020年，TSA的高級管理層沒有接到關于這名男性性騷擾的舉報。這位發言人表示，當時，TSA收到了來自兩名女性的不同舉報：一人舉報這名男子營造了“有敵意的工作環境”，另一人表示這名男性有意破壞她的海龜研究。

這名TSA發言人還表示，TSA將關于這名男性的信息提交了給他的單位——其中一個印度非政府組織。TSA認為，這個機構負責管理工作環境，并表示這個非政府組織同意遵守與印度關于預防職場性騷擾的法律。

2023年3月，TSA收到了印度一名女性的匿名舉報，稱該男性對她進行了性騷擾。根據TSA的聲明，這是其收到的首個該類舉報，并建議這名女性上報給她的單位——TSA在印度的合作機構。

TSA的說法是，這個合作機構表示將開展調查，但不能告訴TSA具體細節。2023年5月22日，TSA宣布與這個印度機構終止合作。

插圖：Patrycja Podko?cielny

TSA發言人告訴《自然》，TSA不認為自己推卸了責任，與印度非政府組織合作期間，也從未收到過關于合作機構不遵守印度反性騷擾法的任何舉報。

AM表示，她之所以在2023年公開發聲，是因為這名男性在壓著她的研究，包括讓她拿不到經費。她和其他人表示，她們去國外讀研后才敢開口。

班加羅爾的國家生物科學中心生態學家Uma Ramakrishnan說，保育生物學的年輕女性本身就有很大的壓力，因為印度社會希望她們能在傳統行業工作，如會計和計算機。對她們有些人來說，騷擾就是壓垮她們的最后一根稻草。“令人絕望的是看到她們在經歷這些遭遇后的感受，”Ramakrishnan說，“她們的自信心完全被摧毀了。”

法律限制

理論上，女性遇到這些情況有保護手段。2013年，印度頒布了《工作場所女性性騷擾（預防、禁止和修正）》法案，俗稱PoSH法案。這個法律是數十年女性主義和人權運動的結果，威斯敏斯特大學研究南亞學術界性騷擾的社會科學家Adrija Dey說。

根據PoSH法案，所有職員超過10人的工作場所——包括大學和非營利組織——必須設立一個內部委員會調查任何騷擾舉報。員工數更少的機構可借用當地政府委員會。PoSH法案對性騷擾的定義是指任何實質上與性有關的和不受歡迎的任何直接或暗示性行為。

新德里的律師Megha Mehta表示，PoSH法案讓被騷擾者更愿意站出來，因為這些信息都被保密。如果沒有這個法案，受害者只能報警并升級為刑事案件，這意味著她們要公開直面她們的騷擾者。Mehta說：“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PoSH都比刑事審判好多了。”

PoSH法案在理論上很全面，但實施起來不盡如人意。2023年5月，印度最高法院發現大部分女性不愿意在PoSH法案舉報騷擾。“即使過了這么久，該法案的實施仍存在嚴重缺陷，令人擔憂。”法官Hima Kohli和A. S. Bopanna在判決書中寫道，女性不知道找誰舉報，而且很多人不相信司法程序或結果。

向TSA代表舉報被騷擾的一些女性告訴《自然》，她們沒有發起PoSH指控，因為被騷擾時她們還小，而且不知道整個程序。另一個障礙在于提出PoSH控告的時限通常為事件發生后的三個月內。

插圖：Patrycja Podko?cielny

即使她們接受過關于如何指控的培訓和指導，一些女性仍表示她們擔心這么做會影響她們的職業發展。AM表示，她的導師在她拒絕了他的性侵犯后不再對她的論文進行指導。她在自己的實習地點感到孤立無援，因為那里是一個重男輕女的邦，對女性的犯罪率很高。“感覺他讓機構里的人不要幫我，”她說，“這是我這輩子最可怕的遭遇。”

還有一些情況是，女性擔心的是一旦她們說出來，她們的家人會讓她們改行。“我的家人其實并不支持我從事野生動物科學研究，所以如果他們知道我去的第一家實習單位出了事，他們就不會再讓我和男人一起學習或在野外工作了。”一名女性在解釋為何她為何沒有更早舉報時說道。她在事情過去了7年后才告訴父母。這些女性沒有正式舉報，而是互相提醒要提防哪些男性，孟買漁貓保育聯盟的生態學家Tiasa Adhya說，她之前在另一個機構受到了騷擾。

舉報障礙

印度的一些研究人員顯然騷擾女性已有數十年。其中一位著名保育生物學家給他的博士生寫過性意味明確信件（《自然》看了其中一封信）并在20年的時間里給多位女性同事她們不想要的關注。一位經歷過這種行為的生態學家告訴《自然》，由于擔心受到影響，人們不敢說出來。

2018年，一些女性聯合起來商量是否應該正式舉報這名男性生物學家，但很多女性因為該名男性是她們資助委員會或校董事成員而選擇退出，這名生態學家說，“她們說不想翻舊賬了。”

當年，三名女性最終向他的工作單位遞交了PoSH法案正式指控。

根據該法案，調查委員會只能向其所在機構作出建議，最嚴重的結果是終止員工合同，而不會有任何刑事處分。

女性還表示，有些因素讓人不愿意走PoSH程序提出指控。受到同一位著名科學家騷擾的三名女性中的一人告訴《自然》，即使她的事業已經很穩定，她仍擔心自己提出PoSH指控后同事會怎么說，大家聽說后肯定會議論，雖然這本應該是保密的事。

新德里的律師Vrinda Grover主要從事印度最高法院的案件。她說，雖然這條路不好走，但她還是鼓勵女性提出刑事控告。“壞消息是，法院對于性騷擾不夠重視，”她說，“法律程序中一直有種恐慌，‘哦，這些都是虛假指控，這名男子被人誹謗了’。”

這讓女性沒有太多選擇。“如果你挑戰權威，你就是壞人，你不會受到尊重，” Ramakrishnan說，“如果你接受騷擾，你可能就完蛋了。”

PoSH給予作惡者的保密性也讓騷擾對象很無奈，因為整個調查過程會秘而不宣，即使罪名成立。《自然》調查的這個非營利保育團隊沒有遵照法律要求公開他們的調查或結果。

幸存者選擇在社交媒體上曝光時，就意味著法律程序失靈了，Mehta說，“我不會對任何使用#MeToo的人評頭論足，他們這么做是因為整個系統讓他們失望了。但#MeToo不能解決問題。”

Adhya說，事情已有轉變的跡象。在Instagram上曝光以來，一些保育機構舉辦了讓員工和機構了解舉報途徑和預防性騷擾的研討會。19名野生動物生態學家和保育學家組成的一個正式團體，名為CEASE，他們制定的指南能讓印度被騷擾過的人了解他們有哪些權利。其網站上列出了相關法律，并探討了在野外實地考察有哪些注意點。

但現在，印度的一些被性騷擾過的保育生物學家表示，當歷史證明正式渠道的影響力甚微時，在社交媒體上曝光是提醒他人的最好方式。“我對舉報的唯一期望是其他來這個機構工作的女性以及男性不會再遇到這么可怕的經歷。”

參考文獻：

1.Muralidhar, S. & Ananthanarayanan,V.Commun. Biol.7, 389 (2024).

原文以Sexual harassment in science: biologists in India speak out標題發表在2024年7月29日《自然》的新聞特寫版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