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江良隨筆丨《沙耆的“沙村”》（2024年）

（《沙耆自畫像》，圖片源自網絡）

沙耆的“沙村”

□盧江良

在中國的繪畫史上，沙耆是一個獨特的存在。他早年在上海昌明藝專、上海美專、杭州藝專和中央大學藝術系習畫，1937年赴比利時皇家美術學院深造，畫作與畢加索等著名畫家共同展覽。后因精神疾病被迫回鄉，蟄居作畫三十多個春秋，創作了數以千計的作品，其中最高被拍得451萬元。他，被戲稱為“瘋子公公”，亦被尊稱為“中國梵高”。而在他充滿傳奇的人生中，有一個繞不開的處所，那就是他的家鄉“沙村”。

沙村，位于寧波市鄞州區塘溪鎮梅溪水庫東側，歷史悠久，因村民多姓“沙”，故名“沙村”，現以“沙氏五杰”聞名。沙耆系“沙氏五杰”同族堂弟，原名引年，1934年“沙氏五杰”老大沙孟海為他取藝名為“耆”。在他的一生中，有三個時間段在沙村度過——1914年出生至1929、1947年至1962年、1969年至1982年。期間，除了短暫地外出讀書和治療精神疾病，長達四十年蟄居于此，幾乎占據其整個生命歷程的一半。

（沙耆故居外景，圖片源自網絡）

不過，與同為畫家的黃公望對于富春山、王蒙對于黃鶴山不同，沙村于沙耆，并非其自覺自愿的選擇。如果說，第一個時間段的居住，是由于命運的安排——它是他的出生地，由不得他自主選擇；那么，第二、三兩個時間段的居住，同樣皆非他的本意——精神疾病使他無法獨立生活，必須由人照管，所以只能被安置于老家——前一個時間段，由他的母親照料；后一個時間段，經當時的沙村大隊安排，由鄰居沙良紅一家照料。

據說，沙耆蟄居沙村的日子里，雖然在周恩來總理的過問下，從1952年起由浙江省委統戰部每月發放津貼40元，可他畢竟是一位沒有自我生活能力的人，深陷潦倒的困境是必然的結果，盡管他患病后從未放棄癡愛的繪畫，但沒有繪畫工具、油畫顏料、畫布畫紙，只能用毛筆、木炭代筆，畫在板壁和報紙上，甚至滿地肆意涂鴉。如今，在沙耆故居，尚可見板壁、墻面、地板上，畫滿了各種畫，有裸女，也有雷鋒頭像。

（沙耆故居內景，圖片源自網絡）

應該說，長期蟄居于沙村，對沙耆來說，是一種命運的不幸。倘若，沒有精神疾病，他必定會離開這個閉塞的鄉村，要么留學或定居海外，要么供職于院校或畫院，為自己的人生闖出一番廣闊的天地。而沙村對于他，或許會像雷婆頭峰對于潘天壽一樣，成為他心頭的一種念想和作品中的一種具象。可在殘酷的現實中，沙村是沙耆半生的“囚禁地”，完全將他與外界隔絕，他只能在母親或鄰居的看管下，在村子里晃來蕩去。

然而，事物總有其兩面性。長期蟄居于沙村，對沙耆的命運自然是一種不幸，但恰恰又是他藝術上的幸運。因為鄉下環境的封閉，加上自身的疾病，讓沙耆遠離了政治和藝術領域的各種運動，也無緣參與對那個時期流行的藝術流派進行追隨，更不會去關切因繪畫而產生的社會效益。如此一來，反而排除了外界的干擾，讓他可以安靜而“特立獨行”地進行“涂鴉”，無形中找到了“表達”的自由，成全了藝術創作中的真誠。

（畫在報紙上的白鵝，圖片源自網絡）

于此，沙耆相比同時期積極投身于時代浪潮中的畫家，在藝術實踐上要持久和深入得多，在藝術成果上也要豐富和豐碩得多，從而成為“中國現代油畫史上的一顆燦爛的彗星”，為油畫藝壇增添了一道耀眼的光華，著名油畫家詹建俊在2001年為《沙耆七十年作品回顧展》撰寫的前言中曾這樣評價道：“這是一位幾乎被人們遺忘的畫家，然而，這又是一位將永遠留在我們的美術史上、并激發我們去對藝術的意義不斷思考的畫家。”

那么，作為長期蟄居的家鄉，沙耆又是如何看待沙村的？是心儀？是厭倦？是依戀？是仇恨？是木然？鑒于沒有找到相關資料，我們無法輕易地下定論。當然，這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沙村——這座擁有獨特山水和人文氣息的古村，不管是沙耆人生的“囚禁地”，還是藝術的“避風巷”，都毋容置疑地成了他生命旅程中最重要的處所，它記載了其作為“瘋子公公”的特殊的生存狀態，見證了其作為“中國梵高”非凡的一生。

2024.5.17于杭州

盧江良：憑著良知孤獨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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