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的史記，未必是司馬遷的史記

因為，我們看到的《史記》未必都是司馬遷寫的。

想抬杠的伙伴們先等一等，想全盤否定司馬遷的也先等一等，看文章總歸是要有點基本的耐性不是？

首先介紹幾位出場人物：

司馬遷，西漢人，前145或前135年—前90之后（具體卒年不詳），著《史記》。

褚少孫，西漢人，活躍于漢宣帝（前74年——前48年在位）和漢成帝（前33年——前7年在位）在位期間，增補《史記》

班固，東方人，公元32年～公元92年，著《漢書》。

直接進入主題。

為什么說《史記》的史學研究價值非常高？

因為它是大一統王朝以來的第一部、私人編纂的、記錄了當朝歷史事跡的、當朝完稿并且交給皇室的一部史書。

大家注意我這里給出的幾個限定詞，沒有一個多余的。

大一統，比如孔子在《春秋》中不管怎么討論別國的事，人家也拿他沒轍。

私修史，決定著它的觀點相對獨立、事件相對真實，跟作者的個人價值相關。

記錄了當朝事跡，并且于當朝完稿，意味著該書寫了很多西漢皇帝的事跡，并且完稿以后還落到了皇室手中。

咱就說，如果你在書中對某位帝王發表了一些大不敬的話或者影響人家子孫心情的評價，你猜人家會怎么動你？

這好歹還是西漢，要是放在大清朝，搞不好一個妄議就能讓你滅族了。

所以后世大多數的史書，都來自于后繼王朝給前朝修史，因為斯人已去，功過方便后人說。

這里還有一個鮮活的例子。

《漢書》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二部著作，它的作者班固一開始也是私下編修，然后就被人給告發，然后被扶風郡收押。

東漢時期，“私修國史”是被嚴格禁止的，班固還有個老鄉叫蘇朗的，就因為私改史書，被人告發，然后馬上就被處死。

所以班家上下都很惶恐，萬一扶風郡這邊直接給按罪將班固處死，后邊再補救也來不及了，于是班固的弟弟班超，單人快馬跑到洛陽向漢明帝伸冤。

漢明帝給了班超一次當面伸冤的機會，于是班超將父子兩代人主業都是修史的情形向漢明帝做了匯報，并且特別強調了班家在史書中“宣揚漢德”的功勞，剛好這時候扶風郡那邊也送來了班固修到一半的《漢書》。

漢明帝看完書稿，甚是滿意，于是將班固破格提拔到洛陽的皇家校書部，專門負責修史。班固之所以有機會接觸到《史記》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漢書》也就從一部私修史變成了官修史。

所以我們要理解司馬遷所面臨的風險和壓力。

《史記》完稿以后一共兩部，一部藏在家中，一部在西漢宮廷，由于我們上述所說的原因，《史記》一經發表就被雪藏，不僅外界沒法閱讀，就連皇室成員也未必有機會。

漢元帝時東平王劉宇曾上書求賜《史記》，就是一個例子。

有機會看到《史記》的，除了一些皇室內部成員，主要就是宮廷內部的相關工作人員。

褚少孫和班固就是其中之一。

褚少孫是漢宣帝時期人士，距離司馬遷的時代也僅僅過了幾十年，但他所看到的史記已經不再齊全，后來班固在漢書中，更是明確提出了“亡十篇”的說法。

然后很奇怪的是，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明確提到，史記一共130篇，然而盡管中間經過丟失、刪減，我們今天看到的《史記》居然還是130篇。

這就說明，其中有部分篇幅為后人以司馬遷的名義增補。

也就是說， 我們今天看到的《史記》未必是司馬遷本人所著的原汁原味的《史記》。

所以如果大家稍微留意，就會發現《史記》中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比如《孝武本紀》。

首先這個標題就不對，因為孝武是漢武帝的謚號，司馬遷寫活人的時候，怎么可能會用人家死去的謚號做標題呢？

它的真正標題藏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

漢朝興建五世，興隆盛世在建元年間，天子外攘夷狄，內修法度，舉行封禪，修訂歷法，改變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沒錯，《孝武本紀》的真實標題叫《今上本紀》。

所以，原版的《今上本紀》中，對漢武帝的稱呼應該是“今上”，但《孝武本紀》中都變成了“武帝”，而且還沒有完全改調，居然出現了“武帝”和“今上”兩種稱呼并存的情況：

平原君往祠，其后子孫以尊顯。及武帝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

今上封禪，其后十二歲而還，遍于五岳、四瀆矣。

類似的還有《楚元王世家》，其中有一句表述：

地節二年，中人上書告楚王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為彭城郡。

“地節”是漢宣帝的年號，地節二年是指公元前62年，此時司馬遷早已去世，所以該篇文章未必出自司馬遷之手。

《齊悼惠王世家》中，也有類似的情況發生：

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歲，卒。

建始，是漢宣帝兒子漢成帝的年號，建始三年其實就是公元前29年，距離司馬遷就更遙遠了。

以上被懷疑為是褚少孫為《史記》新增的一些情節，屬于在司馬遷原著的基礎上的續寫。

另外還有《史記》和《漢書》的出入。

在《史記·匈奴列傳》中，記載李陵兵敗投降匈奴發生在天漢二年，即公元前99年。然后記載貳師將軍李廣利投降匈奴發生在李陵投降后的兩年，也就是公元前97年。

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漢書》中關于李陵投降之前的對匈奴的描述基本一致，唯獨在李廣利投降這件事的時間線上，存在很大出入。

《漢書·武帝紀》：（征和三年）三月，遣貳師將軍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廣利敗，降匈奴。

征和是漢武帝的第十個年號，征和三年未公元前90年，

這就很有意思了，按照之前一些朋友的看法，司馬遷是活在漢武帝時期的人，怎么可能會記錯李廣利的死亡時間呢？錯的肯定是距離漢武帝百年之后的班固。

但是結合其他史料我們知道，巫蠱之禍發生在公元前91年，《史記·匈奴列傳》中也提到李廣利“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眾降匈奴”。

是不是很矛盾呢？答案很有可能是該篇為褚少孫續寫，相隔幾十年的褚少孫在續寫的時候，對于年代的把握不夠精準，于是出現了李廣利在公元前97年投降匈奴的錯誤。

最明顯的則屬于《史記·龜策列傳》和《三王世家》，文中直接出現“褚先生曰”的語句，并且用“臣”來自稱，這就說明褚少孫不僅增補了史記，甚至這個事情還是經過皇帝特許的。

在《史記·三王世家》中，褚少孫表示：

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

大意就是，我很喜歡閱讀太史公的列傳，聽說其中的《三王世家》文辭非常不錯，但是找了好久也沒找到，所以私下在一些長者那里搜集了一些資料，把其中相關的事跡寫出來流傳給后世。

這就是明白無誤的告訴我們，此文是為褚少孫補寫了。

最后，《史記》中還有很多被后人竄入的文字，明顯和司馬遷的原創不符，簡單列舉幾篇，供大家找茬：

《酈生陸賈列傳》《張丞相列傳》《孔子世家》《孝景本紀》《平津侯主父列傳》。

話說回來，我們今天看到的《史記》，盡管已經不是當初司馬遷所著的《史記》，但整體還是保留了其中的原貌，即便是有出入，也可以通過其他文獻來佐證識別。所以盡管史記存在著相當多的文字竄入和增補，但絲毫不影響它史家之絕唱的歷史地位。

最后，還是要說一點感想，歷史是一門復雜且很難有定論的學科，對于歷史的討論自打它誕生之日起就沒有停止過，時至今日還有很多事件屬于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階段，所以我們在討論某個歷史問題的時候，實在沒必要去以一言而蔽之，更沒必要去給對方扣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