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遷款分割協(xié)議（家庭協(xié)議）法律效力的認定？上海市動遷利益分割共有糾紛改判案例研究（四）

上海市動遷利益分割共有糾紛改判案例研究（四）

【改判案例四】：余某1、余某2與余某5等共有糾紛一案

【爭議焦點】：動遷款分割協(xié)議（家庭協(xié)議）法律效力的認定？

【審理法院】：上海市黃浦區(qū)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房屋性質】：公房，居非兼用

【案情簡述】：

系爭房屋（底層前間30.10平方米）承租人為余某6（于2021年10月11日報死亡）。余某6與配偶莫某寶（于2012年4月29日報死亡）共育有余某1、余某2、余某5和案外人余某誠四子女。本案當事人均認可，1957年余某6承租的茂名南路99號門面房（以下簡稱茂名南路房屋）被收回后，余某6夫妻申請取得了系爭房屋。

2021年11月12日，系爭房屋納入征收范圍。2022年3月9日，余某2作為代理人與某某局簽訂該戶《上海市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補償協(xié)議》（征收編號60480），認定建筑面積46.354平方米，其中居住部分建筑面積23.100平方米，非居住部分建筑面積23.254平方米。經結算，征收補償款共計9,075,954.95元（尚未發(fā)放），其中：居住評估價格1,145,482.80元（61985.00×23.100×0.8），居住價格補貼429,556.05元（61985.00×23.100×0.3），居住套型面積補貼929,775元，非居房屋價值補償款2,418,416元（130000×23.254×0.8），居住室內裝飾裝修補償11,550元（200×23.100），非居住室內裝飾裝修補償150,000元，簽約獎勵費500,000元，非居簽約獎勵費559,048元，均衡實物安置補貼400,000元，自行購置營業(yè)用房補貼697,620元，不予認定建筑面積材料補貼100,000元，家用設施移裝費2,000元，搬遷費1,000元，臨時安置費30,000元，非居不予認定建筑面積材料補貼100,000元，證照補貼300,000元，停產停業(yè)損失補貼302,302元，搬遷獎勵費500,000元，非居搬遷獎勵費400,000元，搭建補貼19,011.20元，征收補償費用計息80,193.75元[（8076750-30000.00+919011.20）×0.046×70/360]。

征收時，在冊戶籍為余某1、余某2、余某3、余某4四人。

余某1戶口于1957年2月25日由茂名南路房屋遷入系爭房屋。1980年余某1與案外人吳某1結婚，生育一子案外人吳某2。1995年1月18日，吳某1購買控江路房屋產權。余某1稱，控江路房屋系其公公吳某舫用承租的寧國路629號X室公房（以下簡稱寧國路房屋）于1981年調換而來，原承租人也是吳某舫。2001年11月25日，控江路房屋拆遷，被拆遷人吳某1，吳某1、余某1分別取得貨幣款45,824元，吳某2取得貨幣款69,824元，動遷居民情況調查表載明“吳某1妻子余某1戶口在，居住面積30.1平方米，其中一半居住一半開店，在冊4人，做常進配房。”2002年4月27日，吳某1、余某1、吳某2購買舒蘭路88號X室房屋（以下簡稱舒蘭路房屋），并于6月4日核準登記為權利人，建筑面積118.87平方米。

余某2是上海知青，戶口于1971年10月14日由系爭房屋遷往安徽宣城，1978年12月20日由浙江海寧斜橋公社遷入系爭房屋。余某2與案外人王某（曾用名龔某）于1982年5月結婚。余某2戶口于1987年11月23日由系爭房屋遷入淮海中路房屋，于1989年10月16日遷回系爭房屋?；春Ｖ新贩课菰凶馊她從撤既ナ篮?，1998年6月1日變更承租人為其女王某。余某1稱，余某2戶口遷入淮海中路房屋后曾增配過房屋，并將增配所得的房屋在一年后出售，但未提供相關證據(jù)證明。

余某5與案外人鄭某于1980年12月結婚，生育一子余某3。余某3與案外人陳某2于2014年結婚，生育一子余某4。1991年4月21日，余某5的工作單位由系爭房屋增配普陀區(qū)曹陽（楊）七村34號X室公房（面積15.7平方米，以下簡稱曹楊七村房屋），原住房人員為包括余某5、鄭某、余某3在內的8人，新配房人員為余某5、鄭某，調配類型為擁擠困難、結婚無房、居住嚴重不便，調配原因為該同志住房嚴重居住不便，擁擠困難，一室三代三對夫妻同室居住，經廠里研究同意增配，該戶余某5之子因讀書原因暫寄原戶，但算本次分配額度。余某5戶口于1991年10月4日由系爭房屋遷往曹楊七村房屋。余某3戶口于1992年1月20日由系爭房屋遷往曹楊七村房屋，于2004年12月30日遷回系爭房屋。

關于居住，余某1稱，系爭房屋最初由父母帶著四子女居住。余某1在1980年結婚后搬離系爭房屋，最初居住寧國路房屋，后搬至控江路房屋居住，再搬至舒蘭路房屋居住至今；余某2在1982年結婚后搬至淮海中路女方家居住至今；余某5在系爭房屋結婚生子，1991年福利分房后就帶著妻兒搬至曹楊七村房屋居住，余某3再未居住系爭房屋；余某4從未居住系爭房屋。

關于居住，余某2稱，系爭房屋最初由父母帶著四子女居住。余某1在1980年結婚后搬離系爭房屋，最初居住寧國路房屋，后搬至控江路房屋居住，后搬至舒蘭路房屋居住至今；余某2結婚后居住在淮海中路房屋，因淮海中路房屋面積狹小，在1992年至1995年父親余某6出國期間，余某2帶著丈母娘、妻子、女兒居住在系爭房屋，丈母娘、妻子、女兒住樓下，余某2住樓上閣樓，閣樓一半放東西一半睡覺，1995年父親回國之后，丈母娘、妻子、女兒搬回淮海中路房屋居住，余某2一個人和父親居住，父親住樓下，余某2住閣樓，父親去世后余某2一個人居住系爭房屋至征收，余某2一年到頭住在店里，過年都不休息；余某5在系爭房屋結婚生子，1991年一家三口搬至曹楊七村房屋居住，余某3再未居住系爭房屋，余某4從未居住系爭房屋。

關于居住，余某5一方稱，系爭房屋最初由父母帶著四子女居住。余某1在1980年結婚后搬離系爭房屋，最初居住寧國路房屋，后搬至控江路房屋居住，后搬至舒蘭路房屋居住至今；國強1982年結婚后搬至淮海中路房屋居住，后來在系爭房屋開店，不清楚開店期間余某2是否居住系爭房屋，可能是居住的；余某5在1991年福利分房后搬離系爭房屋，余某3在1992年搬離，但是2006至2013年期間余某3在附近的明天廣場上班，所以居住系爭房屋，并提供退工證明作為證據(jù)；余某4從未居住系爭房屋。

關于搭建，本案當事人均認可搭建部位是閣樓。余某1稱系由其父親余某6和配偶吳某1各出資一半，由吳某1搭建，但未提供相關證據(jù)證明。余某2稱系由父親余某6出資，由吳某1出力搭建。余某5一方稱系余某5出資搭建，但未提供相應證據(jù)證明。

一審另查明，系爭房屋于1997年1月7日注冊經營某某服裝店，經營者余某2。余某5稱該店實為其與余某2共同經營，并提供《合伙開店情況說明》，載明：余某2、余某5兄弟倆從1993年共同出資經營悅來服裝店，原則服裝店啟動資金各人50%，做到風險共擔、利益共享，落款處有兩人簽名，落款日期2021年10月。余某2稱該說明內容由余某5書寫，余某2僅簽名，認可形式的真實性，但余某5從未出資、經營，而是因為系爭房屋要征收，為了不讓余某1做簽約代表而讓余某2做簽約代表，經余某5提議虛擬的合伙經營說明。余某1稱，系爭房屋最早由父親余某6和余某2共同經營，余某5從未參與經營，該證據(jù)的內容是虛假的，目的是惡意串通損害余某1利益。

余某5又提供《收條》一份，載明：悅來服裝店從1993年開服裝店以來，每月從利潤分紅給哥哥余某5伍佰元整，一直至今，直到房屋動遷結束。收款人余某5、付款人余某2。余某2稱該收條內容由余某5書寫，余某2僅簽名，認可形式的真實性，但500元并非經營的利益分配，而是余某2的自愿贈與。余某1稱，系爭房屋1993年經營服裝店之初，父親余某6征詢過余某1意見是否同意由余某2開店，并要求余某2每月補償余某1500元，余某5知曉此事之后，便要求余某2也每月補償其500元，這500元只是補償，不是利益分配。

余某5提供《動遷款分割協(xié)議》一份，載明：現(xiàn)經余某2、余某5（其子余某3）經商議對動遷款分割達成以下協(xié)議，雙方對底樓悅來服裝店及居住面積的動遷款，共同享有權益，具體分割如下，一、服裝店執(zhí)照費補貼30萬元、不予認定建筑面積材料補貼10萬元、室內裝飾裝修補償15萬元共計伍十伍萬元一并歸余某2所有，二、給予余某1人頭費60萬元，三、給予余某4人頭補償費30萬元，四、動遷款余下全部由余某2、余某3雙方各分百分之五十。雙方對以上條款認可，給予簽字認可。落款處有余某2、余某5簽名，落款日期2021年11月30日。余某3認可該協(xié)議效力。

【一審判決】：

余某1戶口遷入系爭房屋后居住滿一年，雖然婚后居住于夫家的控江路房屋，但戶口并不在該處，雖婚姻存續(xù)期間其配偶買下控江路房屋產權，但現(xiàn)有證據(jù)無法體現(xiàn)使用了余某1的工齡或職級，不能視為余某1享受了福利性房屋，后該產權房拆遷時，余某1基于夫妻共同財產取得拆遷利益，即使是引進人口，不改變夫妻共有產權房的性質，故不能視為享受福利性房屋，仍符合同住人條件。

余某3的證據(jù)不足以證明其戶口末次遷入系爭房屋后居住滿一年，余某4戶口遷入后從未居住系爭房屋，余某5戶口不在系爭房屋，均不符合同住人條件。

余某2在系爭房屋開店，長期控制使用房屋，并無證據(jù)證明他處有福利分房，故符合同住人條件。余某2否認余某5參與共同經營，經一審法院釋明，余某5仍未能補強證據(jù)證明其確參與出資、經營，故余某5要求作為共同經營人參與征收補償利益分配之主張，缺乏事實依據(jù)，一審法院不予支持。

余某2與余某5達成的《動遷款分割協(xié)議》上沒有同住人余某1的簽字，且余某1否認該協(xié)議效力，故該協(xié)議不能視為有效的家庭內部協(xié)議。

綜上，系爭房屋承租人在征收前已去世，征收利益本院結合系爭房屋來源、居住使用情況及非居經營情況在同住人余某1、余某2之間酌情分配。

一審法院判決：

一、上海市黃浦區(qū)房屋征收補償款9,075,954.95元由余某1分得2,600,000元；

二、上海市黃浦區(qū)瑞金一路X號房屋征收補償款9,075,954.95元由余某2分得6,475,954.95元。

【二審判決】：

二審法院認為，本案中，控江路房屋購買產權時，余某1戶籍不在該房屋內，也無證據(jù)證明使用了余某1的工齡優(yōu)惠等福利政策，無法認定余某1在此時取得過福利性房屋?？亟贩课輨硬疬w時系私房，一審法院根據(jù)控江路房屋的性質認定余某1系基于夫妻共同財產取得拆遷利益，不能視為享受福利性房屋，本院予以認可。

系爭房屋的非居部分的營業(yè)執(zhí)照由余某2持有，由余某2實際長期經營店鋪，一審認為余某2對系爭房屋長期控制使用，具有一定合理性。一審認定余某1、余某2為系爭房屋同住人，有相應事實依據(jù)，且在本案中亦未導致利益失衡，本院予以確認。

余某1主張系爭房屋由父親實際經營，但其提供的證據(jù)并不足以證明其該項觀點，本院不予采納。一審判決確定余某1在系爭房屋征收中可分得的征收補償利益并無不妥，本院對此予以維持。

民事法律行為是民事主體通過意思表示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法律關系的行為。民事法律行為自成立時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規(guī)定或者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余某2與余某5在系爭房屋征收過程中簽訂《合伙開店情況說明》、《收條》及《動遷款分割協(xié)議》，余某2對上述材料中自己簽名的真實性予以認可，但認為在《合伙開店情況說明》上簽好名字即反悔，后在《動遷款分割協(xié)議》簽好名字后再次表示反悔，余某2的上述陳述不符合常理，本院難以采信。余某2未提供證據(jù)證明其簽署上述多份材料時存在脅迫、欺詐的情形，其在訴訟過程中反悔，有違誠實信用原則。余某2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理應對自己所進行的法律行為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余某2與余某5簽訂《合伙開店情況說明》，并書寫《收條》，其后，雙方又簽訂《動遷款分割協(xié)議》確定由余某3享有相應份額的動遷款。雖然《動遷款分割協(xié)議》上沒有余某1的簽字，不能成為分割系爭房屋整體征收補償利益的依據(jù)，但系余某2與余某5的真實意思表示，是余某2對余某5參與經營的確認并對非居部分相應征收補償利益的處分?，F(xiàn)余某5一方上訴要求三人共同分得征收補償利益，故本院對此予以準許。綜上，余某5一方可分得部分征收補償利益，本院根據(jù)雙方簽訂的數(shù)份材料結合本案的具體情況酌情確定余某5一方可分得的征收補償利益。

改判如下：

一、維持上海市黃浦區(qū)人民法院（2022）滬0101民初X號民事判決第一項；

二、撤銷上海市黃浦區(qū)人民法院（2022）滬0101民初X號民事判決第二項；

三、上海市黃浦區(qū)瑞金一路X號房屋征收補償款9,075,954.95元由余某2分得4,875,954.95元；

四、上海市黃浦區(qū)瑞金一路X號房屋征收補償款9,075,954.95元由余某3、余某4、余某5分得1,600,000元。

【律師分析】:

“舊改征收律師”團隊首席顧問，盈科上海律所資深律師雷敬祺認為，本案系公房征收補償利益分割糾紛案件，主要涉及動遷款分割協(xié)議（家庭協(xié)議）法律效力的認定等法律問題。

（1）上海高院會議紀要認為，家事糾紛有人身依附性和家庭倫理性特征，家庭成員之間關于征收補償利益分割事宜所達成協(xié)議的性質為家庭共有財產分割，內含家庭成員對家事問題、財產問題等的妥協(xié)和讓步。

家庭成員對于財產的處分與贈與不同，不宜按任意撤銷權之規(guī)定處理，法院應尊重家庭成員之間的合意。

如果協(xié)議僅有部分被安置人簽字的，要結合協(xié)議簽訂的背景、協(xié)議內容、簽字方是否有代理權等因素綜合判斷協(xié)議是否為全體被安置人的共同意思表示。

（2）一審法院認為《動遷款分割協(xié)議》上沒有同住人余某1的簽字而無效，而二審法院認為《動遷款分割協(xié)議》雖沒有同住人余某1的簽字而不能成為分割系爭房屋整體征收補償利益的依據(jù)，但系余某2與余某5（即已簽字人）的真實意思表示，應在已簽字人之間具有約束力。

我們認可二審法院的觀點，民事法律行為自成立時生效，同時應遵循誠實信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