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女友“騙”走3億的中國首父，其實是個社會達爾文主義受害者

最近兩天，陸續有朋友發來內容類似的信息：“你不是見過‘中國首父’徐波嗎？怎么看他被前女友騙走幾億這件事？”

確實，從昨天看到徐波老師在微博上描述他和前女友湯某的恩怨糾葛，我腦中馬上就浮現出一幕很具體的畫面——因為我和徐波老師以及這位湯女士，確有過一面之緣。

2014年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見到了徐波老師和他的女友湯女士。

那時徐波老師的網名還叫做徐宥箴，也尚未因發表“廣征孩子媽繁衍優質基因”而爆紅，但通過那次短暫的接觸，我發現徐波老師是一位堅定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當時就隱隱預感到，徐波老師遲早要栽跟頭……

所以你以為我要開始講八卦了？

怎么會？我畢竟是個科普博主，想要聽八卦的朋友，不好意思要讓你們失望了。

我知道一位科普博主談“預感”是很不科學的，但我當然有自己的理由。

雖然在見面之前，徐波老師在網絡上表現出了一定的科學素養，也是一位熱心的科普支持者，但通過與其溝通，我發現他對于演化論的理解并不準確，僅限于“優勝劣汰、適者生存”這樣的層面。

徐波老師認為：作為一名百萬里挑一的頂級精英男，如果自己的優秀基因不能被大量復制、繁衍，將是整個國家甚至人類的損失。（大意）

這是一種非常典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知。

需要聲明的是，我對徐波老師無惡意，本文只討論其言論和觀點。

社會達爾文主義（以下簡稱社達），是指由達爾文生物演化理論衍生出來的一種社會學流派。該流派主張用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與自然選擇的觀點來解釋社會的發展規律和人類之間的關系。

社達派學者認為，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現象存在于人類社會。因此，只有適應當前環境的優勝者才能生存，不適應者只能遭受滅亡的命運。

奠定社達理論基礎的重要人物包括馬爾薩斯、赫伯特·斯賓塞和弗朗西斯·高爾頓等。

從左至右：馬爾薩斯、赫伯特·斯賓塞、弗朗西斯·高爾頓

馬爾薩斯是名著《人口學原理》的作者，他本身并不算一名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因為他在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問世前二十多年就去世了。但是，馬爾薩斯的一些重要觀點，為后來赫伯特·斯賓塞的社達理論奠定了基礎。

馬爾薩斯認為：

“ 人口可能呈指數級增長，而食品供應或其他資源則呈線性增長，最終大量人口會因為糧食增長的速度跟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而死亡。”

這一理論被稱為馬爾薩斯災難（也稱為馬爾薩斯陷阱）。

在馬爾薩斯理論的基礎上，赫伯特·斯賓塞創立了“進化進步主義”，在他的著作《進步：法則和原因》中，首次將達爾文的進化論自生物學引入社會學領域，提出了人類社會中也存在“優勝劣汰、適者生存”這一普遍規律。

社達對近代中國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世紀末，我國近代著名學者嚴復翻譯了英國生物學家托馬斯·亨利·赫胥黎的著作《演化論與倫理學》，譯本在國內叫做《天演論》。然而嚴復并不是嚴格按照原著進行翻譯的，他在譯本中加入了斯賓塞的社達學說，將自然界的演化規律引入至人類社會。

嚴復譯《赫胥黎天演論》

梁啟超也在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三日《清議報》發表文章《自由書·豪杰之公腦》指出：“蓋生存競爭，天下萬物之公理也。既競爭則優者必勝，劣者必敗，此又有生以來不可避免之公例也。”

一時間，這種“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優勝劣敗”的思想，在中國社會引起了巨大反響，也成了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理論基礎之一。

除了赫伯特·斯賓塞的理論，達爾文表弟弗朗西斯·高爾頓在“演化論”基礎上，結合對人類社會的映射而生的“優生論”，也被后世的社達主義者奉為圭臬，他認為：

“人的生理特征明顯地世代相傳，因此，人的腦力品質（天才和天賦）也是如此。那么社會應該對遺傳有一個清醒的決定，即：避免‘不適’人群的過量繁殖以及“適應”人群的不足繁殖。”

顯然，徐波老師正是“優生論”的忠實擁躉者，所以他才會滿世界地尋找“優質女性”為他大量生兒子。

雖然名稱里有“社會”二字，但奉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人，卻往往具有反社會特征。

比如徐波老師就曾說過這樣一段名言：“若有一個按鈕，我按一下全世界就會死30億窮人，我會毫不猶豫的（應為地）按。”

與很多社達主義者一樣，對自身“優秀基因”病態般迷戀的另一面，是對“低劣基因”的極度蔑視，甚至仇視。

滅霸雖然也志在消滅宇宙中一半的人口，但他的初衷是為維護“宇宙生態平衡”而進行“隨機殺戮”，并非對這一半的人懷有惡意——所以，和聲稱要毫不猶豫消滅30億窮人的社達主義者相比，滅霸這樣的宇宙級恐怖分子是不是都顯得慈眉善目了？

徐波老師并非個例，他沒有這么做并不是因為他“善良厚道”，而是因為手中沒有權力。

試想，一個奉行“優勝劣汰、適者生存”，以“優生論”為治國理念的社達主義者，如果擁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將會做出怎樣的行為？

答案呼之欲出。

一個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奧地利人，因為堅信“雅利安人”是世界上最為優秀的民族，理應在全世界擁有高人一等的生存權，于是，在他獲得權力、成為納粹德國的領袖之后，用一系列慘無人道的種族滅絕政策，以及為爭取民族利益而發動的世界大戰，踐行了他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信仰，也為整個人類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社會達爾文主義，為近現代社會中的權威主義、優生學、種族主義、帝國主義及法西斯主義，提供了“理論基礎”。

說到這里，相信有人會問：

達爾文“進化論”的核心，不就是生物間的“優勝劣汰、適者生存”嗎？既然生物界如此，同為生物的人類，難道不也應該具有達爾文主義的特征嗎？

這種看法，在社達主義者中非常普遍，然而，所謂“優勝劣汰、適者生存”，實際上是一種對演化論的誤讀。

首先，世界并不是一個純粹的、你死我活的“黑暗森林”，無論是人類社會，還是動物之間，社會化協作能力越強的，生存能力也就越強；反之，那些鼓吹優勝劣汰、與全人類為敵的社達分子，最后也都是以失敗告知。

其次，在今天的社會，對生物學稍有了解的人，都會用“演化論”取代曾經的說法“進化論”，這并非咬文嚼字——從生物學層面，物種的演化是隨機性的，并不存在所謂的高低、進退。

我們知道，生物的演化，實際上是來源于物種在繁衍后代時，因肧系細胞DNA錯誤復制所造成的突變，這種突變完全是隨機、非定向的，不存在優劣之分，只存在是否適應于當前的環境。

最能夠說明問題，也是最為經典的例子，莫過于黑白樺尺蛾的故事。

如果問你，黑色的樺尺蛾和白色的樺尺蛾，哪個更優秀？

如果你沒有聽過下面這個故事，可能難以判斷。

在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曼徹斯特，有人發現白色的樺尺蛾越來越少，而黑色的樺尺蛾則越來越多。

研究者發現，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在于工業污染使得白樺樹樹干被熏黑，白色的尺蛾停留在樹干時，容易被鳥類發現并吃掉，而尺蛾中變異為黑色的那部分，則因為更加適應整個被煤煙熏黑的環境而獲得了生存優勢。

然而，在后來當地的工業污染得到控制，環境逐漸恢復之后，情況發生了逆轉——這時，白色的樺樹干成為了白色尺蛾的“保護色”，而黑色的尺蛾，則因為與白樺樹干的鮮明對比，而成為了鳥類的盤中餐。

所以你看，白色的尺蛾與黑色的尺蛾，并不存在誰比誰更加優秀，而是誰比誰更適應當時的環境而已。

另外一個例子，體型較大的動物更有優越性，還是體型較小的更有優越性？

這同樣取決于其所處的環境，在缺乏食物的嚴酷環境中，體型較小的動物因為消耗食物更少，而獲得了更多的生存機會，而體型較大的動物則更容易被餓死；相反，在食物充足的環境中，體型較大的動物，可能會因為更強的掠食能力，更具備生存優勢。

具體到我們人類，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抱怨自己“喝涼水都會長胖”，對那些怎么吃都不胖的人羨慕不已。

可你有沒有想過？我們能吃飽穿暖，其實也僅僅是近幾十年的事情，而自人類誕生以來，絕大多數人在絕大多數時間都處于食物稀缺的狀態。

在這樣的環境中，身體儲存脂肪的效率越高，生存能力也就越強，但如果出現一些天災人禍導致環境惡化、食物再度稀缺，這種當前困擾你的“肥胖基因”，在那時也許會救你一命。

此外，基因的過于單一也不利于物種的長期繁衍，比如在曾經長期和歐亞大陸隔絕的美洲，印第安人因為基因過于單一，導致對歐洲人帶來的天花等病毒毫無抵抗力，無數印第安人死于瘟疫。

作為對比，在剛剛過去的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同人對于新冠病毒的抵御能力是不同的，有人被感染后迅速惡化甚至死亡，有人癥狀雖然嚴重但并不致命，有的人癥狀輕微，而有的人則是無癥狀感染者。

對病毒抵抗力的不同，源于基因的多樣化，而非財富的多少與地位的貴賤，這和你是英國女王，還是街頭乞丐，毫無關系。

所以，從整個人類社會的角度來說，增加人類的基因多樣性，是更有利于人類長期生存繁衍的途徑；反之，過于追求所謂的民族純粹化、單一化，反而會削減其生存能力。

從這個角度來說，當前社會上那些熱衷于獨立起源學說的，鼓吹“皇漢論”的，本質上也都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這樣的思維認知不但極為膚淺，且于國于民都是有害的。

回到徐波老師的故事，我之所以說當時就預感到他要栽跟頭，原因在于：徐波老師在開發游戲賺錢方面固然是個天才，但他的女友湯女士，在某些方面的智慧并不在他之下，而徐波老師因信奉社達主義導致對自身智慧的過度自信，使他低估了湯女士……

我知道，關于我說徐波老師是個“受害者”，有人會表示反對，理由是：你算老幾？也配說徐總是受害者？就算徐總被坑了幾億，剩下來的幾十億也是你幾十輩子都賺不到的。

這樣的說法當然不是我想象出來的，而是網絡上普遍為大款維護的標準說辭，因為在他們眼里，有錢等于優秀，等于幸福，甚至等于在所有方面都優秀，都幸福。

這樣的看法，本身就是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價值觀，這樣的人，早晚也會淪為這種價值觀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