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領導的指令你都服從嗎

作者 | 陳誼

01

緣起

不久前，團隊辦理了一宗涉嫌串通投標罪的案件。嫌疑人因為按照領導指令，在投標材料上簽名并交到招標公司而涉案——是的，他僅僅做了簽名和遞 交標書這兩個動作，且在簽名之時對公司串通投標的行為并不知情，只是在發現公司其他同事也去遞交標書時才感到幾分疑惑，但還是服從指令遞交了材料。

通過會見了解案情后，團隊同事為其申請取保候審，但公安機關認為，若對其變更強制措施，無法排除其與他人串供、毀滅證據的可能，因此拒絕取保。所幸在向檢察機關提交《不予批準逮捕法律意見書》后，檢察院最終作出了不予批捕的決定。從抓捕之日算起，嫌疑人足足被羈押了36天才重獲自由，而他的違法所得僅僅是遞交標書當月加到工資里面一并發放的幾十元外勤費……

?02

說“不知道”就能免責嗎 ?

其實，像這樣公司員工因履行“工作職責”而涉嫌犯罪的案例并不少見。涉案員工往往會以“我什么都不知道，只是聽從領導的安排做事”為由進行辯解，但員工是否因此都能免于刑責呢？

首先，公司員工涉嫌犯罪的，如果屬于自然人犯罪，參與案件的員工會按照共同犯罪處理，刑責的大小要視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主從地位、行為性質和作用大小而定；如果屬于單位犯罪，則按照刑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判處刑罰（刑法分則和其他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本文暫且只討論后者，即單位犯罪的情形。

涉案的普通員工是否為刑法第三十一條中所述的“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認定其是否有罪的關鍵。“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在單位犯罪中具體實施犯罪并起較大作用的人員，既可以是單位的經營管理人員，也可以是單位的普通員工，包括聘任、雇傭的人員。

根據參與公司犯罪活動的方式，涉案的普通員工可以分為直接參與和間接參與兩種情況。例如在公司實施的詐騙案中，負責開拓業務，與客戶簽訂合同的業務員就是直接參與者——其客觀上直接參與犯罪活動，主觀上也明知公司的犯罪行為，一般會被認定為“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而為公司的詐騙活動提供技術支持的員工則為間接參與者——其客觀上并未直接參與公司犯罪活動，只是提供幫助。其是否屬于“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關鍵在于其主觀上是否明知公司在實施犯罪行為。如果在案證據能證明“主觀明知”的存在，則此類員工可能會被認定為從犯。

這里需要注意的是，法律上所稱的“明知”，除了包含日常生活中所說的“明知”（即“知道”）之外，還包括“應當知道”，即根據一個成年人的正常思維所應盡到的審慎義務，知道或應當知道公司從事的是違法犯罪活動。如果員工在工作中對公司的犯罪行為有所了解，在工作期間有過疑慮，但卻沒有盡到審慎義務，參與了相關犯罪行為，那么無論是直接參與還是間接參與，最終都有可能被認定為“主觀明知”而被追究刑事責任。即便是間接參與，亦很難為其做無罪辯護，只能盡量爭取輕判或緩刑。

?03

“無條件服從”安全嗎 ?

在本文開頭提到的案例中，嫌疑人是否“知道”或“應當知道”公司在實施串通投標的犯罪行為？這一點是存疑的。嫌疑人簽字和遞交標書均為領導偶然下達的工作指令，招投標并非其日常工作內容，沒有足夠的證據能夠證明其“主觀明知”的存在。這也是檢察機關不予批捕的主要原因。但是嫌疑人畢竟在客觀上參與了公司的犯罪活動，公安機關為了查清案件事實對其羈押36天，可視為嫌疑人因“無條件服從領導指令”而付出的沉重代價。

盡管法律界一直呼吁 “審慎界定‘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范圍，保持刑法的謙抑性”，但是在實務中，一些涉世未深的年輕人，或擔心工作不保的中年人，受單位領導指派，不慎或被迫參與實施了某些犯罪行為，還是被追究了刑事責任。這樣的經歷對他們的職業發展和家庭生活造成了極大的影響，也給他們帶來了沉重的心理壓力。

04

君子不立于危墻之下

近年來，就業形勢確實嚴峻，但在選擇應聘單位時依舊需要睜大眼睛。試想：辛辛苦苦打份工，沒掙到多少錢卻把自己送進去了，豈不是很不值當？良禽擇木而棲，應聘前應詳細了解公司的主營業務和運營模式，工作中則應嚴格遵守法律法規以及相關行業規定，切不可聽信領導或同事所謂“行業慣例”“通常做法”的說辭而實施違法犯罪行為。對上級領導交代的工作內容察覺到異樣時，建議留存相關證據。

如果公司已經涉嫌犯罪被立案，建議涉案員工或其家屬盡早找律師咨詢或委托。律師介入得越早，對案件詳情掌握得越快，越能及時為當事人提供法律建議，為其爭取到更多從輕、減輕或免除刑事責任的機會。

[完]

陳誼

本科畢業于四川大學，研究生畢業于暨南大學。具有多年高校任教經歷，主要任教領域：金融學專業、經濟學專業。2022年加入廣東金橋百信律師事務所，目前為葉東杭律師團隊成員，系當前在辦多宗刑事案件的主要辦案人員。除辦案工作外，在團隊內分管專業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