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任何一個制度是長盛不衰的。
比如明朝的衛所制度。
縱向對比,明朝的衛所制度可以說自秦朝以來最先進的軍事制度,沒有之一。它既解決了武將專權的問題,也解決了軍隊的供養問題。
難怪乎朱元璋曾經放話:“吾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
老朱固然是有這個底氣,但他不會知道,到明朝中后期,尤其是在跟后金的作戰中,十幾萬明軍打不過幾萬金軍的情況比比皆是。
衛所制度,建立于明朝初期,它的運作模式其實可以理解為:將隋唐的府兵制和古代的屯田制相結合。
衛相當于現在的軍分區,分布在各地,隸屬于三省制度中的都指揮使。一衛大約5600人。
衛下邊設置五個千戶所(前后左中右),千戶所下分為十個百戶所,一個百戶所下再分兩個總旗,每旗五十人左右,另外摻雜小旗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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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所平時由各省的都指揮使管理,統兵權則屬于五軍都督府,調兵權歸屬于兵部。
遇到戰爭,由兵部負責調動,從五軍都督府派遣一名武將,一般叫總兵官,然后帶著衛所的駐軍參加戰斗。
“將不專軍,軍無私將”
這么一來,既不用擔心將領長期帶兵,形成依附關系,也不用擔心兵將長期分離導致的類似于兩宋那樣戰斗力低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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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還不是最關鍵的,最關鍵的是,大明對于衛所會專門劃歸一部分土地,土地由士兵負責耕種,所有士兵的軍費支出由土地產出承擔,類似于曹操當年搞的“屯田制”,好處就是軍費不需要大明財政承擔,實現自給自足。
洪武二十三年(1390)時,全國共有內、外衛547個,所2563個,按照標準制度此時全國的明軍一共306萬左右,如此數量龐大的軍隊,朱元璋依舊可以豪氣的來那么一句:我養兵百萬,不需要耗費百姓一粒米。
朱元璋真不算吹牛,在明朝永樂年間,軍屯田畝數,突破了8900萬畝,所貢獻的屯糧更是突破了2300萬石,堪比北宋時期全國一年的糧食總收入。
按說一切都挺好,那么為何運行到后來,能征善戰、所向無敵、而且軍費自給自足的明軍,戰斗力越來越低下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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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得先聊聊軍戶制度。
大明的士兵,一日為士兵,終身為士兵,如果士兵戰死,那么就從其家屬中再抽調一名丁壯為士兵,這樣的世代從軍的家庭,就叫軍戶。
具體來說,每家要出兩名男丁,一名為正軍,也就是直接參與戰斗的兵丁,另一名叫余丁,負責為正軍提供各種輔助。
正軍戰死,余丁替補,然后再從軍戶家中抽調一名作為余丁。
有朋友可能會問,如果家里就一個男丁或者只有一個小孩子咋辦?不要緊,給他掛個名,稱為“幼丁”,然后等他長大以后繼續從軍。
也就是說,除非絕戶,否則世代為軍,當初的花木蘭就是這樣替父從軍的。
還要補充一點,軍戶和民戶是分開管理的,明朝三司中的承宣布政使司,負責管理民政,而軍戶則單獨歸屬于都指揮使司管轄。
拋開兩者的職能來看,放在和平時期,其實可以通俗的理解為,布政使和都指揮使各自獨立的管理著一批種地的農民,區別不過是,前者是民,后者是兵。
對了,平民尚且可以通過科舉改變命運,軍戶世代不得參與科舉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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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制度在明初之所以很有市場,主要源自于一個原因:地多,人少。
改朝換代嘛,必然是要犧牲掉很大一部分人口,所以大明可以劃出充足的土地給軍隊使用。
但是到明朝中期,這個優勢就不存在了。
沒有任何一個制度是可以可以通用幾百年的,甚至一百年都不到。
隨著和平時代來臨,戰爭逐漸減少,新一波的土地兼并又開始了。
區別無非是,平民的土地被富起來的地主給兼并,而軍戶的土地則慢慢被管理他們的軍官所兼并,畢竟,軍戶是世襲的,衛所制度下的千戶長、百戶長們也是世襲的,比如前文提到的毛文龍,其實就是世襲的百戶長。
甚至,后者的兼并來的反而更快,更嚴重。
平民是按照稅率交稅,軍戶耕種的屯田則是全部上交,然后由上級統一以軍餉的名義下發。發多發少,那還不是上級軍官一句話的事。
然后軍戶雖然還是軍籍,實際上已經淪為佃農,連自耕農都算不上。許多人被迫淪為軍官的奴隸,不僅要耕種軍田,還要負責給軍官們耕種土地。
而且這些軍戶,除了軍餉和裝備是由軍田供給,其余的軍服裝備,都得自己提供。軍戶的生存環境以及待遇因此越來越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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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為了減少軍戶的逃往,參加明軍的士兵往往是遠離家鄉,異地駐守墾地,他們既不能滿足回鄉的愿望,也不能在當地獲得歸屬感。
于是就有了逃兵。
逃兵,自古有之,畢竟總有人不想上戰場的,所以即便是在朱元璋時期,逃兵現象就已經出現:
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逃亡者共計47986人。
然后到了正統三年(1438年),逃兵數量居然達到了1633664人!
嘉靖八年(1530年)對全國的兵籍進行過一次統計,全國在編士兵居然只有97萬。逃亡士兵達到在編士兵70%左右 ,一些外地駐軍的數量只剩下原來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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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并不能解決問題,按照大明制度,一名士兵逃往,能抓住則抓回,抓不住的,就從其親屬中找人遞補,當然了, 按照封建官僚的傳統做法,自然又免不了一番雞飛狗跳。
然后就牽連一個家庭甚至一個家族的破敗。
不僅如此,由于軍戶世襲制,如果不是發生諸如梁山伯和祝英臺那樣的愛情故事,民戶絕不會跟軍戶通婚,所以軍戶的繁衍只能在內部橫向選擇。
這就導致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兵源越來越少。
明初動輒幾十萬騎兵深入大漠的盛況就很難出現了,尤其是從土木堡之變開始,為了抵御瓦剌軍隊,大明在短時間內很難從衛所征調足夠的兵力,于是只好開始募兵。
到嘉靖時期,這個問題就更加嚴重,比如倭寇肆虐沿海一帶,大明居然沒有拿得出手的軍隊,最后只能由戚繼光等人招募軍隊,由朝廷撥款進行單獨訓練和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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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也是顯而易見的,由礦工和農民組成的戚家軍滿編五千多人,前后創下斬首十萬級的戰績。
所以看過《大明王朝1566》的朋友都會發現,劇中一個很大的情節,就是如何從捉襟見肘的國庫中籌措軍費,以供應給東南沿海的抗倭。
所以第二個問題也從這部劇中發現了。
募兵,它需要朝廷出錢供應,但是嘉靖年間的大明,已經沒有充足的財政來供養軍隊了。
所以就有了萬歷年間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改革,改革的主觀目的就是為了籌錢,增加國庫收入。
但是很不好意思,萬歷年間還有個三大征,比較有名的就是為了驅逐日本進行的朝鮮戰爭。
所以一條鞭法改革好不容易攢起來的家底又給花光了。
戚家軍讓大明看到了職業軍隊的優勢,于是后來在東北前線,明朝又先后招募了以遼東人為主的遼東鐵騎和關寧鐵騎。
關寧鐵騎由袁崇煥招募,防守關寧錦戰線,是抵御后金入關的重要軍事力量,在1629年的己巳之變中,兩萬關寧鐵騎將皇太極的數萬金軍死死阻擋在被京師城下,然而等到袁崇煥被下獄,關寧鐵騎嘩變返回山海關以后,四萬勤王軍隊在永定門被皇太極一戰顛覆,全軍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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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大明朝最后三十年的國祚,就全靠這幾支職業軍隊尤其是關寧鐵騎來維持了。
所以在看明末歷史的時候,很多人都會問我這樣一個問題,擁有兩京十三省的大明,為何打不過一個偏居東北的后金?
答案就在于這里:作用兩京十三省的大明,只養得起一個幾萬人的關寧鐵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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