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山西運城黑幫當街搞“閱兵”，拿槍威脅警察：打斷你的腿

上世紀90年代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某位“社會大哥”將他的手下全部召集起來，足有千余人之多，他們身穿統一的“制服”，放著《義勇軍進行曲》，大搖大擺地沿街前行。

接到群眾報案，有不少警察聞訊趕來，他們卻不敢制止，因為歹徒手里握著上百把槍，裝備之精良，竟壓過警方一頭。

社會大哥本人更是手持一把制式手槍，在眾多小弟的簇擁下張牙舞爪。看到有警察膽敢多瞥他一眼，他就直接用槍指著對方，揚言要打斷對方的腿。

“這座城市里被我打傷打殘的人多了去了，不怕多你一個！”

這不是在拍電影，也不是以槍支犯罪而著稱的美國街頭，而是1991年的山西運城。誰能想象，那個年代，一個社會底層的渣子，竟然能擾亂一座城市的秩序？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運城出了個名叫張永強的混混，他雖然一早就聲名狼藉，街坊鄰居避之不及，可認識他的人，誰也沒料到他日后竟然會有如此之高的“成就”。

每一位長輩都望子成龍，希望孩子能有出息，光宗耀祖。甚至有不少老一輩的人對后輩傾注了過多的期待和寵愛，心態都變得有些讓人難以理解。

筆者曾親耳聽長輩說過，多生幾個孩子，自己的后半輩子就多一分保障，那心態像極了買彩票，似乎買的越多，中大獎的概率就會越大。

然而殊不知，所謂“子不教父之過”，許多父母有能力生沒能力教養，卻竭盡全力地溺愛孩子，反而因此讓孩子的人生淪為悲劇，更是給社會造成災難。

張永強就是出生在這樣一個典型的家庭中：父母都是農民，本身大字都不認識幾個，篤信“知識改變命運”的真理，咬緊牙關把孩子送進學校接受教育。

當然，這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在于張永強的父母幾乎從未給孩子灌輸過任何為人處世的道理，導致張永強進入校園，跟身邊的同學一比較，一股“身出寒門”的自卑感油然而生，把他孱弱的三觀擊得粉碎。

他每天都被這種自卑感壓得抬不起頭，哪兒還有心思讀書？為逞能充面子，他不惜四處偷竊，跟別人干架，中學還沒讀完就已經成了當地警察局的“常客”，坐牢跟回家一般稀松平常。

看到兒子淪落到這種地步，老兩口也只能干著急，沒轍——他們壓根就不知道問題出在哪兒。

萬般無奈之下，張永強的父親找遍了關系，求爺爺告奶奶，總算給兒子找了份工作，在當地傳染病醫院的鍋爐房里當工人。雖然這份工作不怎么起眼，好在也算是事業單位，收入穩定，活兒也不算累，吃穿不愁。

怎料事與愿違，突然有了一筆收入后，張永強邪門地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為了展示自己的“闊氣”，他幾乎每天都要組織飯局并且搶著買單。當然，以他微薄的工資是無法支撐這樣的生活的，但他很快就想了個辦法。

每到深夜，張永強就偽裝成護工，出入住院病房，搜刮熟睡的病患的財物。一開始，他尚且做賊心虛，聽到風吹草動就趕緊奪門而逃，哪知得手幾次后，他的膽子就大了起來，甚至“賊不走空”，在驚動病人后，明目張膽地抱著對方的行李跑路。

值得注意的是，監控錄像是從1995年開始在逐漸在我國普及的，在此之前，人們丟了東西，十有七八得自認倒霉，再加上住院患者通常也不會帶太多錢財在身上，只要人沒有受到傷害，大多數情況下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因此，時間一長，即便同事們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張永強平日里所做的齷齪事，后者也基本沒有受到嚴厲的懲罰，這讓張永強誤以為這天底下當真沒有王法，其野心也愈發膨脹，小偷小摸竟已然無法使其滿足。

由此可見，對于一個社會而言，“犯罪沒有成本”是有多么可怕——一旦這種情況出現，有人稍有叵測之心便敢于鋌而走險，社會怎能不亂？

出于種種原因，那個年代我國的法治建設前路漫漫。諷刺的是，張永強居然堅信逍遙法外得益于自己出眾的“犯罪才華”，日益奢靡的物質生活也讓其經濟狀況愈發糟糕，他便做了個決定：招兵買馬，做一番“大事業”。

張永強的“創業之路”比預想中要順利得多：某次參與打架斗毆時，他發現有兩個人跟自己很像，下手特狠，如亡命之徒。這二人名叫李平、曲紅革，過去的經歷與張永強如出一轍。

不僅如此，李、曲二人對現實生活一早便牢騷滿腹，他們游手好閑，不學無術，只能在社會最底層摸爬滾打，飽一頓餓兩頓，卻自認“懷才不遇”，埋怨社會殘酷無情。因此，三人一拍即合，甚至有模有樣地搞了一番“桃園三結義”，彼此以兄弟相稱。

這樣一來，張永強就擁有了他的核心團伙。

1988年，三人正式拉起大旗，自稱“狼幫”，在運城市內招兵買馬，一時間有大量社會閑散人員前來投靠。他把市傳染病醫院鍋爐房作為“大本營”，醫院因而受到牽連，變得烏煙瘴氣。

有了自己的勢力，張永強開始明目張膽地向病患收取“保護費”。他經常帶著手下嘍啰四處閑逛，看到好東西就搶，好看的姑娘直接強行帶走。沒多久，不僅醫院變得門可羅雀，連附近的商戶也紛紛逃離。

隨后，張永強將黑手伸向市里比較上檔次的消費場所，如酒店、歌廳、招待所等等。他所用的手段還非常“巧妙”：安排年輕姑娘敲門，房客一開門便投懷送抱，不等后者反應過來，嘍啰們便一擁而上，指責其“耍流氓”。

要知道，“流氓罪”在當時算得上是重罪，嚴重者甚至要被槍斃，受害者因此寧愿破財免災。而張永強開口便動輒三五千，那個年代，普通人一個月的工資也只有小幾百塊，這樣一來，一年的辛苦工作基本就打了水漂。

曾有一位非常有錢的李姓商人，從廣州北上談生意，怎料竟杳無音訊。朋友多方打聽，才發現他被張永強的手下控制了。后者名氣上為李老板提供“保鏢服務”，實則將其軟禁，逼迫他結清“服務費”。最后，李老板被逼得沒轍，只能交1萬元“贖身”。

靠著這些骯臟手段，張永強的勢力迅速擴張，但接下來發生的一件事，令他產生了巨大的危機感。

原來，運城的“黑產”地帶早就有人先入為主，當時有位江湖人稱“王四”的“社會大哥”，在運城只手遮天。眼看狼幫迅速崛起，大有取而代之的勢頭，王四當即找到狼幫約架。

張永強有些慌，要知道王四不但手下眾多，手里更是有“家伙”，靠拳頭根本打不過。然而倘若他不應戰，狼幫便“顏面”盡失，日后就不能繼續在道上混了。進退兩難時，他想到一個歪主意，欣然同意與王四的幫派“決戰”。

當天，王四聚齊人馬，帶夠武器，氣勢洶洶地殺向約定地點，哪知等在那里的竟然是警察——王四連同他的心腹一并被逮捕，其幫派也樹倒猢猻散，很快便銷聲匿跡。

這段小插曲令張永強患上了“火力不足恐懼癥”，此后的他瘋狂囤積武器。

在狼幫被搗毀后，根據資料，警方從起老巢中繳獲各式槍支多達百余把，其中包括2把解放軍制式半自動步槍、一把微沖、5把仿制式連發手槍；此外還有20多顆手榴彈、十幾公斤炸藥——如此裝備水平竟超過了運城警方，這也難怪張永強有底氣在警察的眼皮底下搞“黑幫閱兵”。

很快，運城周邊有實力的幫派要么被狼幫生生打散，要么被迫歸順，他在運城也是呼風喚雨，說一不二，各大經營場所都要定期向其繳納“保護費”。

對此，張永強仍不滿意，曾放話稱要帶領狼幫打服整個北方，成為北方的“土皇帝”。此時他的野心已膨脹到了扭曲的地步，不但要讓平民百姓怕他，讓其他幫派不敢染指他的“生意”，甚至還想讓政府和執法部門向他的淫威屈服。

1991年發生的一件事，足見他有多么喪心病狂。

當年4月16日，張永強在賭桌上輸了幾千元，心情十分糟糕。在回老巢途中偶遇傳染病院制藥廠負責人關建剛，當即向他索要5000元。關建剛自然不愿當冤大頭，被一眾嘍啰當街暴打。

關建剛被打得遍體鱗傷，卻找準機會逃走。張永強大怒，拎著菜刀直接殺到對方家門外。眼看警方趕到，張反而更加來勁，指桑罵槐地大喊“你有幾個腦袋讓我砍”，并且威脅關建剛，如果不老老實實交錢，明天他全家的腦袋都得搬家！

隔天他又帶人去醫院耍威風，開槍掃射醫院傳達室的玻璃窗。結果令張永強非常滿意：現場的警察根本不敢管，而關建剛被逼無奈，連夜逃回老家。

1991年前后，張永強的勢力膨脹到了頂點，狼幫成員數突破千人。他不但在當年舉辦了一場炫耀武力的“閱兵”，讓所有成員身穿統一著裝，手持槍支和砍刀，用喇叭放著國歌，一路“高歌猛進”。

此外，他還大搞“內部改革”，效仿電影中的香港幫派，在團伙中設立等級制度，甚至實行準軍事化管理。

他所奉行的宗旨是“牽一發而動全身”——只要幫派內有一人受到欺負，狼幫便全員出動，哪怕對方是平民百姓也不放過。

可以說，張永強幾乎憑一人之力便讓整座城市變得人心惶惶，民生凋敝，各行各業都備受侵擾，幾近荒蕪。對此，沒有人敢反抗，畢竟警察被指著鼻子威脅都不敢做出反應，老百姓又能做什么呢？

恐怕他的父母和看著他長大的街坊鄰居怎么也想不到，當初那個不愛學習，總是惹是生非的壞孩子，如今竟然能如此“有出息”，達到如此驚人的“高度”。

好在善惡有報，尤其在中國的土地上，自古以來邪不壓正，就當張永強躊躇滿志，準備帶領團伙繼續“開疆拓土”時，報應來了。

狼幫當街大搞“閱兵”時，有人將不法分子，尤其是張永強手持一把54式手槍，指著警察耀武揚威的囂張模樣偷偷錄了下來。這份影像資料隨后便出現在了上級部門領導的辦公桌上。領導既詫異又憤怒，氣得拍了桌子。

1991年4月23日，山西省、運城市各級相關部門協同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斬首行動”。在國家“鐵拳”之下，這些混混可謂原形畢露：偌大一個團伙，80多名骨干成員被捕，手里的百十條槍愣是一槍都不敢開。

最終，張永強連同他的6名骨干被處以死刑，運城市總算撥云見日，恢復了久違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