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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耆自畫像》,圖片源自網絡)
沙耆的“沙村”
□盧江良
在中國的繪畫史上,沙耆是一個獨特的存在。他早年在上海昌明藝專、上海美專、杭州藝專和中央大學藝術系習畫,1937年赴比利時皇家美術學院深造,畫作與畢加索等著名畫家共同展覽。后因精神疾病被迫回鄉,蟄居作畫三十多個春秋,創作了數以千計的作品,其中最高被拍得451萬元。他,被戲稱為“瘋子公公”,亦被尊稱為“中國梵高”。而在他充滿傳奇的人生中,有一個繞不開的處所,那就是他的家鄉“沙村”。
沙村,位于寧波市鄞州區塘溪鎮梅溪水庫東側,歷史悠久,因村民多姓“沙”,故名“沙村”,現以“沙氏五杰”聞名。沙耆系“沙氏五杰”同族堂弟,原名引年,1934年“沙氏五杰”老大沙孟海為他取藝名為“耆”。在他的一生中,有三個時間段在沙村度過——1914年出生至1929、1947年至1962年、1969年至1982年。期間,除了短暫地外出讀書和治療精神疾病,長達四十年蟄居于此,幾乎占據其整個生命歷程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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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耆故居外景,圖片源自網絡)
不過,與同為畫家的黃公望對于富春山、王蒙對于黃鶴山不同,沙村于沙耆,并非其自覺自愿的選擇。如果說,第一個時間段的居住,是由于命運的安排——它是他的出生地,由不得他自主選擇;那么,第二、三兩個時間段的居住,同樣皆非他的本意——精神疾病使他無法獨立生活,必須由人照管,所以只能被安置于老家——前一個時間段,由他的母親照料;后一個時間段,經當時的沙村大隊安排,由鄰居沙良紅一家照料。
據說,沙耆蟄居沙村的日子里,雖然在周恩來總理的過問下,從1952年起由浙江省委統戰部每月發放津貼40元,可他畢竟是一位沒有自我生活能力的人,深陷潦倒的困境是必然的結果,盡管他患病后從未放棄癡愛的繪畫,但沒有繪畫工具、油畫顏料、畫布畫紙,只能用毛筆、木炭代筆,畫在板壁和報紙上,甚至滿地肆意涂鴉。如今,在沙耆故居,尚可見板壁、墻面、地板上,畫滿了各種畫,有裸女,也有雷鋒頭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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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耆故居內景,圖片源自網絡)
應該說,長期蟄居于沙村,對沙耆來說,是一種命運的不幸。倘若,沒有精神疾病,他必定會離開這個閉塞的鄉村,要么留學或定居海外,要么供職于院校或畫院,為自己的人生闖出一番廣闊的天地。而沙村對于他,或許會像雷婆頭峰對于潘天壽一樣,成為他心頭的一種念想和作品中的一種具象。可在殘酷的現實中,沙村是沙耆半生的“囚禁地”,完全將他與外界隔絕,他只能在母親或鄰居的看管下,在村子里晃來蕩去。
然而,事物總有其兩面性。長期蟄居于沙村,對沙耆的命運自然是一種不幸,但恰恰又是他藝術上的幸運。因為鄉下環境的封閉,加上自身的疾病,讓沙耆遠離了政治和藝術領域的各種運動,也無緣參與對那個時期流行的藝術流派進行追隨,更不會去關切因繪畫而產生的社會效益。如此一來,反而排除了外界的干擾,讓他可以安靜而“特立獨行”地進行“涂鴉”,無形中找到了“表達”的自由,成全了藝術創作中的真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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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在報紙上的白鵝,圖片源自網絡)
于此,沙耆相比同時期積極投身于時代浪潮中的畫家,在藝術實踐上要持久和深入得多,在藝術成果上也要豐富和豐碩得多,從而成為“中國現代油畫史上的一顆燦爛的彗星”,為油畫藝壇增添了一道耀眼的光華,著名油畫家詹建俊在2001年為《沙耆七十年作品回顧展》撰寫的前言中曾這樣評價道:“這是一位幾乎被人們遺忘的畫家,然而,這又是一位將永遠留在我們的美術史上、并激發我們去對藝術的意義不斷思考的畫家。”
那么,作為長期蟄居的家鄉,沙耆又是如何看待沙村的?是心儀?是厭倦?是依戀?是仇恨?是木然?鑒于沒有找到相關資料,我們無法輕易地下定論。當然,這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沙村——這座擁有獨特山水和人文氣息的古村,不管是沙耆人生的“囚禁地”,還是藝術的“避風巷”,都毋容置疑地成了他生命旅程中最重要的處所,它記載了其作為“瘋子公公”的特殊的生存狀態,見證了其作為“中國梵高”非凡的一生。
2024.5.17于杭州
盧江良:憑著良知孤獨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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