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專學生，是我上學時最討厭的人”

這里是不定期上線的她刊「對話」欄目。

每期邀請一位或一組，素人或明星來到這里，聊個人的生活和經歷，談個體的想法和見解。不代表所有人，更不涉及任何拉踩。

希望這些故事匯總在一起，能給大家提供一個新的觀察視角，帶來一些新的思考。

今天是第31期。

1月24日，臘月十四，距離農歷新年還有十六天。

江西新余渝水區發生火災，造成39人遇難。其中，有補習機構里的多名專升本學生。

隨著調查的逐漸深入，越來越多真實的細節也被披露講述——有人為專升本考試準備了兩年半、遇難女孩的書包里英語書寫滿了筆記、有人在出租屋里準備好了切好的菜......

如果沒有這場災難，他們會在31號放假，然后在正月初十“開始年后強化沖刺”。

他們努力，堅韌，在二十歲的年紀，依然期待用一場考試證明自己，躍向更高的彼岸——這似乎，和大眾印象中“不努力只能去上大專”的印象極為不符。

也是帶著這樣的困惑，她姐找到了一位大專老師。

在這個關于“我的大專學生”的敘述里，掀開的人生遠比我們能想象到的更加觸目驚心。

“他們是我上學時會躲著走的人”

嘉敏一直對于站上講臺這件事有畏懼。

學生時代，她就不是一個擅長表達的人。被老師點名回答問題，即便知道答案，也會磕巴許久才答出來；大學做PPT上臺講演，她也總是非常緊張。

“我理所應當地覺得這個職業不適合我，所以從來沒考慮過（當老師）。”

但有時命運就是如此陰差陽錯，結束實習后她回家準備考公考編，發現了一所學校的教師崗位和她恰巧專業對口，她猶豫著報了名，然后考上了。

而她也沒有想到，自己最初的不適應會來自學生。

這是一所專科院校，不同于高考制度中統一規范的分數劃線，這里的學生來源魚龍混雜。即便是考試，也有一部分灰色的可操作空間。

要進入大專學習，有三種方法。

第一種是我們所熟悉的，普通高考沒有考過本科線，只能選擇專科學校就讀。另外兩種都是中專考入，一種走單招，也即面向中專學生，院校獨立組織考試錄取；另一種是春季高考，由省考試院組織，許多專科院校在此時開放招生。

除了這三種方法之外，她所在的學校為了招生，還啟動了五年制專科計劃——也即從中考招攬學生，讓學生在學校完成五年學業，之后拿到大專學歷。

在嘉敏的感受里，五年制專科的學生最難帶，普通高中考上來的學生最好帶。

她自己是985院校研究生畢業，學習生涯“不算特別優秀，但也還不錯”，在成為一名老師之前，她羞怯，敏感，不是很會表達自己，一直是個溫和乖巧的優等生。

也是因此，她在上學時總會避開班里那些嘈雜的差等生——“看到他們就害怕”。

但這份職業，讓她不得不和這群她曾經最討厭的人群接觸。

嘉敏在學校拍下的天空

她所在的學校管理很嚴苛，以一種近乎于軍事化高中的模式在管理著這群本該享受大學自由的年輕人。他們每天查寢，不允許遲到早退曠課。每一節上課都需要點到，一旦發現學生曠課，老師需要和班長溝通，來確認學生的情況。

疫情期間，即便是沒有課的時間也必須呆在學校里，請假出校門的流程無比漫長，時間也精確到分鐘。如果有學生晚歸，保安會打電話給班主任詢問具體情況，確認了之后才能放進門。

作為班主任，嘉敏必須和學生們的家長保持密切聯系。有學生找借口請假，她會給家長打電話詢問情況；有學生夜不歸宿，她需要確認情況后和家長溝通；有學生因為心理問題開始催吐，她也必須告知家長，“以防再犯什么事”。

領導給他們開會時說的最多的話是：“教學不是最重要的東西，最重要的是你的學生到底安不安全，重要的是你的學生有沒有在網絡上給學校造成負面輿論。”

究竟是過于嚴苛的管理方式讓學生產生了逆反心理，還是本就成績不好的學生才讓學校放心不下，到今天已經很難具體歸因到某一方。

但可以確認的是，在這種緊繃的環境里，學生們飛快地學會了撒謊和演戲。

嘉敏回憶起一個女孩為了逃課而做出的努力，那幾乎是一個邏輯縝密的完整表演。

“她在前一天晚上給我發消息，說老師我痛經，然后十一點十二點，又給我打電話，說自己特別疼，這樣的消息會發一整晚，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我起床看到消息。我當然會說那么你請假吧。”

“后來我才知道，她一點事兒都沒有，批假之后，她在宿舍開心得跳了起來。”

諸如此類的事情還有很多，學生們為了一些微小的自由找各種方法突圍抗爭，而身處漩渦中心必須背負所有責任的老師，跟在他們屁股后頭嚴防死守，努力從學生們的言語、眼神、肢體動作等等部分抓取破綻，以避免“出事兒”。

春天，嘉敏和同事們一起放風箏

剛開始教學生時，嘉敏試著在自己的能力范圍內給予學生更多自由，因為在她曾經的理解里，大學就是一個開放包容的地方，應當給學生們更多看世界的空間。但這種嘗試得到的回報是：學生們不聽她的話，和她對著干，甚至直接和她爭吵。

“你沒有辦法招架這些人，他們永遠都會跟你說謊。”

所以現在，她不得不像那些從業許多年的老師一樣，帶著懷疑的有色眼鏡去觀察學生的一舉一動：“我不信任他們，所以現在如果學生要請假外出，我就需要他們給我證明，告訴我，他們為什么要出去。”

嘉敏形容她和學生們的關系是一種貓鼠游戲，所有人都精疲力竭，而她，也“在做一些以前最不喜歡做的事情”。

“他們的家庭環境，沒有中間值”

但熬過最初的痛苦之后，嘉敏用了更多的時間來與學生談心，也開始關注學生們背后的家庭。

逐漸地，她發現，班上孩子的家境有著極其明顯的分割線。

她所帶的班級有四十五個人，其中八個家境富裕：在省會有別墅、家里開公司、不想學了就回家......父母對他們沒有要求，順利地拿到學歷就好——甚至，沒拿到也沒關系。

嘉敏所在的學院是經濟管理，專業大類是電子商務。她負責教授學生們直播營銷實務和新媒體運營相關。

她教過的一個男生，家里在當地開企業。來上學沒多久就選擇了退學，因為本來想著學點電商相關的東西回家幫忙，但上了一陣子之后覺得沒有意義，就直接離開，回家繼承家業。

當然，這是極少數。

班里剩下的三十多個學生，家庭信息表上天差地別卻又暗含一致——農民、務工人員、環衛工、擺攤、超市售貨員......

有的學生父母一方因工傷或是慢性病失去勞動能力，有的學生家里依靠母親替人賣熟食為生，有的學生依靠哥哥姐姐的接濟生活。

也是在和這些學生們更進一步接觸時，嘉敏感受到了生活的荒謬。

去年下半學期，有個女孩來找嘉敏申請走讀。

嘉敏一開始很疑惑，以為女孩是要兼職打工，多問了幾句。女孩最后哭了出來，說，爸爸媽媽臨時去深圳打工了，家里還有個上小學的妹妹需要照顧一日三餐。她還懇求嘉敏看看能不能讓妹妹住進宿舍，但被學校方面拒絕了。

最后，嘉敏只能加急為她辦理了走讀手續。

那之后，女孩的生活變得匆忙潦草。學校離家十公里，她每天要給妹妹做好早飯，送妹妹上學，然后自己來學校上早八；之后再在妹妹放學時去接，回家做飯，最后才完成自己的學業。

“其實有時候我跟她說，你如果遲到一點沒有關系的，但是，她從來沒有遲到過。”

嘉敏看過她和父母的聊天記錄，也并非是我們想象中那樣壓榨大女兒的狠心父母。他們會囑咐女孩路上小心，在女孩辛苦時安慰她，告訴她如果需要錢的話就直說。

但顯然，在賺血汗錢和照顧家庭之間，他們也只能選擇一頭。

貧窮圍困下的抱團取暖，即便摟得再緊，也仍是四面漏風。

在這個小小的班級里，貧富差距撕裂開猙獰的口子，而這中間，是令人恐懼的空白。

嘉敏自己的父母都是普通職工，念書時供她去補習班，高考前送她去藝考，大學畢業鼓勵她全職考研，研究生畢業鼓勵她全職考公。

在遇到這些學生之前，她從未意識到，這一路有多順遂。

“以前我覺得，我和他們的人生差距就在于他們沒有好好學習，但后來我意識到，我爸媽賺的錢很重要，我媽媽給我的耐心和鼓勵很重要，而我引以為傲的努力可能只占很小一部分。”

她的大部分學生，在初高中沒有辦法去上補習班，父母的人脈和眼界也不足以支撐他們去依靠信息差獲取更好資源。而那些家境優渥的學生，父母在他們讀書時期沒有給到正確引導，從未告訴過他們學習的重要性。

“他們想象不到生活有其他的可能性，這不是他們想要努力就可以夠得到的東西。”

而教學的日子久了，更令她感到驚悚的是，即便是在專科院校，家庭差距也依然深刻地影響著孩子們的學業。

她教授的課程與新媒體相關，所以大部分時候，她需要訓練學生們的網感，鼓勵學生們對各種熱點事件進行解讀講述。

嘉敏給學生們布置的作業

她會教學生一些公關理論常識，引導他們去思考市場營銷的本質，給他們灌輸品牌形象相關信息。

但——“有的學生可能連我說的那些熱點都刷不到，他們也不懂怎么去拆解信息。而那些家里有錢的學生，好像天然就‘靈光’一點。”

1998年3月，中國第一筆互聯網網上交易成功。2003年5月，阿里巴巴創立淘寶。2016年蘑菇街率先上線視頻直播功能，之后的5月，淘寶也開始用直播帶貨。

盡管發展飛速，但時至今日，這一領域完全興起也不過十余年。

但即便是在這樣一個還可以被稱作新興行業的賽道內，家境的影響因素依然分外鮮明。

“數字鴻溝”的概念再次被驗證，信息落差而導致的創新能力差別、應用程度差距，又一次成為了無數人越不過的玻璃天花板。

“他們不相信神話”

事實上，電商是一個造就了無數神話的專業。

互聯網上，總有各種各樣閃著金光的財富故事——女主播月入十萬、某電商直播一晚上營收超千萬、平臺節慶一秒破億......

在對話之前，我也以為，走入這個專業的學生大約也懷有同樣的夢想，會在大學期間就不斷嘗試實踐，然而并沒有。

對話中，我們談到了張桂梅鼓勵女校學生的一個情節：“讀出書來，你一個月賺八千！”但嘉敏搖搖頭，在她看來，這樣的金錢刺激并不適用于這些互聯網原住民：“他們只覺得我在畫大餅。”

“我說這樣會影響你成績，他說沒關系；我說你將來想干嘛，他說就自己呆著；我說你有沒有想過找工作？有沒有提前規劃？沒有，都沒有。”

當然，這也并不全是學生的問題。

有的學生在報考專業時渴望能夠通過自媒體變現，但進來之后，覺得自己“啥也沒學到”。

一方面，學校本身的資源不足，作為一個很依賴實踐的專業，學校合作的企業并不都靠譜，能夠讓學生學到的東西很有限。另一方面，課程設置上仍有不足，學生很難完成從課堂到社會的路徑轉化。

“他們每天都在學習著那些互聯網神話，但絕大部分人心里都認為，這個東西離自己很遠，他們也不對此抱有期待。”

開會時領到的教材

另外，在校外實踐兼職這件事上，嘉敏班里的學生再次步入了兩條截然不同的軌道。

“做兼職的、有自己的想法的、會想著做直播做賬號或者是去投比賽的，是同一群人。他們沒有那么努力，但是各種作業做得很好，從不請假，從不給老師找麻煩。”

家境較差的學生則分為兩種，一種拿著生活費渾渾噩噩，混日子過。“他們根本不會想未來，只想著我能不能再睡個懶覺？今晚這個游戲我能不能再開一局？我要怎么糊弄我的老師？”

學生交上來的作業

另一種，學習非常努力，但不會想到去利用專業賺錢，而是埋頭于書本，從第一天就開始準備專升本。

大專院校有一個上升通道是技能大賽，也就是說，學生可以通過技能大賽拿獎來獲得更多機會。

比如拿到省級一等獎，可以在專升本時免試一部分課程；拿到國家一等獎，可以直接參與面試。另外，拿到國家一等獎有機會以本科學歷回到大專當老師，在日后的就業市場上也很有優勢。

嘉敏在學校負責這類技能大賽的培訓，之前，她看中了一個學生的潛能，希望那個學生可以來參加集訓。而學生自己也想要參與，希望能夠從中學到東西。

嘉敏所在學校的橫幅

但集訓了一段時間后，學生的父親打來電話，語氣嚴厲地埋怨嘉敏：“你不要讓我們家孩子弄這些有的沒的，我就希望他好好學習，現在已經給他報了專升本的班了，他獲得一個好的成績就可以了。”

“他們還是認為，可以通過學歷的提升來獲得階層躍遷，書本更能帶給他們安全感。”

而正如我們熟知的另一些社會現狀一樣，在這樣的生態中，被傾軋更多的還是女孩。

嘉敏聽辦公室其他老師提起過班里女生辦退學的事，家里是兩個姐姐一個弟弟，父母希望兩姐妹都退學回家賺錢。老師很痛心，勸告說：“難道你希望你將來生一個孩子，父母學歷那一欄你只能填個中專嗎？”

女孩很努力地回家爭取了，但沒有用，最后，還是退學離開了。

有的女孩早早談戀愛，在念書期間休學回家生孩子；有的女孩因為身體不好吃藥，而被造黃謠。

嘉敏接觸過很多女性主義知識，她也曾經試圖給女孩們講述更多廣闊的概念，但女孩們很少聆聽。

那些互聯網上激烈的討論，并沒有任何浪潮能觸達她們的島嶼。

后續的職業選擇和就業空間也一樣，被男女刻板印象牢牢綁定。

電商行業里，女孩們更多被默認為做主播，很多商家也喜歡讓女孩當客服。因為女生總是更有耐心更能共情的，作業完成水平能力也更高。

“他們實訓過程里，有男生做客服還跟對面的客戶罵起來了，特別離譜。”

但與此同時，男性被鼓勵去做運營、統籌、數據復盤策劃......而電商行業中，相較于來錢快卻不穩定的主播行業，擁有技能實訓的運營，顯然有更大發展空間。

這種行業內的選擇也潛移默化地輻射到了學校里，嘉敏班上的一對情侶，女生做主播，男生做運營，當嘉敏提出讓女生參與數據分析時，她卻后退了一步：“這個我做得不夠好，還是讓我男朋友來吧。”

嘉敏看著她，很想說，其實你可以做得到，其實你可以做得很好。

但她還是什么都沒有說。

當老師三年，嘉敏感受到最多的是無力。

她無法真的教會每個學生去勝任工作，無法解決學生們之間巨大貧富差距帶來的隱形霸凌，無法幫助貧窮的女孩減輕生活負擔，無法給予潮水中的女孩們一棵覺醒的稻草。

甚至大部分時候，她必須作為嚴厲的老師，來規范班級內的秩序，保證每個學生的平安。

“我只能看著他們自己去消化一些事情，他們依舊要面臨他們生活中的困難，那些事情都只能靠他們自己去化解。”

“其實我特別想抱著他們一塊兒哭，但是我知道我不可以。”

但說完這句話，嘉敏還是哽咽了。