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式債務：被份子錢困住的農村家庭

在我老家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

某家人無兒無女，多年來人情份往只出不進，一遇鄰居親戚婚喪嫁娶便急的焦頭爛額。一日，家里女人見豬圈即將產崽的母豬突然心生一計——何不以此為由辦場滿月酒呢？于是廣發請帖，大擺宴席，這才將多年散去的禮金收回不少，緩解了經濟上的巨大壓力。

這聽起來十分荒誕，至少沒人相信是真的，但只要趕上份子錢支出的頻繁月份，總有人會拿出來講上幾遍。而這則頗具黑色幽默的故事之所能流傳開來，既有自嘲的意味，也是當下農村社會人情困境的縮影。

隨份子的習俗具體起源于哪朝哪代已不可考究，普遍認為其在民間的發展源自明太祖朱元璋發布的《教民榜文》，該榜文規定：“鄉里人民，貧富不等。婚姻死傷吉兇等事，誰家無之。今后本里人戶，凡遇此等，互相周給。”

在那個普通百姓大多只能勉強糊口的時代，這樣的民間互助形式能為置辦不起彩禮甚至無錢下葬的人帶來少有的身為人的體面與尊嚴。

雖然在成祖死后，榜文即遭廢除，但這種具有明顯優勢的社會習俗卻沿襲下來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在民間保留著原本的內涵，直到進入現代社會，互助逐漸演變為一種隱形負擔。

以我老家為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份子多以物為主，比如米面糧油、熱水瓶、洗臉盆等，特殊時期關系親近者也會送票。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土地生產由糧食作物變為經濟作物致使生活水平提升之后，金錢開始占據主流。

起初只是5塊到10塊，至九十年代末，變成了10塊到50，到了二十一世紀，則上漲到50至100，如今二十年過去了，凡遇婚喪嫁娶之事，都是300起步。

與此同時，各類名目也多了起來，除了紅白喜喪，亦有喬遷、大壽、升學等，幾乎月月難逃，逢畢業季、農歷大期、正月時節，更是一天要走好幾家。

一邊是每年萬元甚至數萬元的開銷，一邊是動輒幾年甚至十幾年的紅白喜喪空白期，這對于普通農村家庭而言，無疑是巨大的負擔。

這也就有了開頭故事里的一幕，女人的行為看似荒誕卻又合理。雖然不會有人真的厚著臉皮這樣去做，但被逼無奈之下，類似的做法也不是沒有，比如36歲做壽、滿月酒與周歲各辦一次等等。

按理來說，如若膝下無子女或是長輩已不在，便沒有繼續隨份子的理由了，然而現實遠比想象的復雜。

盡管中國脫離傳統社會已經百年有余，但很多時候依然是以熟人社會的基本邏輯運行的，特別是農村。而隨份子作為一種傳統的社交活動，看似只是金錢與人情上的你來我往，實則卻是確立農村地位、維持人際關系的重要方式。

一個外來戶只要積極參與鄰里間的紅白喜喪便能快速融入，得到較好的名聲，而一個本地人如果頻繁缺席，則會被其他人在暗地里指指點點，落下一個自私小氣、不好相處的壞印象，甚至遭到排擠，難以立足。

因此，任何人都不敢錯過人際網里的重要禮事，哪怕他去年剛搬過家，今年又要結婚，你也不得不去，不然輕則鄰里疏離，重則親戚反目。

在這種情況下，彩禮賬簿便成了一個農村家庭最重要的資產之一。

想要知道一個農村社區成員的親疏關系，只要打開彩禮賬簿看看就能一目了然，通常來說，隨禮金額的大小決定了彼此之間的親密程度。

除此之外，賬簿所記載的也是金錢關系，或者說是一種另類的債務往來。誰欠我多少，我欠誰多少，這種債務的出入往往作為下一次份子金額大小的參考。

但由于家庭之間的差異，這種出入是不平衡的，就像前文所述，有的家庭可能幾年甚至十幾年難收一次份子，而有的家庭則禮事頻繁。

對于前者而言，隨出去的錢相當于沉沒成本，在收回之前不得不繼續維持下去，而對于后者，情況也沒有十分樂觀。

一來，隨份子并不是雨露均沾，很多時候存在重復在同一人處隨好幾次份子的情況，而到了收分子時，往往卻只能從此人處收到最后一次份子的數額，大方一點的會在原有的基礎上加上一些，除非日后再無禮事，否則不會一次還清，正所謂來日方長。

加之時間跨度太久帶來的通貨膨脹（十年前的100與現在的100不可同日而語），導致收入抵不了支出。

二來，收份子之時則意味著下一輪隨份子的開始，關系親近者一般還要加錢以示誠意，這使得其后幾年在此的開支會顯著增加，換言之，收份子雖能緩解燃眉之急，但終究要全數散盡。

因此，在看似風光、人頭攢動的流水席間往來的，都是隨禮習俗的受困者。

近幾年，很多人都呼吁要整治這一農村亂象，但顯而易見的是，這并不容易，因為它不是簡單的幾個人的債務關系，而是整個農村人口之間借由習俗、金錢、人情與社會關系所構建起來的錯綜復雜的巨網，牽扯著無數人的利益。

只要熟人社會的底色還在，那這一癥結就難有痊愈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